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合格接班人吗

源济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合格接班人吗

2018-10-01  张宏杰  大家

导读

曾国藩身上有一种夸父逐日的理想主义，而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和危险复杂的国际形势，李鸿章不能如神话中的英雄丹柯那样，挖出自己的心脏，来照亮一个民族前进的道路。

同治九年之后，曾李师徒二人同处官场，分主南北，但是心境大不相同。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年富力强，意气风发。接任不久，朝廷即裁掉了原来负责外交和三口通商大臣，将其权力划归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从此例兼北洋大臣。这样，李鸿章就正式成为大清王朝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第一人：

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1]

这真是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李鸿章后来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一人身系中外重望，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掌握和资源和发挥的影响，都是曾国藩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

曾国藩则重返两江，病体沉重，心情抑郁。天津教案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健康，埋下了他两年后猝然去世的伏笔。

http://mat1.gtimg.com/joke/shany ... repeat_x3.png") left top repeat-x;">李鸿章在接班后的表现如何

同治十一年二月，接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李鸿章非常震惊。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惊悸悲痛，神魂飞越，……而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2]

随信他寄去了一副非常有名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 旷世难逢天下才。

在曾国藩的众多门生下属中毫不客气地自称“门生长”，理所当然地以接班人自居，这是典型的李鸿章风格。

确实，李鸿章与曾国藩的交往中，尽管有着种种貌合神离，但大的方面仍可谓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珠联璧合。在曾国藩去世后，他也确实全盘接过了曾国藩的事业，让曾国藩得以“薪尽火传”。

那么，李鸿章在接班后的表现如何呢？

在曾国藩身后，李鸿章独力承担起外交大任，不畏难，不逃避，屡屡冲在第一线。《清史稿》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应该说，他在很多方面比曾国藩出色。“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3]

1896年，李鸿章与俾斯麦

张之洞、梁启超等人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越同僚，中国近代著名企业的发展，几乎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有关。虽然有收受俄国贿赂等传闻，但是综观李鸿章的全部外交史，他对大清可谓忠心耿耿，竭尽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但是另一方面，总体上来说，李鸿章的事业在大处是失败的。作为一个外交家，李鸿章最主要的“成绩”是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虽然李鸿章不断努力，但是大清一败于甲午，二败于辛丑，并且在李鸿章去世后十年猝然崩溃。

李鸿章的失败，从大的方面看，不仅是李鸿章的个人失败，更是一个文明体的整体失败。他所处的历史三峡段，水流过急，变化过速，换任何一个人也几乎不可能稳撑大船而不出事。

然而从小的方面看，李鸿章的个人因素仍然不可不提。和曾国藩比起来，李鸿章最大的问题是学无本源，做事不象曾国藩那样讲求从根本做起，而只是满足于做一个“裱糊匠”。曾国藩身上有一种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理想主义精神，而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和危险复杂的国际形势，李鸿章不能如神话中的英雄丹柯那样，挖出自己的心脏，来照亮一个民族前进的道路。他上面要讨好慈禧，下面要交好那些颟顸的亲贵，对外要与洋人周旋，用人处事，皆图便宜，基础不牢，自然不能长远。晚清自强运动与外交的最终失败，与此不无关系。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4]

1900年的李鸿章

有人分析李鸿章一生最大的失败即甲午之战的失败时说：

究其所以失败之由，群议之掣肘者半，用人之失当者亦半。……其故吏裨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任，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贻误，坐偾大机。其一因也。[5]

李鸿章殚精竭虑，经营北洋海陆军，自认为这支军队是靠得住的。没想到甲午战争，海军一败涂地，陆军也不堪一击。失败的原因，朝廷上其他大臣掣肘占一半，自己用人不当也占一半。李鸿章用人爱用私人，用故旧，而不问这些人能不能称职。所以一遇大事，就翻车了。

对这一点，李鸿章也不是没有反思。他曾经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的话：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6]

http://mat1.gtimg.com/joke/shany ... repeat_x3.png") left top repeat-x;">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不过是坐享其成

天津望海楼教堂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着力调查外国传教士“挖眼剜心”以及“迷拐”儿童，到底有无其事。曾国藩查询了数百人，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洋人挖眼刨心的确证。曾国藩发出通告，谁有确凿证据，欢迎前来呈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

经过“连日细查衅端”，曾国藩否定了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实性。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称“教士迷拐”、“挖眼剖心”等传言，均皆毫无实据。因此此案确为中国理亏，应该捉拿凶手，赔偿法方损失。

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国度。这实在是太骇人听闻，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

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

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人民公敌，朝野内外，一时“谤议丛积”。曾国藩非常痛苦。他这一段写给朋友的信中，无一不有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在遭到舆论猛烈攻击的同时，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进展也不顺利。天津教案爆发之时，场面异常混乱，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事后想确认死者身上的致命伤系谁所施，绝非易事。煽乱之徒或逃或匿，即便是被捕获者，也坚不吐供，所以“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尽管曾国藩“不得已而用刑”，还是只抓获了十余人。

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 ，“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

病体不支之时，曾国藩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向朝廷上折，希望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可以武力震慑法方，另一方面还可以做他的助手，期盼在对洋务颇有心得的李鸿章的帮助下了此一段残局。

和上一次剿捻过程中的曾李交替一样，朝廷再一次故伎重演。朝廷先是令李鸿章迅速东进，后又因为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

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兴奋。接手天津教案，意味着继通过剿捻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后，他也将在外交舞台上取得“头牌”位置。李鸿章一路上兴奋不已，结果还没有到达河北，李鸿章突然又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命。这下子，四十八岁的他一下子成了疆臣领袖。

这实在非其梦想所期，机遇对于李鸿章实在是分外垂青。 按理说李鸿章应该更加快马加鞭，赶赴天津。通过以前数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李鸿章自信他的外交本领在大清无人可及，对处理天津教案早就跃跃欲试。然而八月十二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之后，李鸿章并没有继续向天津进发。他在保定逗留观望，徘徊不前。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词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他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在保定“调养肝疾”。

老于世故深谙为官之道的他其实是不想一下子陷入到天津的混乱局面当中去，因为他深知这一教案既是机会，也是陷阱。老师已经在这个泥潭中滚得一身泥污，他急于跳下去，也很容易溅上一身泥水。

他对老师曾国藩则比较坦率，坦言相告自己拖延的原因是不愿“初政即犯众恶”。也就是说，不愿意一上台就挨骂。

他在八月十四日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津案拿犯一节，实为题中要义，乃三辅绅民与都中士大夫群以为怪。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嗣后诸难设施。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计鸿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

也就是说，缉拿凶手一事是必须做的，但是老百姓们却认为这是捉拿义民，是汉奸行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因此我到了保定很累，要先休息一下。如果一上台就给大家一个不好的印象，以后我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所以老师您就多受受累，先把捉拿凶手的事办好，然后我再去天津，把别的事给您办好。

他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好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藉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卸在际，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并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拘获。”要求他缉凶之事办好后才能离开。曾国藩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厘。”

朝廷既有严命，李鸿章又拒不来帮忙，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站好最后一班岗，拼出老命啃下这最后一块骨头。在缉凶问题上，曾国藩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只好采取非常手段，凡是群殴中下手的人，不论他殴伤的是何处，均视为正凶；凡本犯拒不录口供，但得二三人指认者，即据以定案，最后分两批奏报惩办名单，共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

曾国藩经手的津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看到曾国藩已经替他清理好了基础，李鸿章才在八月二十二日从保定出发，二十五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愿意为自己的接班人做铺路石。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

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

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尾此案。经过他与俄国使领反复交涉，因杀毙俄人而判正法的四名“凶犯”，获改判轻刑。九月廿二日，李鸿章奉旨在天津将另外十六名“凶犯”斩首。十一月十四日，又将二十五名从犯分判军杖、徒各刑。

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最终没有如法国人要求处死。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普法战争打响，法国节节败退，对“府县议抵”有所松动。因此两名地方官由部议定罪，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

由此可见，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各事”，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但是普通人不了解内情，还以为是李鸿章外交手段高明，才让俄法两国让步。因此朝野上下，都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能臣。

梁启超评论说：“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空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以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注：

[1]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第二辑） 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2]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30 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2008年，第422页。

[3] 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 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4]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1页。

[5] 小横香室主人撰：《清朝野史大观 第二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788页。

[6]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