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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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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4 03: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8-11-4 03:20 PM 编辑

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

2018-11-04  维舟  大家


导读

相比起来,金庸通常延续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模式:即敌人常常会变成相助者。所以要爱你的敌人,因为他们常常会帮你。





在叙事文学中,英雄的周围经常会出现一类呈现矛盾形象的负面配角:这些恶人总是显得既邪恶又愚蠢,虽然他们很执著地捣蛋、破坏,但最终往往未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反而在实质上帮助了英雄——使他们得到锻炼、成就某些品质、彼此团结、或者无意中获得某些宝物。

例如传说中舜的父亲和异母弟多次谋害他,结果反而成就了他仁孝之名,迎娶了尧帝的二女,获得禅让。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并不例外,主人公常常得到对抗者的无意协助,诚所谓“成功需要朋友,不过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

法国学者A.J.格雷马斯曾把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归纳为三组共六个“行动元”:主体/客体、支使者/承受者、援助者/对抗者。其中援助者/对抗者这一组角色经常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发生转换。

例如传奇故事中常见的主题之一即是:亲属之间(尤其是两兄弟或后母/异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与背叛、协助与暗算。在一个人际关系更复杂的社会,这种二元冲突延伸到非血缘关系的好友之间,江湖故事和警匪片中尤其喜欢这样演绎。人们对此百看不腻,以至于它产生了相当大的商业利益。当《投名状》意欲向内深入挖掘人性的黑暗面时,挖出来的实际上也是这么个古老的母题:兄弟(理论上的相助者)往往会转化成你的敌人(对抗者)。

相比起来,金庸通常延续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模式:即敌人常常会变成相助者。所以要爱你的敌人,因为他们常常会帮你。正如柳宗元《敌戒》所说的:“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

古龙虽然相比起来极为注重“朋友”这一伦(这一点很符合游民思想),但他倒时常写到主角身边的相助者转化为敌人,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龙啸云从李寻欢的结拜兄弟变成敌人;在《流星·蝴蝶·剑》中,他索性就说:“你的致命敌人,往往是你身边的好友。”两人的叙事结构中,都时常出现这一组行动元的角色互换。

值得感激的敌人

《天龙八部》第46回中,段誉在西夏国都的枯井底淤泥中与鸠摩智有一段戏剧性的对话:

只听鸠摩智道:“老衲过去诸多得罪,谨此谢过。”说着合什躬身。段誉虽见不到他行礼,忙即还礼,说道:“若不是大师将晚生携来中原,晚生如何能与王姑娘相遇?晚生对大师实是感激不尽。”鸠摩智道:“那是公子自己所积的福报。老衲的恶行,倒成了助缘。公子宅心仁厚,后福无穷。……”

枯井相对枯井相对

段誉在本书中运气极佳这也是金庸小说男主角一个常见的特征),但他自己所坦率承认的,他的运气有几次须归功于原先与他作对的鸠摩智。鸠摩智承认自己的“恶行”成了“助缘”,而段誉对此“感激不尽”,那都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否则他的确无缘与王语嫣相识,甚至与萧峰相识也肇因于此,更不必说在枯井底鸠摩智毕生修为的内力都被段誉吸得一干二净。

当然,《天龙八部》中自始至终与段誉处于对抗状态的慕容复,也帮了他无数忙:至少若不是慕容复如此绝情,王语嫣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倒入段誉的怀抱;慕容复对段正淳家属大开杀戒,也帮助段誉了解自己的身世,扫清了他与王语嫣等人结婚的最后障碍,甚至成全了他登上大理国王位——否则登基者必然是段正淳。

《天龙八部》中另两位主角也得自敌人的帮助殊为不少:要不是天山童姥想尽办法地与虚竹作对、将他的少林寺戒律破得干干净净,并将银川公主带到冰窖中,他是不可能通过主动的行动得到这段姻缘的;而且童姥临终前还将整个灵鹫宫交给了他。

同样,正是由于康敏等人周密的阴谋,才使萧峰得知自己的身世,尽管这一过程令他付出沉重代价(废除帮主之位、亲手打死了阿朱、并流亡异域),但也由此开启了他的另一个机会之门,最终成了辽国南院大王。

这一模式在两个中篇《侠客行》和《连城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侠客行》中的石破天本是一个丝毫不会武功的野孩子,他遇到的许多人,起先几乎都有意与他对抗,甚至谋害他,一如张无忌所说的“从小让坏人整治到大”,但奇怪的是:每次最终的结果却总是使他大获其利。梅芳姑抚养他显然不怀好意,对他非打即骂,但却让他有了很强的自立能力(这在后来多次使他免于一死);谢烟客让他练功夫是想他自己病死、贝海石去摩天崖救下他则是为了让他去侠客岛顶死、展捷暗杀他是想报仇——三个人都意图置他于死地,不料最终的结果却是成就了他超强的内力神功。初遇张三李四时,两人让他大喝药酒,也不怀好意,甚至料定他必死无疑,岂料他居然安然无恙,反倒捡到了一对结拜兄弟以为强援。长乐帮、石中玉等人本想让他去侠客岛做替死鬼,却不想他在那误打误撞,居然成了天下武功第一的高手。

《连城诀》中狄云面对的也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戚长发和言达平都曾以他相助者的面目出现,此后却发现两人都对他暗藏诡计;而万家将他送入死牢,几乎是将他置于死地,结果反而为他打开了一个机会窗口,使他认识了改变他命运的人物——丁典。而丁典在最初也是以他对抗者的面目出现的,对待他拳打脚踢,极为粗暴,随后却一变而身兼他的师友和父亲的角色。出狱后因为一系列的巧合,他饱受冤苦,而他的敌人最终却将他推到了一条奇怪的人生道路上去,使他能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机缘巧合练成了神照功(这一定程度上又要归功于企图掐死他的血刀僧)、血刀刀法,还获得了水笙的好感。

这种“每个想害主角的人其实都帮了主角”的现象,在金庸的成长故事中尤为突出。《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幼年身中玄冥神掌,生命垂危,但若不是这样,他很可能只是另外一个宋青书,习练一点武当武功而已。正因他身患重疾,他才由此去蝴蝶谷学了一身医术。又由于昆仑派的何太冲试图害他,他进入了昆仑山谷遇到朱九真;而朱长龄、朱九真父女处心积虑谋害他,最终却是将他无意中逼入一个本来他绝不可能前往的山谷,意外地练成了九阳神功。成昆在光明顶上掌击闭在布袋中的张无忌,更成就了他的神功;而此后封锁地道,又让他因此得到了阳顶天教主留下的大挪移神功。可说张无忌的神奇遭遇,很多关键处都须拜他的敌人所赐。

即使在电影里,张无忌也是一个“开了挂”式的任务即使在电影里,张无忌也是一个“开了挂”式的任务

“射雕三部曲”中另两部不同程度上也是:若非完颜洪烈和段天德这两个杀父仇人,郭靖只会出生在临安乡下做个农民,绝不可能降生在蒙古草原上,肩负使命习得武功,甚至差点做了成吉思汗的女婿。同样地,郭靖黄蓉本来口述一些颠三倒四的伪《九阴真经》给欧阳锋绝无好意,结果倒使他疯癫之下成为天下第一高手。而杨过投师全真教门下时,他的师傅赵志敬扮演了一个对抗性的恶人角色,但若非如此,杨过也不会进入活死人墓,投到小龙女门下了。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遭遇则稍复杂些:声称要帮他改过自新、因此让他去思过崖面壁的岳不群,实际上暗含对他不利的动机;然而这仍然相反促成了他在武功上的飞速进步,思过崖这一阶段恰恰成了令狐冲武功脱胎换骨的时期。这段期间岳灵珊移情别恋给了他巨大打击,但同样让他大受刺激之下发现了洞窟中的五岳剑派失传的剑法。

田伯光上山邀他比剑,看起来也不利于他,结果反倒逼迫他在很短时间内学会了独孤九剑。甚至他被关在西湖底无意中学到的吸星大法,任我行自己也承认刻下时“未必存着甚么好心”,恰恰误打误撞却治好了令狐冲一直苦苦难以医治的内伤。反过来,另有几位一心想帮他的人,却总是帮倒忙,如桃谷六仙、不戒大师、黄河老祖、蓝凤凰等等,根据神医平一指的说法,一个个都是“他妈的搅得一塌糊涂!”

金庸武侠的故事模式,总体而言是相当传统的。上述所举例子中,敌人变成了相助者、以及意图相助者笨手笨脚地帮了倒忙,变成了实际上的加害者,常常都具有某种戏剧乃至喜剧效果,这在各国古典童话或民间故事中尤为常见。与之相比起来,古龙的故事中作为游民社会的那种“江湖”特性更为突出,更强调那种横向的江湖兄弟情谊及其背叛;这种模式随后被温瑞安在《逆水寒》等作品中继承。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也与香港警匪片或乱世儿女的基调更为接近。

在命运的转折点上

在上述叙事中,承认“对抗者”实际上起到了“协助者”的作用,无疑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因为“敌人值得感谢”的前提是:如果敌人没有那么做,我不可能得到这个好结果。所以它是建立在一个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反历史假设、推断的基础之上的,并强调这个初始条件的改变产生了一些累积性的效应。

例如,有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之所以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是因为他战役前夕未能视察前线和亲自领军;而他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他当时痔疮发作,疼痛难忍;而他痔疮发作的原因又是因为一系列生活习惯以及当时巴黎流行的紧身裤。

穿紧身裤骑马的拿破仑穿紧身裤骑马的拿破仑

这种说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认为14世纪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是因为痛风才没有洗劫罗马;而据希提《阿拉伯通史》的看法,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后期的两次内战,一次是由于偷西瓜,一次是由于拾了片葡萄叶。

也就是说,在一个转折性的节点上,出现了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就像蝴蝶效应一般,事情从此遵循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约翰·赫伊津赫曾说:“史学家必须……不断将自己放在过去的已知因素似乎允许不同结果出现时的关键点上。”类似的话柯林武德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一切历史都无非是通过重构其决定性条件而了解现在的一种尝试。”

与古龙的小说不同,金庸故事在因果链上与历史叙事更为接近,因此有利于我们重构一个初始条件。举例来说,《射雕英雄传》中假如包惜弱不是那么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地去救助完颜洪烈,而是具备一点法律意识去报官,或者告诉老公杨铁心,那么此后的一系列变故很可能不会产生。如果只是在牛家村平静度日,郭靖这傻小子长大了成为一代大侠的可能性看来也极小,当然杨康要成为金国王子的可能性也等于零。网上流传已久的一个段子甚至说,丘处机路过牛家村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

严谨的历史学家愿意强调:“尽管我们不能断言琐碎的事物不可能引发重大后果,但我们应当谨防那种认为重大事件源自于琐碎事情的还原推论。”(《未曾发生的历史》)但由于金庸故事的极端戏剧性,在这里似乎非历史的推断更加吸引人,因为与那种决定论的观点(“假如夏娃没有劝亚当吃禁果,那么在别的方面也总会出点乱子的”)显然不同的是:金庸小说中很多决定性条件的偶然性很大。

比如说:如果段天德没有带着怀孕的李萍北上逃难,这位13世纪的英雄妈妈即使再强悍,也不会想到在怀着好几个月身孕的情况下,横穿南宋、金、蒙古三个政权边界,在跨国流动几个月后,才坚持把郭靖生在了蒙古高原上。而要不是在蒙古高原上长大,郭靖一生的传奇性就将大打折扣,至少郭氏形象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白雕和小红马,都将没有着落。

再看另一个极端的案例:流浪儿石破天在无意中拿到塞有玄铁令的烧饼后,使他终生获益的一点,却是他那个脾气暴躁的妈妈(实际上是劫持他、对他满怀怨恨而又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对他的绝对命令:无论如何要不要求人。否则谢烟客早已将他轻易打发。而若没有谢烟客怀着恶意教给他的内功为基础,他很可能也就成为贝海石等长乐帮老江湖送到侠客岛的一名替死鬼。

这一连串的链条上,金庸强调的都是:任何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如果不是那些人意图加害他,石破天本人是绝不可能主动达到的。在《倚天屠龙记》中,如果不是朱长龄一意谋害逼迫着他进入绝地,张无忌想要发现藏有《九阳真经》的那个山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无意中得到敌人帮助”的事例,通常都带有主角光环。

即便是在金庸小说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特殊的待遇。尽管在他的一些小说设置中,理论上的“相助者”会转化为“对抗者”,尤其是师父转而谋害徒弟,《连城诀》中的戚长发与狄云、《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与令狐冲都是,但他们最终却又在有意无意中帮了主角;然而,《倚天屠龙记》中同样被师父谋害的谢逊,就只能充当一个遭际惨烈的配角,谈不上从中有何得益之处。在《天龙八部》中,被慕容博的阴谋害惨了的萧远山、玄慈(包括被悲剧的连锁效应波及的叶二娘)等人,也是纯然的受害者,他们只不过为主角的身世提供了一个复杂深邃的舞台背景。

配角谢逊只能依靠义子张无忌复仇配角谢逊只能依靠义子张无忌复仇

金庸撰写这些故事时,恐怕并非有意识地进行这样的角色配置,然而这些武侠故事的流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虽然在历史叙述中人们总是一贯倾向于作决定论式的强调(不管有没有某个特定人物或发生某件事,历史最终还是会那么发展),但人民看来显然更喜欢戏剧性的、强调偶然性的、反历史的叙事。而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对抗性人物的非凡努力就对情节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因为作者往往只允许他们把男女主角往死里整,以满足读者对紧张刺激情节的需要。

不过男女主角每次总是越挫越勇,总是化险为夷,甚至像段誉那样从敌人处获得大笔红利。最后,我们常常怅然若失地看到,其实书中所谓的坏蛋恶人,除了帮主角的忙之外,细想想似乎多半也谈不上有什么非常严重的劣迹,这也真是身为恶人的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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