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那个美国人

源济

杀死那个美国人

豆腐乳 世界遗产地理  2018-07-20

傍晚六点下班 换掉钢铁厂的衣裳

万斯先生的外祖父母，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搬到了俄亥俄州工业城市米德尔顿。

米德尔顿位于俄亥俄州两座较大的城市之间，完全因为钢铁工业而聚集起人来才有了城市，所以被叫做“中间的城市” （Middletown）。这样随意的起名方式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石家庄。

让这座城市兴盛起来的钢铁企业，当时叫阿姆科公司。它在万斯的家乡肯塔基州招人时，是鼓励整个家庭都被公司雇佣的。这就导致它不仅仅是一个钢铁企业，还形成了一个以其雇员为骨干、其投资、支付的福利和工资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社区。

 

这听上去像过去国企办社会的情景，事实上也非常相似。

 

阿姆科公司所在的钢铁产业当时非常景气，赚得动的公司有能力在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建公园、举办免费的音乐会和提供奖学金。而领了公司薪水的工人们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这些钱流向了市中心繁忙的购物中心、好几家从二战后就开始运营的餐馆，还有男人们一天的辛勤劳作之后聚到一起喝上一两瓶（或许多瓶）啤酒的几家酒吧。

 

这是属于二战之后的繁荣景气。当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常年保持在5%以上，工厂都在源源不断地吸纳劳动力，哪怕大量士兵复员回家也无法满足需求。连像万斯的外祖父那样来自传统煤炭小镇的老头也被卷进工厂，他外祖母这样的女性更是乘着战时被征召进入工厂的春风加入了劳动力市场。

 

资本主义世界长期的繁荣状态很自然让人产生了一种未来也会如此繁荣下去的幻想，有英国的社会政治学家曾经信心满满地预言：

除去偶发性的小庭萧条之外，以及某些一时的账务平衡危机，全面就业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至少足以维持住某种可以控制的稳定度。

 

哪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的马尔库塞也不得不承认，在当时，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这些都变得有可能了。但他也指出，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但是对于俄亥俄州，以及整个美国东北依赖钢铁、汽车等工业的城市来说，危机已经在悄悄走近了。二战后爆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它将要带来的产业绝大多数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不再需要密集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大势形成，越来越多的人类生产者身份会被剥离，只能充当消费者——通俗地说，就是会减少就业。

 

显然，米德尔顿的居民们大多还没感受到这种趋势。尽管长辈都希望孩子能够读个大学并找到阿姆科公司以外的工作，但他们的出发点只是朴素的美国梦，模模糊糊地觉得下一代人要比他们这一代人要进步一点。

妻子在买麦当劳 我去喝几瓶啤酒

然而万斯母亲那一辈的朋友圈里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很多人甚至高中也都没读完。另外一些人虽然读完高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万斯的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放弃任何可能的读大学机会。到了万斯这一代，上大学的人仍然屈指可数。

这些工人阶级后代没办法上大学，家庭要负很大责任。

 

比如他们的母亲们，一整天准备的食物可以都是快餐：早上买点面包卷，中午点一个墨西哥玉米卷，晚上则是麦当劳。

 

万斯对这一现象也很困惑，明明自己做饭更便宜也更有营养，为什么他和他朋友的母亲们不这么做呢？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导致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在下降，而且不同于众人对美国的刻板印象，健身离白人工人阶级其实很远。

他们的“运动仅局限于在小孩子时玩的游戏。只有离开家去当兵或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 。

 

吃饭都谈不上营养，也不注重身体锻炼，生活习惯糟糕，拿什么考上大学？万斯后来能够上大学并表现优异，还是因为他果断选择参军，在军队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又比如，当时白人工人阶级的家庭在外人看来相当幸福：工资不低，甚至持有公司的股票；开着汽车，住着大房子；孩子们在得到公司资助的学校上学。但是家庭内部关系却是支离破碎。

 

万斯的外公染上了酗酒的毛病，还在外面寻花问柳。每当他喝得醉醺醺地回家，总会造成家庭矛盾。有次在圣诞前夜，万斯的外公醉醺醺地回到家，只知道索要吃的。万斯的外婆拒绝后，他拔掉了圣诞树，然后又把树扔到后门外。第二年，他醉酒归来时赶上他女儿的生日派对，他迅速地往脚下咳出一大口浓痰，然后就笑着走开，又给自己拿啤酒去了。

 

万斯的外婆也因此常与他吵架直到大打出手。一次她用花瓶打得她丈夫头部流血不止，还有一次则被她丈夫打出一个黑眼圈。

 

然而平时这两夫妻似乎也不大清醒，万斯的外公和外婆喜欢冲动性消费，外公有时头脑发热就换辆好车，外婆则沾染上了囤积癖，经常购买些用不到的小玩意堆积起来。

 

万斯对外公“看起来是在抗拒社会对一个中产阶级父亲的期望”很是不解，但不解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在万斯的生活视野所及，工人阶级男性这种不想好好过日子的倾向似乎具有一定普遍性。

 

在波拉 · 沃格尔的经典话剧《那年我学开车》里，同样是二战后进城做工人的佩克姨夫，表面上是个好丈夫，为妻子买首饰，带她去旅游，为邻居换灯泡、扫雪。但是他在教他外甥女学开车的时候性侵了她，随后又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

佩克姨夫自己的辩解是“我的火在心里。有时候，喝酒会有帮助的”。

仔细想来，工业也不过刚把一两代人卷进来，人类在那时候其实还并不怎么适应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对人是具有控制作用的，这种控制的目的是过度的生产和消费压倒一切，维持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

 

所以后来万斯发现，要缓解工业化对工人阶级心理的负面影响，恐怕回归宗教是个可行的办法。在教会，教友们会监督你戒酒，会帮你找工作，重振你对生活的信心。但是教会是反智的，顽固而盲目地排斥科学和艺术，显然对工人阶级后代通过学习达到阶级跃升有害。

 

两难。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物质丰富的日子也就维持了三十年。

上世纪70年代初，危机已经显现。1973-1975年伴随着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经济衰退了3.1%。但是长期的繁荣造成的思维惯性还能延续一段时间 ，直到80年代人们才明白，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对于发达国家的白人工人阶级，日子是一天天变糟的。在此之前，工业迅猛地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但1970年后的二十年里，机器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把工人赶出工厂，消灭很多工作岗位。1950到1970年，美国长途电话的通话次数增加五倍，接线员人数只减少了12%；可是到了1970到1980年，通话次数增加三倍，接线员却锐减了四成。这种工作岗位的减少不是因为不景气而暂时缩减，而是结构性地、彻底地失业。

 

人，到底是比机器效率低。

 

还有一种结构性失业，则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尤其是劳动密集的工业追逐低人力成本。一条国境线的两边，可能工资就差了十倍，所以美国德克萨斯的工厂，会为比原来低九成的人力成本搬到国境线另一边的墨西哥。

 

如果工厂不搬迁，在原处也会因为高昂的人力成本而日益衰落。阿姆科公司对社区的贡献越来越少，最后也因经营困难被川崎公司并购，这让米德尔顿工人群体里那些二战老兵深受打击，仿佛东条英机来开工厂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产品就是更便宜，美国制造则不那么骄傲了。就连当时还是个中年人的特朗普在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比日本更好的产品只有纸巾。尽管他还在嘴硬，说这是因为美国为日本提供了防务，才让日本在国际竞争中胜过美国。

 

制造业空心化从来也是用脚投票的产物。

 

随着工厂的搬迁和衰退，工业中心变成了锈带，像彻底蜕皮一样。连原有的工业遗迹从都市景观中连根拔去，随后繁华的商业景观也逐渐凋零。在米德尔顿中央大道和主街交汇的心脏地位，一眼望去，全是被遗弃的商店和被打破的窗户。街对面有一幢看起来像剧院的建筑，上面的巨型标识是“ST___L”，中间的三个字母早破碎不见了，没有人更换。

 

生产线抛弃人工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经济为他们制造新工作的速度，而且这些新工作往往不在锈带，而在遥远的加州等地。俄亥俄州唯一称得上转型相对成功的城市是州府哥伦布，它能出锈带而不染则得益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在这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创业，带动了城市经济。比如著名时尚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总部竟然就在哥伦布这个锈带州首府，其创始人则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Leslie Wexner。

而在其他地方，失业工人们只好加入庞大却暧昧隐蔽的非正式经济，做小工，当小差，做些临时工作，就业不稳定。

 

下岗工人推着小车卖早点不是只在石家庄才有的。

 

集中的工人群体也分散了，工会力量也因此衰落。新自由主义崛起，其代表人物里根赢得大选，上台后立即着手削减福利。工会的衰落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1970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占据全社会财富不超过35%，但到了20年后的1990年，他们占据的社会财富提高到了42%，2000年更是升至47%。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景观

由于遇到了经济不景气，相比起万斯的外祖父母辈，万斯的父母辈陋习全面升级了。

万斯的外祖父酗酒，万斯的母亲就吸毒；万斯的外祖父母吵闹打架但婚姻尚可维持，万斯的母亲则多次离婚，带着儿女辗转于多个男友和前夫之间；万斯的外祖父母买东西不知节制，万斯的母亲则在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下欠下大量债务。

 

这听上去像过去国内一些重工业基地，当大下岗发生的时候，吸毒、卖淫、暴力犯罪等治安问题就爆发了。家庭破裂、子女教育缺失更是家常便饭。转型成功的新经济城市各有各的成功法，转型失败的旧工业城市却都是相似的。

 

王小波曾说过，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具体到万斯的母亲身上，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怀孕，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结婚，生下了万斯的姐姐，随后不久就离婚。第二段婚姻为她带来了万斯，但没多久她又离婚了。至于为什么她会频繁离婚，恐怕可以从她第三段婚姻中得到解释：

她从她父母那里学到的婚姻相处经验就是互相侮辱，大吵大闹直至大打出手，于是她第三任丈夫也不能忍受了。

 

在此之后她频繁地交往男朋友，每当万斯开始熟悉并喜欢上她的新男友时，她就与这个男友撕破脸，开始下一段感情。多次感情破裂伴随着搬家和与更多的男友打交道，万斯不得不一次次适应新生活，试着讨好妈妈的新男友们。他自己的生活也变得动荡不安。高中的最后阶段，万斯差点再次搬家，有关部门甚至认为万斯的母亲该被剥夺监护权，幸好万斯的外祖父母收留了他。

 

万斯的母亲还染上了酒瘾和毒瘾，性情癫狂的时候甚至准备开着车带着万斯一起去死。她也因为毒瘾失掉了护士的工作，家中债台高筑，最窘迫的时候明知道自己的尿样由于吸毒无法通过毒检，还得求万斯用自己的尿液代替她的尿液做毒检。当她身处与第五任丈夫的婚姻中时，她偷了丈夫的传家宝换毒品，以至于被丈夫赶出家门。

 

有这么一个母亲，在这样恶劣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万斯最终还能在本科时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并在毕业后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只能说是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奇迹。

这个奇迹大半要归功于万斯的外祖父母和海军陆战队。他的外祖父晚年戒了酒，夫妻间的心态也都平和下来，在万斯的母亲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他们就把万斯接到身边养育。

 

万斯高中毕业后参军，海军陆战队也给了他家庭生活中缺乏的教育和锤炼。军队教会他保持个人卫生、仪态整齐和房间整洁，让他意识到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军队的训练和任务培养了他的团队精神，教会了他尊重他人并在他完成任务后让他深受鼓舞，建立起了自信。

 

军队还教会他一种我们可能觉得司空见惯的技巧：打理个人财富。军队要求士兵养成储蓄的习惯（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任何存款！）、平衡自己的收支，并研究基本款的投资理财，以及如何比较贷款利率。对于他这样一个多次经历童年精神创伤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

 

先别急着产生优越感，我们最近的状况并不能用来嘲笑这些美国人。

 

中国人以高储蓄率而出名，但近些年国内也出现广泛的通过掏空六个钱包、刷信用卡套现乃至借首付贷来买房的行为。年轻人甚至还在活跃的互联网金融中学会了背上消费贷过度消费，甚至加入“裸条”……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以后中国的年轻人也不会懂得存款为何物，“发薪日贷款”这样的东西会像当年的俄亥俄州那样在中国司空见惯。

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如今的万斯，已经通过教育摆脱了其原有的社会阶层，跻身美国的上流社会。他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与相爱的人结了婚。

 

一路走来，他发现他的原生阶级——白人工人阶级与他现在奋斗所努力达到的美国上层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堵厚厚的墙壁。这堵墙并不是坚硬的，而是由各种生活中的细节，包括家庭氛围、社区环境、经济状况、心理状态、自身眼界等一系列不同所构成的。他通过不懈努力和相当大的运气（爱着他的外祖父母、给他帮助的军队以及幸运地去了伊拉克却没死等等），冲过了这堵墙。

 

但他回头望去，也知道自己走过来纯属奇迹，按照统计学规律，他本该去坐牢或者有四个私生子。

 

他独特的出身，也让他了解这些上层社会不了解甚至不屑于了解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思想。特朗普打败希拉里出乎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和政治精英的预料，而作为重要摇摆州的俄亥俄州则选择了特朗普。大概是为了求个解释，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的第二天，万斯讲述自己经历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就被美国人推上了美国亚马逊图书销售总榜第一名。

 

然而他与过去的斗争还远没结束。美国的工人阶级有40%小时候受过多次精神创伤，而非工人阶级的这个比例只有29%。他显然属于那40%中的一个，也因此集成了很多母亲的坏脾气，在刚谈恋爱时对着恋人大吵大闹。他的姐姐也有类似经历。

 

所幸他们都遇到了真正的爱情，她们的恋人没有因此放弃他们，而是耐心帮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养成良好的情侣间相处习惯，目前他和他姐姐婚姻幸福。

 

万斯的成长经历，伴随着锈带的衰退，在很多细节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城市化之后中产阶级男人们的落寞以及造成的家庭负面影响，某女作家写得相当刻薄：

 

贵国中年男人基本是狗也是屎。胖，丑，抽烟打屁讲荤话，随地撒尿吐痰，咳嗽从来不避人，打哈欠一嘴臭气、满口黄牙，一喝酒就哇哇吐呜呜哭，全世界都对不住自己。

号称热爱儒家、佛教、茶道，只关心钱和处女，爱说难得糊涂平淡是真、毛主席最伟大中日必有一战。居然都还好意思活着，真奇怪。

 

道理是同一个道理，只是美国老男人热爱的是啤酒和薯片，以及网上随处可见的裸聊站点。

 

说得这么稳准狠，大概这位作家也在小时候受过多次精神创伤吧。

当然，万斯的故事里也有很多美国特性，比如他提到的母亲情感不稳定，婚姻如儿戏，“在法国，孩子接触到三个或以上母亲伴侣的概率是0.5%，也就是二百分之一。这一比例第二高的是在瑞典，为2.6%，约1/40。而在美国，比例为8.2%，约1/12，高得惊人，而且在工人阶级中比例还要高” 。

 

我刚想说在中国这不严重，又想起快手上十四岁的未成年孕妇，顿时对未来不乐观了起来。

 

万斯在耶鲁法学院遇到了一个贵人，指点他该做什么能获得更好的前途，这个贵人就是华裔教授蔡美儿。很巧，她也是一本畅销书《虎妈战歌》的作者，这本书里对子女教育相当严苛的态度，在美国引起了巨大争议，而对于中国人，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中国人显然更懂得教育提升阶层的价值，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变成美国如今的状态——上层极端重视教育，中下层放任自流，在两者之间的墙又厚实了一点。

 

尽管如此，尽可能公平的教育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所在了吧。

coexist

中国人显然更懂得教育提升阶层的价值 - 科举遗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