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 | 在带娃上，80后这届父母堪称史上最累

源济

尼德罗 | 在带娃上，80后这届父母堪称史上最累

原创： 尼德罗 大家  2018-08-05

一个月前，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回老家。因为路途较远，我们借机在中途几个城市做了停留，以便会会老同学、老朋友。我特意登门拜访了其中的三位朋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了娃。因为三位朋友夫妻双方都在上班。所以，他们每家都有一位女性长辈来帮忙带孩子。

我趁机跟这些奶奶或外婆聊了聊，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们所有人都在诉说同一个点：没想到现在带个孩子要费这么大劲。

“过去，我们带自己的孩子，根本没什么感觉”，感慨和我母亲一模一样。

母亲在我们的孩子1岁之前，奔赴千里来帮忙。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她曾数度感慨：“我们以前带10个，也比不上你们今天1个！”

作为80后父母，虽然我没办法穿越回去体验当年带娃的感受，但就目前而言，我必须要承认养娃真的很费劲。所以，我很认同这些长辈们的感慨，也试图寻找仅仅在30年之间就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首先，30年的时间里，带娃环境的变化是巨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从熟人社会过渡到了陌生人社会，从小型社会过渡到了大型社会。80后乃至90后出生时的中国，农业人口至少占据了2/3。也就是说，大部分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农村。农村和城市相比，一个很基本特点就是规模小，人和人之间都认识，是一个熟人社会。

以我自己为例，小时候在农村里长大，没有上过幼儿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下地干活，我从5、6岁开始就跟着一群大孩子一块游荡。我们掏鸟窝、摘果子、抓鱼、游泳，完全是放养的节奏。我们有个小伙伴的房子就在水库边，家门口有一棵桃树倾斜着生长，大半棵树都位于湖面上方。夏天的时候，桃子还没完全熟，我们就爬上树，吃一口青涩桃子，然后纵身一跃，扑通跳进水库。

通常在暑假里，我一大早出门，有时候中午就在别家蹭饭，傍晚才会回家。如果不回家，母亲就会拿着棍子到处找我......也就是说，母亲离开我10个小时，也不会觉得慌张，只有夜不归宿，才会胆战心惊。

 

资料图：曾经的童年

而在同一时期的城市里，单位制尚处于解体的前夜，很多孩子在爸妈上班之后，就在院子里玩。我的一位朋友长在城市，她家是石油系统的，她从4岁开始，父母就把她丢在家里，也不锁门，双方都很淡定。而算一下时间，即便父母中午回来吃饭，孩子离开父母的视线也超过了3个小时。

所以，30年前，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熟人社会还是常态。在熟人社会中，人和人之间有一种潜在的信任网络，理论上，每个人都是可信任的——不信任的人会迅速注意到；反过来，在陌生人社会中，就像我们今天，就算在小区楼下，即使有过一面之交，我们也默认他可能是偷窃孩子的潜在凶手。

我曾问过许多妈妈，你敢把孩子（5岁以下）留在小区楼下一分钟吗？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敢”。仅仅是1分钟，而且是小区楼下，也没有人敢，何况在商场、在街上？而在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朝阳群众，都在用余光帮我们看娃；但在陌生人社会里，我们必须有专门的人，在专门的场所来看娃，不但用眼睛，也要用摄像头监视。

这种对外界的不信任，也反映在疫苗、玩具、奶粉等等层面。一方面系统性的危机频繁出现，另一方面，新一代父母的认知意愿和能力都在提升。二者差距越拉越大，为人父母的信任系统出现了大问题，最终导致了父母的巨大精神压力。

教育被置于至高地位

如果说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一点可以归结为“安全需求”，那么接下来要给出一点则可以总结为“发展需求”。同样需要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开始切入，对比30年前，我们的社会环境变了，社会结构也不一样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30年前，没读过大学甚至没读过中学的人，也可能混得不错。“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可见学历高并不一定就能比学历低混得好。在今天，学历越发贬值，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成了白菜，但人们却在教育上投入得更多，而且投入越多越焦虑。

卖茶叶蛋很赚钱，比搞导弹还赚钱，这一点实际上折射出当年社会发展机遇很丰富，整个社会尚未定型，各色人等只要打破思维束缚，都可能获得超额收益。但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早已趋于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倒是其次，城市人超过了农村人，城市中产的规模依照统计口径不同达到了2-6亿不等。

许多人都在呼喊今天的中国，阶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了。静态来看，这的确不无道理，但如果看看呼喊人的个人履历，就知道他自己恰恰就是向上流动的一员。当社会的主体结构已经被30多年来不断向上流动的人口所占据，阶层流动的空间自然就变小了。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问扯了这么多，阶层流动更带娃辛苦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非常有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空间，与教育的地位高低直接相关。如果是乱世，或者大局初定，整个社会的阶层还没有固定下来，那么普通人家向上流动的空间就会大很多，人们就不会选择十年寒窗这条路；如果是和平发展年代，整个社会阶层趋于稳定，那么教育的重要性就会开始凸显。

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也可能是阶层固化最严重的大都市，教育引发的焦虑直达幼儿园阶段。我拜访的朋友，她的孩子仅有6个多月，但已经开始报早教，为将来进入好的幼儿园做准备。

此外，美式育儿对中国城市父母的影响极大，以亲密育儿为代表的育儿理论，令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父母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作对孩子的观察和陪伴，个中原因就在于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重视孩子的心理状况。

到了小学、中学阶段，小升初、中高考大战硝烟弥漫，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小学生平均每人五个兴趣班，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到东南沿海发达的县城，并没有任何区别。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视。尽管不少家长对老师布置太多作业表示质疑，但反过来，如果一所学校在教学上完全按照大纲走，也不布置作业，怕也没几个家长能够淡然自若。

所以，在早教上大量投入也好，晚上陪写作业也好，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也罢，这些都构成了家长的一条压力链，客观上都剥夺了家长自己的闲暇时间。对于这一代家长来说，教育成了最保底的阶层流动渠道。所以，已经实现阶层跳跃的家长们，必须把几乎所有可以调动的金钱、时间、人力资源都用在孩子身上，以此维持自己的安全感。

在这种情形下，这一代父母哪有不累的道理？

高额的关系处理成本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放养到精细化培养，两种变化的背后，都会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孩子安全的高度隐忧，对教育成败的极度焦虑，都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去。

在过去，尽管三代同堂的现象更多，但老人、夫妻、小孩各司其职，基本上互不干扰。但在如今，老人、父母和孩子都同时在为孩子的某道数学题不会做，或是某个培训班没报上而焦虑。管的人多了，矛盾自然也就出来了。

在之前的大家专栏文章里（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作者专栏文章列表），我曾提到过家庭人口数量对育儿的影响。例如核心家庭，三口之家彼此的连线是3条，如果多一个老人进来，所有成员之间的连线就会变成6条，如果再加一个人，就会变成10条。

如果一个家庭内部四个老人都介入，那么对于孩子的爸妈来说，需要处理的关系一定会爆炸。因为对于这对夫妻来说，他们不仅要处理跟每一个人关系，还要照顾老人们之间，老人们与配偶、孩子的关系。所谓纠缠不清的婆媳关系、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就是育儿人数增加之后的副产品。

但是，如果老人们齐刷刷地撤回自己的窝，年轻的夫妻基本上熬不过三天。所以，要维持孩子的安全和发展，又要确保夫妻都能去上班，目前的家庭成员是必要的。既然家里必须要这么多人，那么也意味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来维持人际关系。

这一点很像战争期间，后勤补给线越长，粮草的损耗就越大。事实上，最好的模式是由夫妻二人自己商定、决策，这样沟通成本最低。但在不得不需要长辈加入的情况下，夫妻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时间精力，专门来维护他人的情绪。

所以，上述三点，即维护安全上的殚精竭虑，对教育的无止境重视，以及维护家庭成员关系的高昂投入，共同组成了今天育儿的三座大山，压在了这一代父母的背上。我们气喘吁吁，乃至精疲力竭，只有缓冲之地，却没有退路可言。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为人父母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