可疑的遗产：作为“历史助产士”的俾斯麦

源济

“守夜人计划”第4篇

可疑的遗产：作为“历史助产士”的俾斯麦

2018-12-18  苏琦  大家


导读

正是俾斯麦骨子里的保守主义本性及其驱动下的行为，令其根本无法践行自己鼓吹的和平崛起路线，反而为德国人民留下了“致命的遗产”。

围绕俾斯麦，长期以来有着两个似乎冲突的形象：奉行铁血政策的军国保守主义者和老成谋国的和平崛起主义者。

当人们探究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过时，不少人会指责从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再到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谱系，此时俾斯麦的铁血和保守政策会被视为乱源之一，认为正是俾斯麦令德国错过了向真正意义上宪政转型的机会，从而为纳粹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普鲁士军力大规模发展，领土大举扩张。

但与此同时，不少人又会以惋惜的心态指出，如果不是以年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核心的领导层背离了俾斯麦的守成路线抑或“伟大的遗产”，急于挑战当时的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更遑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后续一系列事件，德意志帝国就不会覆亡。

“领航员下船”的漫画：威廉二世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的首相职务。

如何令俾斯麦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形象“自洽”，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其《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和《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等著作中，试图通过对历史进行如下“重构性诠释”加以解决：普鲁士并没有那么军国、保守和反动，相反，作为一个人为铸造或拼凑的国家，出于对人力资源的渴望，普鲁士对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的宽容堪称时代楷模，而其为打造一支高效军队而不断提升国家效率的努力，更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各王国中现代程度较高的一个，只是后来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来更为现代的国家理念才使其相形见绌。

哈夫纳的著作《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和《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而俾斯麦当然也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者，他被描述为一个出于普鲁士利益至上原则，而顺应了德意志民族主义潮流的保守派官僚。他满足于北德意志邦联这样一个形式和规模的扩大版的普鲁士，而对于要不要以及如何与南德联盟合并一直心存犹疑。如果不是拿破仑三世的“冲动”，导致普法战争爆发，进而将南德各邦“推入”北德邦联的怀抱，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因此在哈夫纳看来，当俾斯麦说德国已经“饱足”并满足于现状时，他是真诚的，并非权宜之计。可问题是普鲁士或许满足于“长大”为一个大德意志，而一个大德意志却很难满足于现状，这也就不是俾斯麦所能左右的了，而随着普鲁士日渐被德意志帝国“吞噬”，情形更加难以逆转，直至最后普鲁士本身也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殉葬品。

俾斯麦

相比哈夫纳这种略带有“吾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亡”气味的解释，其德国同胞和同行克里斯托弗·诺恩的解读更为丰富也更为合情合理一些。

在传记的前半部分，诺恩在描述俾斯麦顺应抑或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以遂行普鲁士利益方面，与哈夫纳差别不大，其对俾斯麦面对德意志帝国内政外交挑战不如“扩张”普鲁士阶段那么得心应手的展现，也基本重复了大普鲁士VS大德意志的张力模式。一如其书名《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界》，就明示了俾斯麦之“普鲁士”面向的成就与挫败。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德]克里斯托弗·诺恩 著，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但是与哈夫纳相比，诺恩更为斩钉截铁地认为正是俾斯麦骨子里的保守主义本性及其驱动下的行为，令其根本无法践行自己鼓吹的和平崛起路线，反而为德国人民留下了“致命的遗产”：扩张殖民地的狂热和针对农业的保护性关税。前者吊起了德国民众的胃口，令德国海军的建设变得不可或缺，进而引发了和英国海洋战略的对峙；后者伤害了沙俄的农产品出口，令德俄关系渐趋恶化，三皇同盟（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及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斯·约瑟夫）形同虚设，并将沙俄推向了法国。

在诺恩看来，俾斯麦在对殖民地明确表示没有兴趣后不久，便毫无防备地在殖民地政策上挑起与英国的矛盾，主要出于内政的考量。他担心有着自由主义倾向及英国夫人的腓特烈王储上台后，会和议会中可能的自由党多数在未来结成同盟，从而不仅威胁他自己的地位和政治存在，也会危及德国的保守主义事业。

从殖民地政策入手能够一箭双雕，一方面挑起德意志帝国和大不列颠的纷争，可以离间作为帝国官方政策代表的王储与亲英的自由党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引发国内公众对殖民主义的热情，便可令反对殖民政策的左翼自由党人输掉议会选举。王储的早逝和左翼自由党人的失势令俾斯麦大获全胜。

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帝国议会。

在达到自己内政方面的目的后，俾斯麦从殖民地政策中“及时撤退”了，似乎再次证明了一名老臣的戒慎恐惧，然而如诺恩所言，德国1884/1885年短暂的殖民主义插曲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俾斯麦没有主动推行殖民地政策，那么德国可能根本拿不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海外领地，如此一来，建设海军舰队便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动因。

同样出于内政考虑的、旨在保护容克地主盟友利益的关税政策，也充分反映了俾斯麦的保守主义面向：农业是保守主义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支柱，也是在他看来“牵制工业化所产生不良影响”的工具。同样，这一政策也在外交层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拖累了柏林会议之后本已十分紧张的德俄关系。

换言之，即使俾斯麦不被罢黜，也无力扭转由自己设定的定时炸弹，遑论什么“无法继承的伟大遗产”。而更令读者多少感到有些“耸人听闻”的是，诺恩断定俾斯麦的被罢黜避免了有可能提前到来的大国间的冲突。俾斯麦被罢黜不是因为极力劝阻年轻德皇的好胜扩张路线，而是因为在后者打了退堂鼓之后，仍一意孤行欲发动废止议会的“政变”，甚至不顾欺君之嫌。

德皇威廉二世

在诺恩看来，如果“政变”成功，德意志帝国便会走上君主专制的俄罗斯道路，这样一个没有了议会掣肘同时又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德国，很可能会在俾斯麦的带领下更早走上四处出击的道路，一如面对合法性焦虑的沙皇试图通过外交战线的发力转移国内矛盾，结果在土耳其海峡、巴尔干半岛、中亚和东亚频频出击却不断收获苦果那样。

与此同时，俾斯麦还昧于时势，看不到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以为充斥着密室政治气息和伟人决策风格的神圣同盟时代的外交能一直延续下去。事实上，无论是他无意和好的法国和从内心深处拒斥的英国，还是有心长期拉拢的奥匈和沙俄两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内部，民族主义的潮流都已沛然莫之能御，统治阶层纵横捭阖的空间日趋逼仄。比如俄罗斯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结构性矛盾，背后便有着越来越强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德意志主义的推手，德国想在中间充当和事佬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使命。也因此，无论是作为神圣同盟僵尸复活版的三皇条约，还是德俄再保险条约，与其说是充满想象力的天才构架，不如说是旧时代垂死挣扎的挽歌。

吊诡的是，正是“保守”的俾斯麦当年大力支持引入普选制度，从而助推了大众政治的到来，虽然他的初心是通过大众民主主义来反制自由主义权贵阶层，一如他当年“利用”自由民族主义来反制那些怕损害自身特权因而反对德国统一的保守派王侯将相们。除此之外，俾斯麦还促成了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从而令德国在打造“福利国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虽然他的初衷是通过这些胡萝卜来分化他正在用大棒打压的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基础。

俾斯麦开启的德国社会保险制度

那么俾斯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一个能够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的帝国缔造者和其遗产“伟大”到别人无法继承的老成谋国者，还是一个借力打力时而顺应潮流时而被大势甩在身后的“历史的助产士”呢？ 诺恩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俾斯麦以民族主义为马，抑或为民族主义做马，或许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归根结底，人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其一生，俾斯麦眼中的和实际身处的德国，都是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充满农业色彩的国度，这解释了为何他在顺应完成德国统一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使命后，又“陷入”了保守主义政治的泥淖，从而几乎毁掉了毕生的功业。

然而，这并非是历史提前规划好的注定要上演的剧本。俾斯麦到底是太“善变”抑或过于“顽固”，既涉及人们到底如何精准定义变迁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又取决于这些意识形态在其间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境，比如在贯穿1870年代的萧条时，如果占据议会多数的不是民族自由党人，那么俾斯麦领导的保守主义“逆转”或许便不会那么成功，就像在法国和意大利，萧条的罪责被算在执政的保守派头上，从而导致了一场反保守主义革命。

由此便触及了这本俾斯麦传记的核心命题：历史人物并非黑白分明，其所使用的工具也并非总是一以贯之，其在历史中的作用也并非只有改天换地与被动无为之两造，真相或许就在两者之间。而后人对俾斯麦神话的反复构建与解构，以及对其遗产的多重乃至相互冲突的借用，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