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 基辛格，一个体制外公知的进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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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 | 基辛格，一个体制外公知的进阶之路

原创： 苏琦 大家  2018-07-10

对于习惯于按部就班提拔官员模式的观众来说，每次看到基辛格这样的平民公知能平步青云成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或其他高阶官员，总是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书生总是给人感觉更擅长纸上谈兵，这样火线提拔能够其决策的专业素质吗？

基辛格任上的优异表现证明他是一个能充分胜任其角色的学者型官员。当然细究下来，人们会发现，基辛格也不完全是决策圈的门外汉。在成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之前，他在不同时期一定程度上也承担过半个局内人的角色。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生于1923年5月27日）

他曾经给约翰逊总统递过折子，当过肯尼迪总统的非官方顾问，负责撰写国家安全方面的咨询报告，也当过非公开的约翰逊总统的特使，去巴黎试图打通与北越的和谈之门，虽然事后证明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被北约方面戏耍了。

虽然这些经历或履历并不必然保证其能登上高位，但毕竟提供了成为一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核心决策成员所必需的试炼。这种试炼何以成为可能，其所蕴含的机遇和风险折射了美国体制的哪些特点，无疑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也因此，相对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披着现实主义外衣的理想主义者，基辛格作为一个体制外公知，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局内人的，成长过程中如何汲取权力源泉的，显然更让人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尼尔·弗格森关于基辛格的新自传，不妨作为一个体制外公知的进阶之路来看更有意义。

当然，在正式成为体制内一员之前，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也有的是机会发表对政府各项政策的看法，通过兴风作浪煽动舆论来影响政府决策。事实上，基辛格声誉鹊起，就是因为他针对美国当时的核战略进行了批判，迎合了公众的不安感，也给反对派提供了弹药，并在欧洲盟友那里激起了共鸣。

不过仅靠负能量是不可能进入决策圈的，这种负能量虽然政府也会小心应对，却无益于在官学两界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人脉，更无缘参与到决策进程当中去。和公共声望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朋友圈，也即加入能够与闻和参与决策的横跨官学两界的圈子。

最理想的情况时师长或同门能够进入决策核心，然后或者延揽他们或成为政府部门的正式成员，或半官方的咨询委员会成员或顾问，最不济也能将一些研究任务外包。当然，这里面也不乏宫斗。比如基辛格就抱怨麦乔治·邦迪长期不让其成为肯尼迪政府决策团队的正式成员，并处处阻碍其与肯尼迪建立直接的联系。

成为各种智库的成员是体制外公知试炼和进阶的标配，如果能成为一些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智囊那自然更好不过，比如基辛格就长期为数度意欲问鼎美国总统宝座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撰写政策报告。这无疑是一种双赢，洛克菲勒需要他的智慧和其在知识界的声望来为自己的政治企图心加持，而基辛格则通过洛克菲勒获取了继续往上走的财务、组织和人脉资源，并进一步拉抬了自己的声望。

国外很多人士也非常看重基辛格的朋友圈。他们希望通过他传递一些信息，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到后来随着基辛格圈子的含金量及自身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政府内部不同派系的人士也都以争取他的支持为荣，希望能够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为自己部门的政策获取更多的筹码，比如美国驻越南大使洛奇就对基辛格的越南考察之旅提供了各种便利，希望他能够说服华盛顿决策圈加大对南越政府的支持力度。

基辛格这种刻意“暧昧”的半官方身份，有时也会给他造成麻烦，尤其当他面对媒体不小心大嘴巴，而其发言又会被解读为美国官方立场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基辛格还是非常享受他自己承担的信使（messenger）角色。

必须承认，美国社会权力运作的一些制度性特征，比较有利于体制外公知加入到决策进程中来。人们信赖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判断力，希望他们能制衡官僚机器的庸碌和部门利益。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人们的这种信赖可以转化为选票，而反对派和当权者都需要巴结这些选票。反对派当然需要有与现行政策不同的声音来充当批判的弹药，当权者也需要笼络公共知识分子来凸显决策的公信力和普适性。

而对于体制外公知来说，也能够处于相对超然的状态，无论是曾经间接服务于前任政府，或选战时的对手，都没有站错队之忧，不会成为登堂入室的障碍，有时反而会有加分作用。当然，有时候和政府走得太近，也会为人所诟病，有失去独立性和学术地位的风险。但对于像基辛格这样不满足于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希望自己参与的决策进程和政策选择及其后果成为历史的部分的人士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诱人的进阶之路。

在扮演这种沟通者和体制外谋士的过程中，基辛格获得了宝贵的洗去自己外行色彩的机会。比如他发现其实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战略不像他想像的那么被动和无能，当时无论是核弹头数目还是洲际导弹数目，美国都遥遥领先于苏联，而艾森豪威尔对此了然于胸，他只不过想更多保留一种战略模糊，不想让美国公众太高枕无忧，进而影响到可持续的军事投入。

另外，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做好了进行小型核战争的准备，只不过这些事情局内人不能说，而局外的尚不知情的基辛格将这种比较敏感的政策选项宣诸于口，则可以起到测试美国公众、欧洲盟友和苏联的反应的三重效果。这种无形的分工也是执政集团乐见公知发言的原因所在。

虽然没有能说服读者基辛格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尼尔·弗格森成功地向人们展示了基辛格作为一个体制外公知的试炼之旅，也让人们得以管窥美国政府部门官员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之道，以及政府部门与学界之间旋转门的运作之道。

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美国的体制竞争力。与美国比起来，相当多的国家官学互动没有这么顺畅和富有成效。比如希望靠影响公知视听来获得决策层关注的努力，有可能带来被彻底禁声的风险。真正想影响决策，似乎只有加入体制一途，而这更需要营造的是低调沉稳相忍为国的形象。而一旦被“招安”进体制，体制自有体制的章法，能否真正发挥所长尚在两可之间。

此外，在不少国家，官学两界之间的旋转门也没有顺畅旋转起来。论资排辈的铨叙制度很难让年轻的体制外人士加入到正式决策进程中来，虽然被集思广益的渠道越来越多，但权责不匹配的泛泛咨询能起到多大作用令人难以乐观。

退休官员固然可以成立各种智库，但更多是为既定政策背书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争取优惠政策而发力，鲜有真正回到学界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更鲜有返聘官场的。退休后从事学术工作，可以从更超脱的角度来反思在位时的作所作为，而这些反思的成果，可以在下一次为官时成为执政的宝贵经验。而只能出不能进的体制，则会对这些本来可以被运用的智力资源造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