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因为已经结婚,不能认领双亲的骨灰。”
“死者原来一直靠生活救助金生活,死后尸骨无人认领。市营无名死者墓地已用完,无处可葬。”
“我跟那个人已经没多少交情了,为什么非得把他葬到我们家的墓地里去呀?”
这是高冈大法寺的住持在收到用快递寄来的骨灰时,经常听到的理由。
这些不被接收的死者们生前大多居住在城市里,但这些骨灰在城市里却无人收留,最终被当成垃圾随意地处理掉。
这促使栗原住持创立了孤独老死者接收机制。
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些死后被抛弃的人,生前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即使是我们,如果人生道路走错一步,生活中出现了某种问题,说不定都会成为独居老人而悄然死去的。他们也曾有过像样的人生,或许也曾有过孩子,或许也曾把孩子培养成人,或许自己出生时也曾让爹妈喜出望外……所以哪怕是被人扔掉的骨头,我也是能多捡一根是一根。”
在日本,每年有高达32,000例“无缘死”,这些人原本过着极为寻常的生活,却一点点与社会失去关联,直至被彻底遗忘。
死亡是最可怕的吗?
不,《无缘社会》这本书告诉我们:当个人存在都无法被感知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陷入绝望之时。
“无缘死”,是日本NHK特别节目组在纪录片《无缘死——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震撼》中提出的名词。
无缘死,指孑然一身,悄然死去后无人认领遗体的死亡。
当今日本社会,人们正在逐渐失去三种缘分:血缘、地缘、社会缘。
作为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日本早期的家庭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三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在一栋房子里,父母支撑子女,子女供养父母。
但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使大量年轻人告别在家乡经营传统农业和工商业的父母,独自到大城市打拼。
父母和子女的分离成了司空见惯,兄弟姐妹在组建各自家庭后更是缺少联系,甚至几十年都不通音信。
55岁的常川善治,生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他独自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后,政府没有找到愿意认领他遗体的人。
早已离婚的前妻说着“幸好没有来找我“,对常川君的死没有什么感触。他的舅舅因为和常川君姓氏不同,而拒绝将他葬到自家的坟地里。唯一的哥哥在父母死后来往更少,他说自己家里的情况已经很困难,无力安葬常川君。
最后,常川君成为了大学医院里的一具捐赠遗体,编号683。
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没有谁特别关心过他;
在他死后,他被安放在没有任何人会探望的地方。
他始终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和他境遇相似的,还有73岁的大森忠利。32岁那年,大森忠利独自来到东京,在一家饮食供应中心工作。20多年来,他从未迟到或缺勤,但退休后的养老金依然只能满足他基本的生活需要。
大森君有个愿望,他希望能和死去的双亲葬在同一个坟墓里。
所以直到临死前半年,他都一直在工厂做清理机器油污的合同工,挣的钱寄回家乡的寺庙,作为父母的香烛贡品费。
可他没能想到,他会成为连姓名都不详的在途死亡者,至死都没能回到思念着的故乡。
常川君和大森君的经历正是三万两千名无缘死者的缩影。
在无缘死的不断蔓延下,代替亲属办理死者善后手续的非营利组织相继成立,与此同时,合葬墓地也悄然兴起。
高野君是在五十八岁那年和非营利组织签署合同的。
从退休那年开始,他就与公司和社会失去了联系。
退休前的四十二年里,他将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作为日本著名企业三菱银行的精英销售人员,高野君常常加班到凌晨,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更多的时候连饭也顾不上吃。
直到因为过度劳累和轻度忧郁症住进了医院,高野君才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已经与他疏远。
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继续繁重的销售工作,长时间的忽视家庭,使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留给高野君的,是经济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没有家庭和朋友的孤单生活。
在日本,很多退休的公司员工,都在离开公司后感到了与世隔绝的不适感。奉行集体主义的日本,将个人与集体牢牢捆绑在一起,压抑个体的内心和差异性,员工永远处于紧绷的状态。可惜,终身雇佣制的解体和日本经济的崩溃,让失去工作的白领心理失衡,他们再也找不回自己。
但相比那些连养老金都没有的孤寡老人,高野君似乎又幸运得多,至少他还有选择自己晚年生活的权利。
2017年日本警视厅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在日本监狱里,每5名罪犯中就有1名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一比例还在继续上升中。(数据来自网易看客)
因为害怕“无缘死”,以及生活贫困吃不饱饭,很多老人选择偷窃,只为能进入有如养老院的日本监狱,生活能够有个“保障”。
在监狱里,他们可以交朋友,有人定时送餐,生病了有人照顾,死后,还会有人厚葬拜祭。
这本应是属于一个老人的普通幸福,他们竟然只能在监狱里才能获得。
多么荒谬,又如此让人心酸。
更多的老人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救:有人拜托邻居每周打三次电话给他,确保自己死后有人知道;还有人在手机上加了计步器功能,他每天行走的步数都会传到在别处生活的女儿那里去。
老人们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他们忍耐着孤寂,独自生活着。
他们的现状应该如何改变?
记者们在不断的探访中,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建立起新的联系。
在白滨的一家非营利救助组织里,与社会失去联系、感到生活无望的人们开始过上一种毕业旅行式的集体生活。
早上四点多起床,五点钟的时候要把垃圾送到户外,并打扫屋子。7点钟的时候集合参加晨会,然后一起在礼堂里吃早餐。
平常,他们会轮流做饭,一起做豆腐渣饼干,或者筹备圣诞晚会的节目。在与人不断地相处中,有人逐渐恢复了笑容,还有人成为了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员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最重要地是,他们找到了与彼此之间的联系。
而这正是我们所有人在人类社会中生活的必需。
这期节目的播出,在日本的年轻群体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他们纷纷留言:
“这样下去,我也会‘无缘死’的。”
“无缘死,20年后的我自己。”
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这是让日本走向无缘社会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个现代人面临的终极困境。
科技化、网络化的进行,似乎让我们更加容易与人产生联系。但我们真的因此联系更紧密了吗?
现实的状况是:
为了生存和更好的发展,我们来到陌生的城市打拼,忙起来总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
同事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一旦离开公司就会丧失联系。
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刷着手机看着电视剧,和一墙之隔的邻居没有任何交集。
我们看着直播,好像和无数人互动着。
但那些在网上直播的年轻人,不正是因为想要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吗?
他们和我们一样,越来越孤独,也越来越冷漠了。
有时我不禁想,这样无所牵挂的自由真的可以一直延续吗?
大概是不能的吧,人类终究是社会化的动物。年轻的时候都想要自由,老了却格外渴望陪伴,这就是我们避不开的人性。
就像约翰·多恩的诗里写道的: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有人说,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差距太大,这样的事情很难在中国发生。
有人说,那些每天努力打拼的年轻人才没有时间感到寂寞。
可你要知道,当丧钟响起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而鸣。
无缘社会,它真的离我们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