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计划》第284期：爸爸，我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你了啊

源济

爸爸，我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你了啊

原创： 魏庆 全民故事计划  2018-07-25

“

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发胖，干晒让他胸前的白衬衫湿了一大片，整个脸因为奔跑和天热红通通的，裤腿上溅满了泥点，一只皮鞋完全被湿泥包裹住。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284个故事

一

 

那件事过去，离现在，已经十年。

 

2008年4月，我在北京的大学里等着毕业。那天是4月3号，我当时是躺在宿舍床上迷迷糊糊午休，还是一大早没起床——时间过去太久，记忆还是出现了偏差——总之我在一个很深的梦里，被一把推醒。

 

同宿舍作息最规律的青海女孩穿着宽大的淡蓝色睡袍，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把胳膊伸长，将寝室电话的话筒一端对着我的枕头。

 

我觉得不对劲。这个时候不该有电话。没什么人会这个时候打电话。

 

“喂。”

 

“庆庆啊，我是舅舅。”

 

“我给你说个事儿啊，你别紧张啊，没什么大事。你爸病了，你回来看看。”

 

“啊，严重吗？”

 

“没事。你今天就去买票啊。简单收拾下。”

 

“噢。”

 

电话里似乎仍有尾音，我握了几秒钟话筒，直到那声音完全消失才放下电话。

 

他死了吗？我只有这一个念头。     

 

我揉揉眼睛，才有点清醒过来，机械地穿衣服，去水房刷牙洗脸，然后开始收拾东西。跟我关系最好的雷拉从蚊帐里探出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说，“没有，你接着睡。”

 

10多个小时的火车，在火车站出口站着来接我的二舅和三舅。这是他们第一次接我。车子直接驶向医院。

 

去医院的路上，没有人说话，我也不知道要问什么或者我根本什么都不想问。

 

接到电话的一刹那，我担心他死了，完全不是因为他久病在床或者有什么大病征兆，而是我被突然叫回家。

 

二

 

他是小县城的中学老师，每月工资只有两千多，母亲多年前辞掉教职后在学校打零工，一学期拿几千块。这些是全家所有的经济来源。

 

我和妹妹都在上学。几年前，家里拿出全部积蓄，加上借了一部分钱，修建了一栋二层小楼，之后，一家人都在省吃俭用还钱和攒钱。

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浪费一分钱，更不敢生病。

 

他以前总说，世界这么大，我连扎一根针的地方都没有。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他偶尔会乐呵呵地说，死的时候可以有个地儿躺了。

 

然而，我们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就知道他没死。我的整个身体和整个人被一团无形的气紧紧箍住。医院真繁琐啊。即便是现在，只要想起医院，我仍然立马就会生出一种杂乱拥挤、味道复杂、永远辨不清方向的烦躁感。

 

印象里上了无数级台阶，转了无数个弯，跟许多个白大褂擦身而过，我才在一间乱糟糟的病房里看到母亲。

 

她先向我走过来，已经完全说不了话，双手朝我的手臂两侧贴过来，眼看着就要软下去，我膝盖一弯，加足了力气想要拖住她，可她的身子竟然那么重，我完全拖不住。

 

看着她像是一夜之间垂下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好多人过来扶她，我两手虚空地浮在一边，越过她蓬乱的头顶，我这才看到父亲。

 

时间就在那一刻定住了。

 

他的整个脑袋被白布带缠住了，缠得密不透风，只能看到露出一点边缘的眼皮和嘴唇。整个身子埋在白布单里。一动不动。

 

病房里吵得不成样子，楼道里不间断响起行人的擦地声，清晰地传到病房里。一间病房里三张病床，另外两张床也围满家属。这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医院，是这座医院最好的重症监护病房，却与我想象差异悬殊。

 

母亲已经被扶起来，站在靠墙的位置。我向病床靠近了只一点点，还是清晰地看到他脖颈处冒出来的一根白管子——他的喉管被切开，插了一根管子使得呼吸，管子和脖子挨着的地方，塞了一团棉花还有一块已经生锈的圆铁片。

 

此刻的他，呈现出最柔软的状态。完全一副任人摆布的样子。所有的自傲，清高，腼腆，不善交际，全部跟他一起，静静地被盖在这远不够白的白布单下。

 

三

 

我跟他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温和地相处过，以至于许多年，我在心底对他的称呼永远是充满冷漠和抗拒的“那个人”。

 

我七岁上小学，六年后上初中。除去这朝夕相处的14年，之后的时间，两个人的生命交集的时间屈指可数。

 

读中学的时候，他还在镇中学教语文，跟我同年级，但不是教我。有一回，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说市里有个初中生作文大赛，让每个班的人都写几篇收上去，一并送去参加比赛。

 

他回家跟我说，“你写，要是能得一等奖，我给你两百块。”我知道他是故意刺激我，较劲说，“可别我真得了奖你耍赖。”他只说，“得奖可没那么容易。”

 

之后，年级主任收了几十篇送上去，结果出来时，我居然真的得了一等奖，甚至是整个县城唯一得了一等奖的人。这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自己更是想都没想。

 

因为我得奖，带我的语文老师被学校奖励了四百块。语文老师跟他说，“那这钱我就领了啊，原本是你教育出来的啊。”他表现出慷慨的样子，“当然该你领！”

 

回家后我对他说，“我得奖了，两百块呢。”他打哈哈，反悔，总之不给。我因此记恨了他好长时间，半个月不理他，说他是骗子。

 

这件事情让他高兴了很久，除了引导我，他自己也爱写东西。有时候叹气跟我说，“被生活操磨着，太多事情担忧，老不写就写不出来了啊。”

 

等我上高中，他看着学校寄回家的作文，叹息着说，“你已经比我写得好了啊。”

 

但是有那么一回，学校放学，很久之后他才回来，天已经黑透了。他说自己下班路上看到一个小孩迷路，走了十多里山路把人给送回去，又摸着黑赶了回来。

 

母亲一边帮他拍身上的土，一边埋怨着，就你实诚就你好汉。再之后过了一阵子，他神秘兮兮地拿一张报纸给我看，原来他把这件事情改写成了一个故事，在市里的日报上发表了。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对他的文学梦想是一种莫大的鼓励。这之后的很多次，我看到他拿着钢笔坐在办公室认认真真地爬格子。

 

我上初三后，他就调到县高中了。也就是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能读个好高中，我就不能考个好大学，我这一辈子就永远待在这黄土高坡的黄土里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加上想远离他的迫切愿望，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念书。初中毕业统一中考后，我又参加了市重点高中的独立招生考试。分数出来后，我离公费线差一分。

 

公费线以下三分之内是自费线，自费线内如果想读市重点，需要交4200块。

 

他跟我说，“是你自己没考上，不怪我不供你。”我没法理直气壮，也没法说出“我明明考上自费了啊”这样的话。4200块叫我和他都无法撑直腰杆，我不停地回忆考试的每一个细节，怪自己哪里差了那一分，我也知道他不是不供我，是这钱真的太多了。

 

在决定要不要去读市重点的那段时间，家里不停有亲戚朋友上门来。大多是劝他，极个别是劝我。劝他的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他的同事们，“钱可以再赚啊，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出过这种学生啊。”

 

劝我的人说，“女孩子啊，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就上县里的高中，早点毕业早点嫁人，你要是真有本事，哪里上学不都一样。”这种劝说对我毫无作用，我冷冷回应，同时又对那些劝他的人充满感激，这种感激悄悄激起了我非市重点高中不读的念头。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夏天的傍晚，在全家租来的小平房前面的场台上，黑黝黝的天空深不见底。他和一个多年的朋友就着四面人家漏出的灯光，有一搭没一搭地喝酒聊天。

 

当下最紧要的事情是对我的学业做出决定，他们由这个话题聊到自己年轻的时光。我坐在小板凳上，似懂非懂地听他们说话。一声紧一声尖锐的蝉鸣辨不清远近，那个看不到尽头的夜晚，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宁静。这一幕嵌在了我的生命里。

 

喝得微醺的时候，他突然大声地说，“对，去上学，爸支持你！没准我们家真会出一个厉害的大学生呢！”那种兴奋劲儿好像要去上学的不是我，而是他。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那笔巨款，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一向高傲的他跟人说话都抬不起头来。

 

四

 

从我家到市高中要坐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14岁的我第一次离家。

因为晕车每次坐汽车我都坐在靠窗的位置，以方便随时开窗吹风或者突然而至的呕吐。

 

长途汽车发动后，为了兜揽生意会绕着城里转一圈，走走停停一直到座位坐满，中间走廊摆着的小板凳也坐满，直到再无法塞下一个人为止。车子已经转了半圈，转到了县城的另一边。

 

雨后新阳又干又晒，我隔着空荡荡乱糟糟的护城河往对面望，斜对面正是我的家，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不是也在望向我。下意识探头往车尾看去。啊，是他。

 

他拼命朝我挥手，一边奋力跑一边嘴里呼喊着什么，而这时汽车正缓缓开动。我诧异极了，努力回应他，于是拼命挥手叫他别跑了，跟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当我探头出去向他招手，他更拼命地挥手。我一下子明白，他是跟我说，我坐的这一侧，是汽车汇车的一侧，他担心我因为晕车突然探头到车外，于是跑过来跟我说，无论如何不要把脑袋和胳膊伸出去。     

他哪里追得上汽车，一瞬间被甩得很远，直到只剩一个白点。我转回头来坐好，车上有那么多人看着我，我又窘迫又难受，一下子剧烈地哭了起来。除了使劲抑制着不发出一点声音，整个身子都止不住地颤抖。

 

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发胖，干晒让他胸前的白衬衫湿了一大片，整个脸因为奔跑和天热红通通的，裤腿上溅满了泥点，一只皮鞋完全被湿泥包裹住。他是多么要面子的人啊。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哭得更加厉害。他大概追了我一小时，却只跟我挥着手交流了三十秒。

 

五

 

三年后高考，我考了一个足以上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分数。

 

2004年，是我们家最快乐的一年，大概也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段时间，这种开心完全打败了生活本身日复一日的平庸无趣以及任何可能的不如意。     

 

9月，他送我去北京报道。这是我也是父亲，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出发前，母亲为我们准备行李，全家人仔细阅读录取通知书里附加的好几页说明，不无兴奋地想象着北京该是什么样。

 

那时候去北京还不是很方便，因为第一次去，也不太清楚怎么走才好，大概觉得直接北上距离短，于是买了经过山西的K打头火车。

 

母亲和妹妹从县城跟我们一起出发，送我们去坐火车。从县城到市里也有一趟途经的慢火车，跟长途汽车相比便宜很多，但要先坐两块钱半小时的公交车到郊区火车站。

 

我们一家人第一次集体出门，妹妹更是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坐火车。那天简直像一场重大的仪式。到了郊区火车站，母亲跟妹妹返程，留下他跟我，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默起来。

 

去往北京的火车依然是绿皮硬座，我或者他根本不曾想过要买卧铺，两个人的卧铺票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总在睡着的时候被他推醒，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一声，”到榆林了。“再过一会，又被推醒，“出陕西了。”或者突然间被推醒，“你看窗外。”

 

我每次醒来，含糊地应一声，顺势抬头往窗外看，每次看，天色和景色都有了新变化，也只是瞟一眼，又低头睡去。大概吃了晕车药的缘故，那种睡意真是难以抵挡。

 

有那么一会，我终于彻头彻尾地醒了过来。他低声跟我说，“你看看旁边的那个孩子，你跟人家也学学呀。”我抬起头，用余光看过去，原来我们斜对面坐了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大，我假装看他，把头转过去，余光扫向女孩的范围更大了一些。白白净净的，扎一个马尾辫，脖子长长的直直的挺立着，下巴随着她不停张合的嘴巴一上一下，格外活泼。

 

那个时候的我害羞得厉害，就算在高中的课堂上被点名都会瞬间面红耳赤，连脖颈也是通红通红的，像是被烧久了的铁块那样的暗红。这种面红耳赤完全不在于我对被提问的问题会或者不会，仅仅在于当众讲话，这种被瞩目的讲话让我紧张得浑身颤抖。

 

后来，我真的变成了他希望的样子。读了一所好大学，进了一个好公司，跟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一起工作过，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演讲过。见到任何人，都不再会紧张得发抖。

 

可是，那时他已经看不到了，他看不到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大方得体的人。

 

火车又转了几个山洞，经过几条河流，穿越了无人迹的荒山野岭，在毫无人烟的地方，河流的颜色深得与两岸的植物融合在一起。分不清边界。我们出了丘陵地带，到平原了。

 

如果你能想象黄土高坡的样子，大概就能体会黄土高坡的人第一次见到平原时的震撼。我生长的地方，出门是山，屋前是山，屋后是山，整个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坳里，即便是县城，视线稍微探出去，马上就被不远出的矮山挡回来。

 

我回过头看他一眼，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表情。那完全不是被生活耗损之后的中年人的面孔，那是一种完全静止在时光之外的表情。眼睛放佛是空洞的，可是却闪着奇异的光。多少年以后，我梦回那座列车，他的眼睛仍是最光彩的一幕。

 

火车驶出平原。在山西和河北这一路上，因为打开窗户，我们被含着煤渣的风吹成了灰人，下火车的时候，他大笑，用手指刮我的鼻尖，我不爽快地瞪一眼回去，心里还觉得莫名奇妙。

 

我们再换乘长途车从石家庄到北京，在车站的卫生间，我才看到自己像是刚从煤炭堆里钻出来，只留鼻尖上被父亲刮过的一道白印。

 

六

 

进入北京地界的时候是晚上，我在汽车上睡着，被他推醒。“到北京了，睁眼看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向车外望去，凌晨四五点的样子，外面很亮，看起来好安静。到处都是路灯，我们停在一条宽阔的公路旁边，被周围的大楼包围。我问他，“好奢侈呀，一个人都没有，可是为什么亮着这么多灯？”

 

也许是被我的问题逗乐，也许是本来就掩饰不住的高兴，他整个脸都保持上扬的动作。“我们到北京啦。”他笑着说。我也用力地点点头，尽管外面是一片未知。

 

后来他带我在学校办完手续，自己在北京转了一圈，只停留了两天就回去了。中间他打电话跟我说，“坐公交只要一块钱噢，我坐了一圈，在天安门前转了转。”我问他，“其他地方你去了吗。”他说，“不啦，下次来北京再好好转转。”

 

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寒暑假回家，还能听到他津津有味、意犹未尽地回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横躺在夏天的沙发上，或者坐在冬天的火炉边，说北京有多大，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车辆有多密。

 

高兴完了，他又说，待在北京不踏实，去哪里都要花钱，旅店也贵得要命。

 

最后他说，“以后等庆庆毕业了，找到工作赚钱了，我们全家都去北京看看。”说话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

 

事实上，两年后，我从大学毕业，的确接母亲来北京住了一阵子。我的薪水比大多同龄人要高很多，我做到了他希望我做的事情。可是我身边，只有母亲孤单一个人。

 

他去世后第一年，我回家陪了母亲一个月。有一回她跟我说，“你爸去世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半夜，他不知道做了个什么梦突然醒来，爬起来就要给你打电话，你爸说‘我觉得自己活不长了，我要给庆庆打电话交代一下后事，很多事情需要她知道。’”母亲说，“我好不容易按住他，你发什么神经啊，她这会在睡觉啊，她明天要上课。”

 

后来他们一直聊到天亮，母亲说你爸心里好多事。母亲问我，“人在要死之前自己真的会知道吗？”我说不出话来，心里已经流淌成了泪河。

七

 

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2008年4月1号，连这个日期都显示嘲弄。那天中午，他从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到我的宿舍，电话接起来，我们都没有说话，几秒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吃饭了吗？最近都好吗？语气里有尴尬和强撑着的笑意。”

 

2007年的冬天，过年，我跟他因为此刻已经完全记不起的原因大吵一架，我迅速返校，一直到3月底都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电话里听得出来，他跟我说话的语气在强力避免尴尬，他努力掩饰他的不好意思，掩饰是他主动和好这件事情。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我在电话里说，“嗯，吃过了。都挺好的。毕业论文的事情有点忙。”他说，“那就好。注意身体。需要钱就说。”

 

然后就挂了电话。这就是整个通话。整个通话持续了不足30秒。却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听他的声音。那天中午我在边吃午饭边看一部电影，着急回去接着吃饭，接着看电影。

 

他4月1号给我打完电话，4月2号下班回家后脑溢血突然倒地，再也没有睁开眼。

 

那天，我到医院，他刚做完开颅手术。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三天后，进行了第二次开颅。第二次手术之后他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而这第二次的手术是我同意的。

 

机器和药物维持了10天，周围所有亲戚都说继续开着机器只是砸钱，没有用，会耗尽他的器官，他们问我，“你想看着他受苦吗？”我大吼着，“隔壁那个人昏迷了半年醒来了啊！”

 

后来，我因为10天几乎没有睡觉，在病床边毫无意识地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堂哥已经签了放弃同意书，他们说，“你爸要是死了，就不能回家了。”一帮人进进出出撤仪器撤管子，我在病床边昏了过去。

 

在救护车上，我握着吊瓶，坐了三个小时车，把他带到了他自己修建的房子里。亲戚们开始准备后事，所有人等着他咽气。

 

他躺在炕上，我在旁边，我看着他的呼吸渐渐消失，面颊慢慢发硬，最后变成了灰绿色。可我贴在他胸膛上的耳朵分明还能听到他心脏缓缓跳动的声音。就那一下、一下、一下，隔一会一下，沉闷地啪——啪——声，在我耳边无法挥去。

 

下葬那天，瓢泼大雨，看着他的棺木被绳索一点一点往地底下放，直到完全从视线中消失。我在雨中茫然无知，只是两只脚麻木地钉在半山腰的水洼里。

他去世后的几天，我在家收拾遗物，看到那一大摞当初他伏在案前修来改去的手写稿。最终也还是无处发表。

离家的车上，我还是习惯性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过护城河，我又想起他当初在车后面追我的身影，不经回头张望，路上空空如也。

 

而我也知道，无论我怎样追，再也追不上他了。

作者魏庆，现为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