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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福泽谕吉为什么告别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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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08:2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福泽谕吉为什么告别儒学

2018-12-05  张宏杰  大家


导读

“千百年来的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学者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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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万日元(日本纸币最大面额)上那个日本人的头像,许多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以为是哪位天皇。其实他不但不是天皇,甚至连官也没当过,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级别”的学者而已。

能够登上这样大面额的纸币,足以证明他的重要性。确实,他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很多读者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可能很多人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和中国有关。

福泽谕吉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位忠实的儒学信徒。福泽谕吉说:“从父亲遗留的手书,便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汉儒。”他崇拜中国文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谕吉诞生那一天,他恰好得偿夙愿,购得了一套中国清王朝的《上谕条例》,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福泽百助坚定地信仰儒学,一举一动都谨尊圣贤的教导,“即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因此自然以儒家之道来治家。福泽谕吉说,“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传统。”因此,“家兄……与纯粹的汉学者一样注重孝悌忠信。”有一次兄弟两个人谈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按孔孟的教导活着,“至死也都是忠信孝悌”。

虽然父亲在谕吉幼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确立的儒者家风却长久地影响着这一家人:“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兄弟姊妹从不吵架。不只如此,无论如何绝不做下流之事。没有人教导我们,母亲也绝不是唠叨的人,我们自然而然如此,这大概是父亲的遗风以及母亲感化的力量吧!”

福泽谕吉开蒙读书之时,日本还处于传统时代,因此他很自然地跟随老师系统学习了从《孟子》、《论语》到《诗经》、《书经》、《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中国经典,自己还阅读了《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大量史书。福泽谕吉说自己最拿手的是《左传》,“大多数塾生只读了十五卷中的三四卷,我则全部通读,且反复阅读十一遍,有趣的地方就背诵下来”。他“因此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从哪个方面看,都早早成了一个儒学学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中国文明中吸取了大量养分的人,后来却坚决地告别汉学,转而激烈批判“咒骂”儒家。他大声宣称,日本要迈向文明,就不能再做“汉儒”的“精神奴隶”:

“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就要变成了禽兽世界……。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败之流毒以至于危害国家则决不可饶恕。我辈所以极力排斥而毫不假贷也。”

这种行为当然是“恩将仇报”,福泽谕吉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他在《自传》中称自己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极恶的邪道。”

那么,是什么让他成了一个“恩将仇报”的人呢?

谕吉对儒学的“仇恨”,首先根植于他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当中。

福泽百助的出身和儒家圣人孔子相似,也是一个低级士族。孔子当初给贵族家当过会计,他也在大阪中津藩担任会计的工作,薪俸微薄,地位低下。

谕吉说,他的父亲虽然博览群书,很有才华,但限于等级世袭制度,满腹经纶无法施展,一直郁郁寡欢地做着他根本不喜欢的会计工作,才到中年就饮恨于九泉之下。因此谕吉说,“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

在传统日本社会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森严不可侵犯,等级意识无所不在。平民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和在路上骑马都是非法的。福泽谕吉后来在《劝学篇》中说,在日本幕府时代,且不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将军饲养的鹰比人还要尊贵,在路上碰到‘御用’的马就要让开,总之只要加上‘御用’两个字,就是砖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贵的东西”。

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走进屋里,无意中踩到了他的大哥平铺在室内的一张废纸。结果大哥勃然大怒,给了他一顿狠狠的教训,原来废纸上写有藩主“奥平大膳大夫”的名字:践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谕吉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向哥哥谢罪,心里却非常愤愤不平。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谕吉从小不断感受到的,是高门第者对自己的歧视。他后来回忆说:“武士阶级的门阀制度非常严谨,一成不变,不仅公事上如此,个人的交往上,甚至小孩的交往,都严守着身份贵贱的等级;上级武士的子弟对我们下级武士的子弟使用不同的语言,连小孩子的游戏都扯上门阀制度,难怪我会满腹牢骚。可是,我和上级武士的子弟到了学校,在读书讨论会上,每次都是我成绩较好。不仅学问如此,在体力方面我也不输他们。尽管如此,在朋友交往或小孩的游戏中都摆脱不了门阀制度,真是霸道。虽然我尚年幼,但仍感到忿忿不平。”

这种出身和经历,塑造了他的叛逆气质,导致他对“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的终生反感。成年之后,他意识到诞生于中国封建时代(越来越多地人认同秦代以前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也即“封土建国时代”——作者)的儒家学说正是等级制度最有力的维护者和辩护士,因此不免回过头对儒家学说的名分思想大加抨击:

“千百年来的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学者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

虽然对基于儒家学说的等级制度充满反感,但是福泽谕吉早年并无法在学理上反驳它,因为在传统东亚社会,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有能力告别儒学,是在他接受西学之后。

福泽谕吉二十岁那年,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黑船来航,日本开国。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所有日本人的命运。

黑船来航使日本全力加强国防,研究炮术成为一时风气。在开国之前,日本已经存在悠久的“兰学传统”(锁国时代,日本和欧洲仅保留了与荷兰通商这一孔径,一批学者借助荷兰文了解外界),时人认为要学习炮术就必须先掌握荷兰文,于是二十一岁的福泽离开故乡,到长崎学习“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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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事件后日本人笔下的美国人佩里形象

福泽在长崎攻研荷兰语原著,学习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天生有一种“为学习而学习”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学习非常刻苦,因此这段学习为他奠定了良好的科学知识基础。

在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它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立竿见影,为西方文化构建了一种整体可信的面貌。在学习了西方近代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后,福泽就开始对中医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医所学不过是些“空虚、抽象、莫名其妙的课程”,同时也开始对儒学产生了初步的反感,感觉儒学不是实学,空疏无用。他后来说:“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读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像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财;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

学习兰学,让福泽意识到西方学术的巨大价值。而后数次出访欧美,更让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为直观和深入。

安政六年冬,谕吉获得一个机会,做为随员随日本使节团到美国交换商约。这是谕吉平生第一次出国,不过因为职务繁忙,也因为语言障碍还没有突破,在对美国物质发达的外表感到惊讶的同时,他对西方的伦理价值感觉很不理解。福泽记载的一件小事,可以显示此时的他对西方社会和文明的隔膜:

当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遂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不是别的,我问的是华盛顿的后代子孙情况如何。那人回答说:“华盛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显得非常冷淡,实在叫人想像不到,真够怪的。美利坚是个共和国,她的总统是四年改选一次,这一点当然我很知道。可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的头脑里存在着对源颓朝和德川家康的传统看法,从这点推想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对上面那种回答,我却非常惊讶,当时觉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根清楚。这个问题在道理上讲,本来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可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上的事情来说,我就有些莫名其妙。

儒家文化强调慎终追远,且不说孔子的后代历代封爵,受人崇拜,连明朝皇室的后代,到清代也能封为“延恩侯”。因此西方人这种对开国领袖后人的冷落在福泽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让他感觉非常“莫名其妙”。

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译员,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英语进步很快,此时语言障碍已经破除,他对欧洲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他感兴趣的许多问题,比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都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回国之后,他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这部书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多,影响了维新政府的政策。

一八六七年,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获得机会再度赴美。使团参观了美国国务院,见到了《独立宣言》的草稿,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福泽自己还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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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文明的多次直接接触,使他对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长短优劣有了深入的对比,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度转变。天生叛逆的他迅速接受西方人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他后来在名著《劝学篇》开头,将《独立宣言》中的“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翻译成“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宣布与儒家的等级尊卑学说决裂。

福泽彻底接受了“西方中心观”,认为西方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而儒学只是一种“半开化”的文化。原本在他看来非常高明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比起来,竟然一下子变成了“糟糠”。

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这样说:“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

也就是说,古代日本在文化荒芜的时候,移植中国文化当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比如当一个人快要饿死时,即便是糠麸也肯定要拿来充饥。然而,当他能够吃到美食的时候,就应马上倒掉手中的糠麸。

他与儒学分道扬镳,在思想上“脱亚入欧”,从此花费巨大精力,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西方文化,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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