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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一战结束百年,那些未被纪念的澳新军团华裔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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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9 01: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战结束百年,那些未被纪念的澳新军团华裔士兵

2018-11-12  张海律  大家


导读

与满展厅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雄、坎特伯雷师生出征前合影不同,博物馆并没能找到诺曼·罗孔的任何一张生前照片,只能放一个“毒气(GAS)”警示,来说索姆河绞肉机当年的残酷程度。





11月11日11点,是我们疯狂血拼的双十一,以及酝酿搞笑段子的光棍节,却也是西方社会、尤其是一战协约国纪念的停战日(Armistice Day)。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法国元帅福煦和德国看守政府代表埃茨伯尔格,在开到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车厢中,签署停战协定,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获胜。以地名命名,这个协定也叫做贡比涅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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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贡比涅森林的停战协定签订车厢(复制品)

如若欧洲战史是一部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那么贡比涅城东7公里处密林中的这片空地,简直可以算德法恩仇录的存档点,记载着法国的胜利和德国的复仇。

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不足年,在1940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来了,非常高调地叫来大量国际媒体,坐到了火车车厢中福煦曾经的位子上,与战败的法军代表签署下第二次停战协定。作为报复,签字车厢和铭刻一战德国失败的地面石碑,被一并带回柏林,签字空地处一块利剑刺穿德国雄鹰的纪念碑被摧毁,却故意留着福煦元帅的雕像,表意为好好看着德意志铁蹄下的焦土吧。

1940年6月,阿道夫.希特勒来到贡比涅森林,命令搬走原来的列车1940年6月,阿道夫.希特勒来到贡比涅森林,命令搬走原来的列车

1945年4月底,苏军攻克柏林前,党卫军焚毁了车厢,地板铭文却被红军抢到并归还给法国人。被焚毁车厢的扶手遗骸,当时被几个德国小孩挖走,两德统一后的1992年,已是老人的他们将其赠予法国。所有这些残骸、雕像和铭文,如今都在这片空地上,至于展馆里的火车车厢,则来自罗马尼亚,与被焚毁的历史车厢一样,是1913年比利时制造商生产的同一批次。

11月10日,星期六,法德领导人就来到贡比涅森林深处的这块空地上,共同为一块纪念碑揭幕,上面写着,“法德和好为了欧洲的永久和平”,然后再到那个复制的火车车厢里签名留念。而在次日的Armistice Day,回到巴黎的马克龙与默克尔,还和特朗普与普京出现在凯旋门前,参加一战百年典礼。

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官方仪式在巴黎凯旋门隆重举行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官方仪式在巴黎凯旋门隆重举行

百年纪念的隆重与否,取决于活动在何地。贡比涅和巴黎的典礼如此高规格,当然与其在战史上和外交上的地位密切相关。而我这一天所处的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如若不是事先在活动官网上查阅,即便走路经过纪念活动场所,都会完全忽视而过。艺术中心前的狭小草坪上,一些人围着一位神父和一位挂满勋章的老兵,他们刚在礼堂外一大块马赛克玻璃窗下做完纪念演说,脚下有两个献给坎特伯雷大学的花圈。神父告诉我,“后面这栋今天属于艺术中心的建筑,一百多年前曾是坎特伯雷学院、工程学校、艺术学校、基督城男子和女子高中,奔赴一战战场的师生和职员中,有235人牺牲。”我绕进正在举办手工市集的礼堂里,去瞻仰那块创作于1938年并在随后被不停加固的马赛克玻璃窗,最前排士兵们,在发现并建设新西兰的库克船长决心号战舰带领下,将刺刀戳入表示着残酷和无知的红色野兽口中。背后是从天堂到人间的各种人物代表。

对街坐着着维多利亚式礼服、挂着绶带的老头,面前摆着几朵罂粟花。他们背后是热闹的坎特伯雷博物馆,其中在关于一战新西兰军团特展的厅里,反复播放着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的名诗《在法兰德斯战场》,正是这首诗作开头一句 “在法兰德斯战场罂粟花迎风开放”(In Flanders fields the poppies blow),让这种花朵成为全球性国殇纪念日的象征植物。

我在展厅里慢慢逛着,被一个“Chinese Firsts”(中国人第一次)的标题吸引,毒气(GAS)警示的上方,短短几行,说着一个叫“Norman Lo Keong”年轻人的故事。按客家话发音,年轻人诺曼应该有着罗强的姓。墙上的文字简述说,“诺曼·罗孔,有着好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移民新西兰中国女人的儿子,第一个新西兰中国家庭的成员,第一个毕业于新西兰大学系统的中国学生(1908年正是在坎特伯雷学院取得了工程学学位)。作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地,新西兰加入协约国作战后,罗孔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工兵,陆续到过埃及、土耳其和法国战场。不幸的是,在索姆河战役中,他受毒气严重侵害,肺部受创。战后,他搬到上海,1921年就因病离世。

与满展厅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雄、坎特伯雷师生出征前合影不同,博物馆并没能找到诺曼·罗孔的任何一张生前照片,只能放一个“毒气(GAS)”警示,来说索姆河绞肉机当年的残酷程度。

一战中,新西兰和中国都隶属战胜的协约国,整个战争中,新西兰共牺牲了18508名官兵。我知道,一战中有多达14万的中国劳工旅为英法两国做挖掘战壕、搬运物资的苦力,其中约2000人死于战场或战争结束那年的西班牙流感,我曾到过法国东北部的华工公墓。却不知道澳新军团的华人故事,出于好奇,查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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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索姆河中毒气牺牲的诺曼·罗孔,他的妈妈玛蒂尔达·罗孔(Matilda Lo Keong)才更算是新西兰名人。1854年生于深圳宝安的玛蒂尔达,是有记载的第一个移民新西兰的中国女性,少女时随父母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17岁嫁给同乡却是宿敌的约瑟夫·罗孔(Joseph Lo Keong,女方家是客家人,男方家是广东土著,清末曾常年发生着惨烈的土客械斗)。婚后夫妻两人来到新西兰南岛城市但尼丁,经营陶瓷、绘画和茶具等中国特色工艺品。在玛蒂尔达育有的三子三女中,另一位儿子William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人牙医,大女儿Tilly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人音乐老师,二女儿Estelle成为联合汽船公司的第一批女职员,小女儿则早年夭折。其实虽然广东男性很早就来到新西兰淘金,但女性一直留在家乡。直至1881年,全境的华人男女比例为4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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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蒂尔达·罗孔其实为一战中的新西兰军队贡献了两位儿子,除第一位华人大学生诺曼外,小儿子维克多(Viktor Lo Keong) 也在一战中同样作为工兵,去了法国北部。战后,维克多在英格兰西南部小镇Bulford的营地后山上,绘制了巨大而有趣的新西兰国鸟几维(KIWI)图案,这支鸟儿,在2017年被英国国防部列入国家重点历史遗迹。

Bulford KiwiBulford Kiwi

澳大利亚研究者Alastair Kennedy估算,一战期间,大约有150名新西兰华裔应征入伍,其中55人真正上了战场。其中,还有同样来自但尼丁的另一对兄弟,Howard Cecil和Albert Peacock,他们的家姓Alloo,我找不来对应翻译。Cecil在战争中成为奥塔哥军团的一名指挥官,这也是参展华人士兵中的最高荣誉,这在20世纪初对华人充满歧视的澳新社会实属不易。

澳大利亚那边的歧视情况要更严重得多。很多年轻人仅因有着华裔血统,而在战争初期被拒绝征召入伍,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华人社会的战损率。等到出现英模以及前线兵力不足时,澳洲军队才想到了要更多人,200多名华裔年轻人走向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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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英模是沈·比利(Billy Sing),一位有着中国父亲和英国母亲的混血儿,在时年(1915)奥斯曼帝国海域的加里波利之战中,作为神枪手的Billy,至少狙杀了150名敌人,当代有出现新的证据,将他的杀戮战绩推高到近300名,并给予他“加里波利刺客”的美誉。

2010年,一部叫做《沈·比利传奇》的电视剧推出。类似于我国春晚用中国人扮演黑人惹争议,这部剧集也因起用白人演员扮演沈·比利及其中国父亲,而备受批评。导演Davis倒是善于狡辩,“无论沈的基因背景是哪,他在文化上就是澳大利亚人,对我而言,他就是能代表任何所有双亲不出生在这儿的澳大利亚人。拍了这个剧,我就像是一名公交司机,太多坐在背后的乘客不满我的方向,开始攻击我,太多人想要看到自己想象的沈·比利……那你行你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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