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政坛，金庸让世间多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源济

退出政坛，金庸让世间多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2018-10-30  叶克飞  大家


导读

无论是武侠小说里体现出的家国情怀，还是现实中对政治的热衷，说金庸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应该没有争议。

许多年后，我已淡忘了自己到底何时开始读金庸，但仍可以在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两套金庸小说，一套是成年后陆续购得的整版，另一套是年少时在街边小书店随意购得的盗版。

在那一个个寒假和暑假里，兜里顶多只揣着几十块钱的我在小城街巷里溜达。那时街上还有许多小书店，它们会在几年后陆续倒闭。架上的书有正版也有盗版，盗版武侠小说总假托一些偏远出版社的名字，每页起码有十几二十个错字，部分书页还是毛边。

情窦初开的少年读金庸，最在乎的往往是情，而且最喜荡气回肠，所以当年最爱《神雕侠侣》。叛逆期的性子又最喜跌宕，对那种被误解被歧视的遭遇总有一种恨不能引向自身的共鸣。比如《笑傲江湖》里令狐冲跟随华山派众人前往林平之外祖父家中做客的那一段，种种误解看得我咬牙切齿。同时又对各种报复式宣泄大感畅快，尤其是《神雕侠侣》中杨过大闹全真教，要与小龙女成亲的那一段，边曾让我看得解气。还有杨过为郭襄过生日，三份大礼使得全场英豪暗淡无光，也让我看得兴奋无比。年少还免不了豪情万丈，自以为人生无所不能，《天龙八部》里乔峰等三兄弟在少林寺聚首的段落，便让我看得热血沸腾。

资料图：金庸全集

可是，当我过了看热闹的年纪，于二十多岁时重拾金庸，便有了别样感受。当年最喜欢的那些女子，此时多已不喜。尤其是传说金庸以梦中情人为原型刻画的那几位，越是“冰清玉洁”，反而越让我不喜。金庸的女性观也让我心生隔阂，记得年少时读一些武侠评论，多半指金庸笔下女性传神，古龙则习惯将女性物化，“高耸乳房、浑圆大腿和修长小腿”往往比名字更能让人记住。

可多年以后，我心中最好的武侠小说女性角色，却是《萧十一郎》里那个敢爱敢恨的风四娘。反倒是金庸，他的传统观念投射于女性时，那种尊重常常似是而非，骨子里仍是走“贤妻良母”的路子。黄蓉从《射雕》到《神雕》的转变并非孤例，双儿式的忠心小丫鬟形象固然是许多男人的梦中情人，但多少是大男子主义的意淫，这种欠缺独立性的女性形象，在金庸作品中十分普遍。

也正因此，成年后的我始终对一种说法十分抗拒，即“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了新派武侠”，尽管这一说法已近乎约定俗成。在我看来，梁羽生和金庸在武侠领域仅有质量上的超越，却无形式上的超越，说他们承继王度庐的奇情一派，并无大偏差。金庸自己也曾说过：“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于我而言，真正在形式与内涵上超越民国以降旧武侠小说者，应是古龙。

不过，金庸在我心目中仍是一位伟大作家，《笑傲江湖》更是因其隐喻，成为我心目中可列入世界经典之林的小说。也许很多人会对我这句话抱以嘲笑，可老实说，我从不认为《笑傲江湖》对政治的影射弱于《1984》和《动物农场》。

早在民国时代便进入报界的金庸，报人形象并不弱于作家形象。而在我眼中，他赋予武侠小说的最大意义当属政治性。

1959年，金庸于香港创办《明报》，此前的1950年，他曾赴北京外交部求职但未果。1985年，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8年，他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直至1989年，他才告别政坛。

无论是武侠小说里体现出的家国情怀，还是现实中对政治的热衷，说金庸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应该没有争议。他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包装自己的情怀，其实也源于他对传统小说和现代文学的看法。他曾说过：“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对于文学而言，这并非坏事。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被污名化的时间已经太久，早年的鸳鸯蝴蝶派不就是这样蒙冤的吗？在我看来，当年的左翼文学，并不比茅盾所说的“封建的、小市民的文艺”高明多少，文学性甚至还有不及。

但从政治性而言，这种传统士大夫情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让金庸有着极深的入世之心。海宁查家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算是基因，早年赴京谋外交部职位的经历只是个开端，他念念不忘并被各种传记作者大书特书的那个被邓小平接见的日子——1981年7月18日，也是他眼中的一世荣光。

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往往与现实格格不入。有人曾这样记录金庸当年去北京谋求外交部职位的样子：“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北京”，这自然难免铩羽而归。好在年轻时代的金庸似乎兼具清醒与锐气，当乔冠华告诉他“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但如果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仍有可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时，他选择放弃。次年，他的父亲查枢卿死于土改。

金庸的这种敏锐在后来时有体现。“六七暴动”时，他主持的《明报》坚定谴责暴徒。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被批判时，《明报》也是率先报道此事的香港报纸。

但随着年纪渐长，敏锐往往又会伴随世故。也是在那场1981年的会面里，提及金庸之父在镇反中被杀的事情，金庸的说法是“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这固然是句场面话，但仍让我颇为失望。这次接见后，海宁县委和县政府为金庸之父平反，金庸专门致信县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有人说这是胸怀，我却只觉“致谢”二字刺眼。

但我也曾在写过这样一段话——“金庸绝非权力欲爆棚之人，这也正是他性格中极其矛盾的一面，一方面有入世的传统士大夫情怀，另一方面又渴望淡泊明志。他崇敬的历史人物，如范蠡、张良，都属进出自如之人，入世做得帝王师，出世不带走一片云彩。金庸以此二人为偶像，难免顾影自怜。就如沈君山所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金庸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状态。”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遗憾，金庸开始在武侠小说中夹带自己的政治观。2000年，他曾在演讲中提到，在《天龙》之后，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笑傲江湖》就是典型例子。

《笑傲江湖》乃至《鹿鼎记》的成就，让人庆幸金庸的选择，即使是被迫的。1963年开始连载的《天龙八部》里有丁春秋，1965年开始连载的《侠客行》里有白自在，二者都是以极端个人崇拜的形象出现，但金庸笔调十分戏谑。1967年开始连载的《笑傲江湖》，东方不败、任我行乃至左冷禅和岳不群，无不是权力面前的异化者，所谓“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所谓“教主宝训”，已不算是影射，而是赤裸裸地揭露与嘲弄。《笑傲江湖》里的江湖之争，本质全是意识形态之争，如华山派的剑气之争就是路线之争。到了收山之作《鹿鼎记》，神龙教的看家本领就是屠戮老臣，重用喊口号的年轻弟子。也正因此，武侠小说变成了寓言。

这种对权力斗争的白描式批判，乃至《鹿鼎记》中侠文化这一乌托邦的幻灭，比当初《射雕英雄传》崇尚的“侠之大者”委实高出了几个档次。金庸是少数能够越写越好的作家，当然，及时搁笔也是一大因素。

如果金庸不选择搁笔，以他晚年略嫌趋炎附势的表现，还有修订作品时的“昏庸”，很难想象他能超越《笑傲江湖》和《鹿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