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上药的人丨人间

源济

吃不上药的人丨人间

原创： 开弓 人间theLivings 2018-11-19

如果说仿制药还算得上是官方默许购买的假药的话，那么原料药就完全是被医生们全盘否定的“烂药”。

配图 |《我爱你》剧照

出了地铁口，从热腾的“人气儿”中脱身出来，方才觉得春寒料峭。我裹紧大衣，朝一旁的“耙耳朵（三轮车）”招招手：“民生医院走不走？”

三轮车里很快探出张中年女人的脸，黑黢黢的眼袋几乎要垂到地上，冲我嚷了一句：“5块钱5块钱！上车嘛，两分钟就到！”

我跨步上前，矮身钻了进去。刚一坐下，臀大肌就被冰凉的铁皮座椅激得一阵收缩，让我倒吸了口气——幸好医院离得近，忍忍吧。

三轮车一路风驰电掣，没几分钟，民生医院大楼的一角已然在望。

从省三甲医院辞职后，我先后供职于一家骨科医院和一家整容医院，但冥冥中似有某一种不可抗力般，这两家民营医院都在我入职后两个月内倒闭。于是乎，我欣然接受了朋友赠予的“医院终结者”称号，开始另谋出路。

一番斟酌后，我将目光投向了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临床药物试验行业，这个行业里与我专业最为对口的，是“临床协调员”职位。2018年年初，经过4轮严格面试，我顺利进入国内一家排名靠前的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公司，从一名护士变为了一名临床协调员。

CRO公司听起来玄乎，其实就是个连接药厂、医院、患者的第四方桥梁。在我国，任何新药研发出来后，都必须经过至少三期的临床试验方能投入市场。各大药厂研发新药，合作医院的医生负责药物的试验研究，健康人或患者自愿参与试验，药厂则委托我们公司去全程为该项目保驾护航，提供招募受试者、试验监察、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等服务。

下了车，我匆忙朝住院部走去。住院楼前的木质回廊里挤满了人，个个睡眼惺忪，神色困顿，正一口肉包一口雾霾地吃着早饭。回廊过道里十几条褥子皱皱巴巴堆在地上，像梅雨季节里散着潮气的咸菜。

“……住院3天，就吃1次药，抽几管血，安全得很！”

“5000块钱营养费，出院就把钱打你卡上，干不干嘛？”

我闻声转头，离我三四米远处，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正坐在石凳上，塌着腰，摆出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态，跟旁边的年轻小伙说着话。年轻小伙咬着油乎乎的饼子，觑了他一眼，半天没有接茬。

我心里叹气：得，又是个黑中介。

从早年开始，作为对受试者为临床试验做出贡献的肯定，研发新药的药厂会给予每位受试者一笔不菲的经济补偿，官方名义是“营养费”。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试药人”团体悄然壮大，甚至开始出现“职业化”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又直接催生出另一种新兴的灰色职业：试药中介。

没有相关法律规范，更无所谓道德约束，这些试药中介逐渐“打造”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般由高级中介花大价钱从药厂合作医院那里取得代理权，然后雇佣低级中介去招募受试者，层层剥削，牟取暴利。低级中介们往往都是从“职业试药人”转化而来，租住在医院附近，身份可能是学生、赌徒或欠贷者。为了拉到受试者，他们向医院的患者家属们宣扬“以试养医”——即家属在试药中心参与试验，所得经济补偿便可用来给患者治病。

可事实上，这些受试者应得的经济补偿，其实远不止实际拿到手的那个数字。

绕过住院楼和嘈杂的人群，我小跑两步，跨进一扇铁门。门后便是医院的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三层独栋，掩在一片青翠之间，倒显出几分幽僻。

刚踏进一楼GCP（临床药物试验）办公室的门，GCP护士就从电脑后支出脑袋，瞪着我说：“你迟到了啊！最好搞快点，等会儿会有受试者来拿药。”

“噢好。”领会到她语气中的不快，我赶紧应声点头。

办公室右手边的资料柜填满了整面墙，柜子里是大大小小几十个蓝色文件夹和两个大纸箱，装的全是跟试验项目有关的文件物资。

一个月前，公司接了一个美国进口新药的四期试验项目，让我全权负责协调工作。

而早在这个四期项目启动前，这款代码为S7的新药就已在国内引起了医生和病人的高度关注：它不久前刚结束了全世界范围、针对肺癌晚期患者的三期临床试验，且已获批上市。对比化疗能达到的30%的肿瘤缩小率，这款新药堪称疗效惊人——前三期临床试验数据表明，S7的肿瘤缩小率为71%，肿瘤控制率高达90%，而更为难得的是，它的毒副作用远远弱于化疗。

除了这些亮眼的实验数据，S7能在国内医疗领域引起轰动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点——它只针对某一特定基因突变的肺癌，而这种肺癌患者，亚裔最多，其中中国人又占了大头。

可没等国内肺癌患者的兴奋劲儿缓过来，一瓢现实的凉水先当头淋下：一瓶S7的市场价为52000元，一年算下来，光是买药起码都得六七十万，普通家庭根本难以承受，当真是拿钱续命。

虽然已经顺利上市，美国药厂总部还是继续在多个国家内发起了S7的四期试验，想进一步搜集更大范围的试验数据。我手上的这个项目，便是其中之一。

在被选进这个项目的受试者看来，“试药”更像是一个免费服药的天赐良机。他们并不在乎这次试验的目的、结果或是其他，只要将药递到他们手中，他们就会乖乖地从头到尾严格遵守试验规则——毕竟，在5年生存率不足18%的残酷现实面前，活命就是他们心里最紧要的规则章法。

从资料柜里取出公司配备的笔记本后，我快速开机登录进总药厂的内部系统。页面刚加载出来，里面密密麻麻的英文，让人头大。鉴于我的英语已经退步到近乎文盲的水平，我掏出手机，决定下载一个翻译APP，免得出纰漏。

APP的下载进度条还没拉到一半，办公室虚掩的门口就探出半张中年男人的脸，挂着讨好的笑，问：“请问，这里是拿药的地方吗？”

“是的，你是受试者吗？”我有点怀疑——按理说，得这种肺癌的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这精神面貌，也不像个肺癌患者。

说话间，男人将门小心推开，扶着个老头走了进来：“不是我，是我父亲。”

老人脸上泛着病态的潮红，走两步就剧烈咳嗽，咳到几乎脱力。我赶紧拉了张凳子过去，男人道了声谢，扶着他父亲坐下。

“你们的编号是多少呢？”等老人捂着胸口顺过气，我开口问道。

男人“噢”了一声，从腋下的皮包里摸索半天，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杵在眼前看了半天：“噢……编号是……ZD2379，嗯对……”

我起身到资料柜前，里面的蓝色文件夹上都贴着每个受试者的编号。在所有临床试验项目中，受试者都只有编号没有名字，文件夹里装的则是他们的既往病历、参与试验的知情同意书等隐私文件，还包括一些与试验相关的基因检测报告。

按顺序找过去，我很快找到了对应编号的文件夹。所有文件核对完后，GCP护士放下手里的活儿，拿着台式血压计过来给老人测血压。我从物资箱里捡出一瓶S7，一边在本子上仔细登记药的批号，一边随口问道：“老大爷之前是吃的啥药啊？”

“吃的药啊……好像是什么沙，具体我也忘了。”中年男人挠头思索半晌，还是没能想起来。

我拿过老人的文件夹，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应该对他服用的药有记录。那张A4纸上打印着一张模糊不清的药品说明书照片，整页全是缥缈神秘如梵文的文字符号，只在页面右下角印着几个蝇头小楷：易X沙，孟加拉国产。

原来，这位老人也跟其他受试者一样，之前吃的都是从印度或孟加拉带过来的仿制药。

登记完毕，我起身将药递给老人，并详细交代用药的注意事项：“老大爷，我跟你讲哈，这个药吃了可能会拉肚子、身上起疹子，你吃药这段时间有任何不舒服都要写在这个小本本上……”

“你说啥？我听不咳咳咳……”话没说完，老人又俯身捂着胸口直咳。

我倒是忘了，这些受试者之前吃的药、做的化疗都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指毒物、药物或某些物理因素对耳蜗系、前庭系和位听系等耳器官所致的有害作用，引起的结构和功能性损害），长久下来，他们的听力应该已受损不轻。

我清清嗓，正准备提高声调重新说一遍时，办公室的门口不知何时又来了对老夫妻，我一转头，正对上他们那两双惶惶又隐含期待的眼睛。老太太形如枯槁，面上毫无生气，枣红色围巾遮了半张脸，只露出高高隆起的颧骨，和扇动明显的鼻翼，看起来是癌症患者无疑了。

走近两步，我轻声询问：“大爷大娘，你们是过来拿药的吗？编号多少呢？”

老头拉着老太太的手，一点一点怯怯地往我这边挪：“姑娘，我们上回来过，你们说是检查不得行，就没让我们参加咧。这回我这老婆子是难受得遭不住了，我才又把她带过来，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了啊姑娘……谢谢……”

老头将老太太安置在凳子上，伸手往灯草绒外衣兜里掏。他掏得缓慢而小心翼翼，我这边倒也不急，抓紧继续跟之前那个中年男人交代服药的相关事项。

伴着窸窸窣窣的声音，后进来的老头掏出几个超市购物袋，挨个翻找，终于将一摞折得四四方方的病历递了过来：“麻烦你了姑娘，你再给看看吧……”

“没事儿哈，我先给您看看。”我接过病历，开始逐页查看——既往病史、治疗手段、病历报告，这位老太太确实符合所有入选标准，但……

“大爷你看这儿，大娘这个体检没过呢，”我把所有病历折好递了回去，又指指体检报告里的心电图，“大娘的心脏不太好，这个药不能吃，你们参加不了这个项目。”

我说完，老太太倒没说什么，老头却是急了：“姑娘，我们实在是莫法了，医生先前说老婆子这情况也开不得刀，买药切（吃）呢，刚开头那阵儿还有点用，后头就不咋顶事了。我们听别个在摆（说），说是你们这个药效果好得很，反正是免费的，你就发发好心，给我们拿一两瓶行不？要是不得行，我花点钱，你便宜点卖……”

“老大爷，我们都是给别人打工的，这种事我们说了不算。”GCP护士很快打断他，“再说了，且不说大娘的心脏不太好，就是光吃这一两瓶也不管用啊，得长期吃才有用，但是长期吃的话得花不少钱，你们肯定负担不起的。”

听完GCP护士的话，老头还是不死心：“姑娘，你们都是好人，求求你们给我们拿一瓶药吧，我老婆子这样子也莫几天活头了，你们就当是做好事了……”

“哎呀，老爷子，咋个跟你说不听呢？我都说了，这个项目你们不能参加——要不然你这样，”GCP护士将血压计收起来，转头看着那对老夫妻，“我们这个药在印度那些地方产的仿制药也出来了，你要不跟你儿女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门路搞到这种药？”

“仿制……啥子仿制药？”老头见我们依旧无动于衷，显得很是失望。

“仿制药其实也就是假药，”GCP护士看了看先前那对父子，语气有些犹疑，“虽然是假药，但是效果还算可以，最主要的是价格便宜，估计就5000多块钱。”

老头眼里燃起一丝希望：“那姑娘，这个药要到哪里去搞？”

GCP护士显然没料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一时愣住了：“啊？这个，我们咋个晓得呢？”

她说的倒是实话，虽然之前我们接触过不少买过仿制药的受试者，但他们的药是怎么搞到手的，我们还真没问过。

我想了想，转头看向先前那中年男人：“你父亲之前吃的这个仿制药，是在哪儿买的呢？”

中年男人搓着手，笑得有点尴尬：“我们是之前报了个旅行团自己去孟加拉买的。你们也懂吧，从别人手里买的话，一个是违法，二个是怕买到假药……”

买假药的人怕买到假药，这话听起来怪，却又是事实——仿制药本身就是假药，每一批次甚至每一瓶都会有差异，无从辨别真伪。从别人手里买，的确是来路不明、风险未知。

“大爷，你听到了吧？回去跟你家儿女好好商量一下，让他们来想想办法嘛。”我看向那位老大爷。

他却仿佛没听到似的，一脸愁容地站回老伴身边，半晌没说话。老太太从围巾里抬起头来，伸手扯了扯他：“老头子，咱回去，别给人家添麻烦了。” 

中年男人带着他父亲走后，那对老夫妻也一步两回头地跟着出了门。

我起身去关上门，GCP护士一边在电脑上做表格，一边随口说道：“要我说啊，这老两口肯定没什么钱买药，就算是仿制药，那一年也得花不老少钱啊。你说都活到这岁数了，他们还有啥看不开的嘛，实在没钱就不治了呗。”

我没有说话。透过窗户往外看，那对老夫妻正站在院里跟那中年男人说着话，神情颇是急切。我这才注意到，那个老头竟比肺癌晚期的老太太还要消瘦，他佝偻着背，远远看去，像一截被强风压弯的枯枝。

原本我以为不会再见到那对老两口，可没想到半个月后，他们又来了。

那天我正抱着一摞材料打算去呼吸科找主任签字，刚一开门，两张黑瘦干瘪的脸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眼前。见我走了出来，老头连忙整理了下衣服，拉着老太太朝我靠近两步：“姑娘，你看这……我们实在是莫法了，又来麻烦你了……”

他笑得干涩而窘迫，嘴唇上裂了几道口子，不知是因为缺水干的还是给风刮的。

“没事儿，您先进来说吧。”看着他们绒帽下露出的一抹白，我涌到嘴边的拒绝被生生击碎。

等他们坐下，我倒了两杯水递过去，他们不住地道谢。

“姑娘，要不是我们老两口实在是莫得法，也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们。”老大爷从胸前的兜里掏出一条雪白的手绢，一边仔仔细细地给老伴擦着洒到衣襟上的水，一边跟我们说明来意。

自然，又是来讨药的。

GCP护士皱眉，冲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快点解决这事儿——等会儿有项目负责人要过来这里，商讨下一个项目的事宜。

我虚叹口气，抱起资料：“老大爷，这样吧，我现在有点事要去门诊楼那边，要不我们边走边说？”

一路上，老头攥着老太太的手，翻来覆去对我说着车轱辘话，我想着项目上的事，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两句。直到我走到呼吸科门诊大厅，他们还是亦步亦趋跟着我，半点儿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有点头疼了。

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全是排队等着看病的患者和家属。通往问诊室的入口处，有俩实习护士一左一右站着，扯着嗓子不停地喊：

“莫挤！一个一个进！”

“你好多号？”

“前面还有十几个号，再等一下！”

“......”

我带着老夫妻一路披荆斩棘，好容易挤到通道口，一个实习护士不耐烦地冲我喊：“挤啥子嘛挤！按号数排队！”

我冲她扬了扬手里的项目资料：“我不是看病的，是来找主任签字的。”

她警惕地看了看我，又歪着脖子在资料上来回看了几遍，才终于将我们3人放了进去。

大抵是因为上位者都有各自的骄傲和排面，我趁着没患者的空档，在主任诊室三进三出，都没能让主任屈尊降贵给我签字。在诊室前尬笑着徘徊了半个小时，我才终于领悟到同事跟我吐槽过的“工作心得”——“干咱们这行啊，其实最难的不是跟受试者沟通，也不是处理那一大堆繁琐的事，而是找PI（项目研究负责人，一般为科室主任）签字。”

同事在微信群里安慰我：“等着呗，等他心情好了就会签的。老娘上次等那个傻X李主任签字足足等了4个小时呢，你这算啥。” 

我抱着一大摞资料，在门诊室前的塑料长椅上坐下。

“咳咳咳——”一阵急促的咳嗽声突然响起，我扭头，发现那对老两口也坐到了我旁边。老太太一张蜡黄的脸涨得通红，捂着胸口咳得厉害，伴随着剧烈咳嗽，还有零星唾液飞溅出去。在门口等候的病人和家属见状，赶忙捂鼻走远几步。

老头抱着老太太，一边抚背顺气，一边从手里的布袋子里掏出保温杯，将冒着热气的水倒在杯盖里，递到老伴嘴边。

“老大爷，之前不是叫你们去问问仿制药啊？”我有些不忍，终于开口。

“姑娘，你们说的那啥仿药啊，我回去问了，莫人弄得到啊，唉……”

“那你们儿女呢，他们总有办法的呀？”

这句话说完良久，却没听见他回答了。

我以为他没听到，正要重新问一遍时，老头耷拉着眼皮，摇了摇头：“我儿子，早就不认我们老两口了……”

在这嘈杂的诊室走廊里，老头跟我讲了儿子不管他们老两口死活的原因。

跟大多数小城镇家庭一样，老两口的儿子和儿媳早年去了广东打工，留下两岁多的孙子让老人照顾。一个寻常午后，老头给小孙子剪脚趾甲，一不留神，剪破了个小口子。老人也没当回事，用水擦了擦，便放孙子跑出去玩儿了。

第2天，孩子脚上的伤口有些红肿，走路也有些异样，老头就把孙子带到附近的卫生院，简单消毒清洗了下伤口；可到了第4天的晚上，孩子开始持续发烧，还不住地打摆子，一开始还只是脚踝肿，发展到后面，整条腿直接肿到大腿根，一碰就叫疼。

老两口彻底慌了神，赶紧连夜把孩子往市里送。送到市医院后，医生摸了摸孩子的腿，登时急了：“怎么这时候才送来！”

紧接着，孩子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一天之后，孩子就死了。

“唉，都怪我……是我害了我浩浩，”老头抬手揉了揉眼睛，“你说，这好好的，怎么剪个脚趾甲就死了呢？”

我心里堵得紧。听完他讲述的细节，我大致猜到，那孩子应该是死于脓毒血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伤口，几天的持续感染，就足以夺命。可这些，哪里是这些老人懂的？这样惨烈的结果，任谁都不会料到。

老头还在自怨自艾，他捂着脸，啜泣声从指缝中溢了出来：

“那以后，儿子儿媳妇就恨毒我们了，说是我们害了浩浩，就再没回来过……

“我不怪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我跟老婆子现在也老了，也不图啥了，就想给老婆子好生治治病，再多陪我几年……

“要是她也走了，我也没啥活头了……”

我一时默然，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

讲累了，老头起身去了厕所，看着他步履蹒跚，我不免觉得有些心酸。

“姑娘。”一道沙哑声音响起，我转头看过去，老太太正倚墙看着我，有气无力道：“不好意思，老是来麻烦你。”

“没事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我勉强笑了笑，“不过你放心，我这段时间一定替你们多留心着，看看有没有其他公司在做类似药物的试验……”

“其实呐，我早就不想治了。”

闻言，我心里咯噔了下，怔怔看向她。

“咳咳……是啊，哪个不惜命呢，”老太太皱着眉，右手一直捂在胸口处，“但是我也晓得，我这病根本好不了，花再多钱都是浪费。”

“再者说，外人三四哪儿晓得得癌的滋味呐？这几年，我硬是没一天过得舒心。每天都在咳，有时候血都咳出来了，又喘不过来气，胸口也痛得遭不住，你说这日子能好过吗？”老太太说，“我现在活起，纯粹就是在吊命。要不是看老头子一个人造孽，我早就喝瓶农药死了算球了，唉。”

我忽然想起自己当护士在肿瘤科实习的日子——那时候我每天在各个病房忙碌穿梭，听家属说的最多的就是“麻烦你们好好治，一定要让他多活几年”；而听患者说的最多的，却是“求求你们，我不想治了，让我早点死吧”。

千言万语梗在喉咙里，而最终，我也只能沉默。

我给老头承诺，会尽力帮他们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公司在做类似药物的临床试验。见我言辞恳切，他留下电话，满怀希望地牵着老伴的手离开了。

我在心里虽然完全理解老太太的诉求，但既然答应帮忙，也确实没敷衍。只是在那之后，我虽多方询问，但结果还是让人失望——近年来，研发出来的肺癌药物实在寥寥无几，效果斐然的，更是只有我手上的S7。

最初的时候，老头隔三差五就会用他那个破旧的老人机给我打电话，急切询问事情进展。老人机许是听筒出了故障，他总听不清我说的话。我只得耐着性子一遍遍地重复：“对，找不到合适的药”、“我们这个药真的不能用”、“我会帮你们再想想办法的”。

每当我说完这些后，老人的语调也越来越低，最后都以一句“谢谢你了姑娘，还得麻烦你多费心了”作为结束语。

我明白他的失望，但我也无可奈何。在无可治愈的癌症面前，本来我们能做的就有限，更何况，也许在患者本身看来，这些努力反而是最难以拒绝的累赘。

最后一次见到这对老两口，是在民生医院附近的一家面馆里。

医院附近的饭馆生意最是火爆，那天正是饭点儿，我等了十几分钟才等到一个空位。待我抽出纸巾准备擦面前的桌子时，一抬头，却见老两口正坐在不远处，桌上放了两碗面条和一碗糯米圆子。

略加思忖后，我打消了上前打招呼的念头——事情既然已无转机，不打扰，也许就不会给他们平添更多烦恼了。

我叫了一碗牛肉面，一边吃，一边忍不住往那边看。老太太比上次见面还要瘦些，几乎快脱相了，她拿着筷子才吃了两口，就有气无力地放下，不时拿左手握成拳，一下一下往胸口敲。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在说“难受”。

老头也顾不上吃饭了，一会儿倒水，一会儿抚背，待老伴缓过来后，又端着糯米圆子一勺一勺喂给她吃。有几次老太太转头看着他，他就“嘿嘿”笑两声，嘴里絮絮叨叨说着话，目光极尽温柔。

见他们吃得慢，店里的服务员到底不耐烦了——毕竟客流量大，医院附近的饭馆大多做的就是速食生意，只图食客速战速决，不求什么回头客。服务员故意拿着毛巾上去擦桌子，一遍擦完又擦一遍，赶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老头却恍若不觉，服务员来擦桌子，他就老老实实端起碗让她擦，还笑得憨厚客气。一来二去，服务员也泄了气，翻了个白眼也就随他们去了。

很快，我吃完了面，结账时顺便替他们付了钱，然后转身回了医院。

再次接到老头的电话，令我惊诧不已——这次他竟然不是来讨药的，而是告诉我，他已经找到门路，可以弄到药了。

听他这样说，我不仅没能松口气，反倒担忧了起来：“老大爷，你是找谁弄的药呐？来路清不清楚呐？现在世道乱得很，你别被人骗了啊！”

“没事儿姑娘，你放心，老头子心里有数。”

我再要问些具体的，他却支支吾吾，不肯多说了。

我犹豫了下，还是忍不住劝道：“老大爷，你听我讲，大娘这病本来就治不好了，你看她现在也活得难受，要是实在找不到门路，我觉得……还不如就这样了，你们也别折腾了，最后这段时间就让大娘过安生一点，别到处奔波了。”

老人那边沉默了好几分钟才回答我：“姑娘，我晓得你是好心。之前我本来也是想不治算了，老婆子先死呢，我还可以给她打整身后事；要是以后我先死了，她一个人咋个弄？唉，但是看她天天恁个恼火，我这心里头还是难受呐。”

末了，他郑重地对我道了谢：“姑娘，这段时间我们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呐，等老婆子吃了药好些，我们再去好生谢谢你。”

说完，挂断了电话。

可我终究是没等到他们的到来。

6月的某天，我正开着项目启动会，手机铃声却蓦然响起，引来众人注目。我抱歉地干笑两声，低头拿出手机一看——是那个老头。

想了想，我跟负责人打了个招呼，便佝着腰出了会议室。下滑屏幕接听后，我将手机靠近耳朵，轻轻“喂”了一声——可半晌都没听到回答。

应该是老人机的听筒又出故障了——我这样想着，正打算挂了重新拨过去，一阵压抑的哭声却隐隐传了过来。

我的心登时就沉了下去。

其实，当老人告诉我他找到“门路”的时候，我已经心存疑虑了，但又觉得到底是别人的事，也不想过多置喙，便没有继续深究。

后来老人才跟我提了一嘴，说在那次跟我打电话之前，刚从一个小伙子手里买到了S7的“原料药”。

所谓“原料药”，就是直接将药物的有效成分拿出来贩卖的药。如果说仿制药还算得上是官方默许购买的假药的话，那么原料药就完全是被医生们全盘否定的“烂药”——任何一种药物在被制成成品之前，都要经过一系列复杂工艺处理。即使已经得到了药的有效成分，也还得将其提纯、加入药品辅料，最后才制成胶囊或片剂。

在仿制药大行其道的今天，原料药也紧随其后，在黑市上悄然发展壮大起来。黑市上的人哪里会在乎药品的安全性，原本需要完整产业链才能制成的药品，他们却直接跳过了一系列中间环节，自行将药品有效成分灌注成胶囊，然后拿出来售卖。

在这之前，我已听说过不少因为吃原料药死亡的案例，现在得知大娘也因为吃原料药撒手人寰，我心里难受得紧。

冷静下来后，我建议老大爷报警。可他告诉我，他根本记不住那个卖药人的长相：交的是现金，黑市上的药又没有包装，药品上没有任何可追踪的线索，完全无从查证。

“算了，就当是让她解脱了……死了好啊，死了好……”老人声音空洞，像深冬的风。

再后来，老人的号码我再没拨通过。现在，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时，总忍不住后悔。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部分保密细节已做出改动）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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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弓

国家一级退堂鼓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