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 在性骚扰报道中，中国媒体做得还不够

源济

闾丘露薇 | 在性骚扰报道中，中国媒体做得还不够

原创： 闾丘露薇 大家  2018-07-16

性骚扰到底只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如果看最近的一些媒体报道，尤其是一些大学，对于属下的教师涉及到性骚扰指控之后的回应，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性骚扰属于个人道德品格问题；当然，需要健全相关法律。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2005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首次把“性骚扰”这个词纳入了法律文件。根据在同年12月正式实施的修订版第四十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就在人大决定通过的第二天，北京市的一位女模特向法院起诉了北京一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指控对方利用单独相处的机会，用双手触摸自己的胸部，并且出言下流。三个月后，该案达成庭外和解。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由于案件会公开宣判，原告感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于是选择撤诉（1）。

也就在同一年的11月，重庆女教师文静起诉校长长期透过电话短信进行性骚扰，一审和二审，都以这名女教师败诉告终。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二审法院认为：“性骚扰是一种以侵犯他人人格尊严权为特征的民事侵权行为，它以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语言，信息，行为环境等方式侵犯他人的人格权。从本案双方发送的信息的行为来看，是双向的，互动的；从发送信息的内容看，文静并未反感和拒绝，故文静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事实证据，法院不予支持”（2）。

文静案的审理法官之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尽管有了关于性骚扰的立法原则，但缺乏如何具体操作的细节，比如如何界定性骚扰，实施性骚扰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等，这让他在审理这宗安检的时候压力很大，并且认为，这部修订后的法律，无法在女性遭遇了性骚扰后，起到保护作用 （3）。

之后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了各种版本的实施办法，对于性骚扰的定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北京：

“第三十三条 禁止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可以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所在单位、本市各级妇女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接到投诉后，应当采取对被投诉人批评教育、对双方进行调解或者支持投诉人起诉等措施。用人单位、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情况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上海：

“第三十二条　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广东：

“第二十九条 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建立适当的环境、制定必要的调查投诉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有关单位投诉。”

浙江：

“第三十三条 禁止以肢体行为、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或者其他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妇女可以向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和所在单位投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可以看到，虽然各地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有些轻微的不同，比如广东省和北京市对于性骚扰的定义，是传播的内容包含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上海和浙江则并没有这样的内容规限，但是对于各部门和单位建立投诉机制以及预防机制，都有明确规定。

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性骚扰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可以诉诸法律的违法行为。如果法律还有不够健全的地方，那就是对于实施了各种性骚扰行为，应该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另外，法律也没有规定，发生性骚扰应该如何追求部门和单位的责任。

1998年，已经有全国人大常委向全国人大提交性骚扰立法提案，建议把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律纳入立法日程，在这部法律出台前，可以先修订现有的法律，比如《妇女权益保护法》。2002年，媒体大篇幅报道了中国第一宗性骚扰案并且进行探讨。这宗案件当然以原告败诉告终，但是透过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极大的关注。而媒体则透过采访法律界，学界以及妇女界的专业人士，指出推动立法和法律修订的迫切性。2005年的法律修订，可以说是各界多年努力和互动的结果：公众、法律界、学界、女性权益组织、人大代表，政府部分以及媒体。

事实上，在任何推动社会改变的过程中，媒体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只有透过媒体向公众传播的信息，才能激发更多公众对于某个议题的关心，同时培养个体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引发公共讨论，最终让决策者意识到进行改变和适应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最近统计了一下最近几年中国部分媒体关于性骚扰的报道。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媒体对于国内性骚扰问题的关注，是从2014年开始逐渐减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性骚扰这个话题缺乏新闻性，相反，关于国外性骚扰的新闻报道，过去两年是在增加的。

当然，这和metoo运动在国外的兴起和普及有很大的关联，受侵害的女性和男性站出来，向公众揭露他们受到的那些拥有权势的大人物的压迫，这样的题材，单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自然是吸引读者眼球的。这同样可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性骚扰个案被报道的频率以及密度。

拿发生在校园的性骚扰案来说，名校往往比普通高校受到媒体的关注度更高，当然，随之而来媒体承受的公关压力自然也比普通高校要高，这也就是为何涉及到名校的报道，往往会戛然而止。

但是2014年之后国内性骚扰个案报道和相关讨论的减少，是不是意味着性骚扰的问题已经得到改善，不再需要媒体的关注了呢？如果只是从获得报道的这些事件的走向，处理结果，以及媒体报道的文本内容分析来看，结果是让人担心的。

如果说，在2014年之前，还有性骚扰的受害者走法律途径，不管最终是否打赢了官司，那么在2014年之后，媒体所见的个案，都是通过单位的内部处理来解决；而处理的结果，2014年还有因为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之后，促成了教育部红七条的出台(4)，算是一种制度性的回应，之后，尤其是今年一系列和高校相关的个案，并没有丝毫促进制度建设的痕迹。

而媒体的报道，大部分不仅仅没有深入到相关制度建设和法律层面的探讨，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概念方面，比如性骚扰和性侵的区别，比如强调性骚扰属于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比如告知读者个人权利，都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让这段时间的相关报道和讨论质量，远远低于十年前，不仅仅没有进步，甚至是一种极大的倒退。

撇开报道限制的因素，媒体从业人员本身的意识以及能力，新闻编辑室中具有决策权的管理层的意识和能力，是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当一宗个案发生之后，没有意识从现有的法律层面，没有能力寻找到合适的专家学者和法律界人士，都导致了报道变得到此为止，失去了过往那种，可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推进变化可能的能力。

这很可惜，也很危险。

因为在中国，社交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有限，尽管参与公共舆论当中的角色不可替代，最终能够推动公共政策，制度建设的，还是要靠各级新闻媒体的参与。而在这一点上，国家级媒体的影响力，远远高于地方级媒体，尤其是当一些个案，涉及到行政级别较高的机构的时候，地方媒体往往因为级别的关系，无法持续相关的报道和讨论。

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前凤凰卫视的同事，做过一期关于女大学生在实习中遭到性侵以及性骚扰的报道。当然，这几个走上法庭为自己维权的女生，最终没有赢得官司，但是在帮助她们的律师的游说下，她们愿意面对镜头（当然，声音和影像都进行了处理），讲述她们的经历，为了其他人，可以从她们的经历中，学会更好的保护自己。

节目播出，并没有太多的回响，因为收视率，远远比不上我们做的很多其他几期的节目，因为这个话题，在当时，并不是新闻热点，甚至显得有点冷门。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个选题上很坚持，因为我们知道，新闻热点持续的时间从来都很短，如果没有媒体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持续跟进，那么，很多时候，热点也就是热点，很快就会被公众遗忘，直到同样性质的事件再次成为热点，然后媒体以及公共舆论，重新再来一次讨论。但是结果一定是，没有进展的讨论，因为又要从头开始，甚至曾经达成的社会共识，已经不再是共识，需要再退后几步，进行言说。

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事，是很多愿意持续关注办公场所“性骚扰”这个话题的媒体人中的一部分。要让一个议题能够持续，能够最终得到关注，光靠一家媒体，几个媒体人，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看，当时愿意，或者是意识这样做的媒体还是不足够多，也因此在最终能够实现性骚扰立法这个目标中，这些媒体的声音，显得非常的单薄。尽管这样，在回顾过去这些年的媒体报道中，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媒体，尤其是地方市场化媒体，坚持不懈的让和性骚扰有关的话题占据一定的版面。

而这样的努力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最终的成果，比如政府接纳关于预防公共场合，尤其是地铁性骚扰的建议，比如女性专卡。当然，这是不是一个最佳方法可以讨论，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对一个公共议题的回应。还有一些中小学开始了性教育，而这样的行为获得新闻媒体的正面呼应，不再是用猎奇的角度。记得当北京要展开中小学性教育课程的时候，正是因为有些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反弹，结果无法推广，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结果。

未来媒体可以做些什么？有很多的猜测，“性骚扰”是一个敏感词，因此媒体在也无法触及相关议题，在公共舆论场中，讨论也因此会非常的稀缺。这样的猜测，和媒体相关报道的数量减少有关，到底是因为政策的原因，还是媒体本身议题设置和选择的原因，作为一个前新闻人，无法判断。但之前确实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取消“嫖宿幼女罪”，比如关于家暴问题的立法，虽然前前后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如果缺少了媒体的关注，社会各界，包括人大代表们的声音无法被公众听到，就很难会最终被政策决策者列入议事日程。

2014年红七条出台，但是在这些规定中，并没有明确高校师生恋的问题，只有“不正当关系”这样的用词。

2015年，媒体上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评论文章，对于到底是否应该禁止高校师生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原本这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这样的讨论持续的话，也许最终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样对于之后发生的一些个案，也就有了清楚的指引，对于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很可惜，这样的讨论很短暂(5)。

在今年年初的几宗个案之后，关于师生恋的讨论又重头开始了一次，同样很可惜，并没有比上一次有太多的推进，然后，停止了（6）。

可以预见，如果还是没有借此机会，对红七条有更加清晰的细节规定，就好像《妇女权益法保障法》的具体实施一样，那么一个法律问题，还是无法用法律法规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如果还是用道德来作为行为约束的话，其实是用更高的要求来规范人的行为。但是如果道德行为是不需要承受相应后果的话，那么结果会比不守法还要糟糕。

另外一点，到目前为止，对于性骚扰在法律上的定义和规范，因为上位法是《妇女权益保护法》，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男性遭遇到了性骚扰，如何透过法律来保护自己。

如果说，过去之所以只是把性骚扰认定只是女性才会遭遇到的问题，反映出社会共识中的女性真实地位，认定男性属于强势一方，不会遇到这样的切身问题，或者是参与到立法过程中的各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只是针对某中性别和年龄层的问题。

那么现在，从一系列的社会新闻报道中，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到增强下，性骚扰不再是一个针对某一种性别的问题，应该是到了可以全民讨论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时候来谈性骚扰立法，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时候，因为不再是仅仅为了保护妇女权益出发，而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出发。

备注：

1. 中国新闻网 。2015.11.04。美院学生猥亵女模特：北京性骚扰案庭外和解。

2. 重庆时报。2006.9.27. 重庆女教师状告校长性骚扰终审败诉。

3. 时代信报。2005.8.30. 女教师状告校长性骚扰案续：受骚扰者反被孤立。

4. 新京报。2014。10.09. 教育部划高校教师红七条 禁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5. 现代快报。 2015.3.10. 人大代表谈大学反对师生恋：成年人恋案顺其自然。

6. 财新网。2018.4.9. 禁忌背后：师生恋何以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