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为什么阅读塔西佗
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是塔西佗最受关注的两个时代,不同的时代在对塔西佗的阅读和理解上打上了不同的特殊烙印。文艺复兴时期,得力于利普修斯的翻译和批注。塔西佗的著作在意大利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德得莱(Donald R. Dudley)所说,“那些意大利独裁者的宫廷都是小型的罗马帝国”,他们也像罗马皇帝一样,“攫取了那种导致绝对腐败的绝对权力。《编年史》的前6卷被形形色色的欧洲君主奉为权术指导,让他们能够从中汲取欺骗和伪装的经验,在这方面塔西佗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德得莱还指出,塔西佗的影响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欣赏而得以增强,“马基雅维里本人深入思考了道德与权术的冲突,并在政治中优先考量权术”。[18] 托斯卡纳(Tuscany) 大公国的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642-1723)一再反复阅读塔西佗,教宗保祿三世(Paulus PP. III,1468-1549, 1534-1549年任教宗)也非常欣赏塔西佗对权术的透彻了解。非道德的政治权术成为政治人物必备的知识,因为即便他们自己不想用非这些权术来进行统治,他们也需要知道自己的对手可能运用哪些权术来壮大其势力。
黑色塔西佗的理解,大多出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需要。
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塔西佗阅读和理解要正面得多,他们对罗马的认识也更为复杂和深化,罗马代表着有限但重要的政治遗产。例如,孟德斯鸠一方面认识到罗马的遗产扭曲了法国的真实性,一方面又欣赏罗马共和制度令人羡慕的权力自我矫正能力。罗马法是具体的法典,罗马共和是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怀疑法国人可以用罗马法来替代法国自己的法律,他在《波斯人信札》里说,尽管法国人从罗马人那里采用了无数“无用或糟糕的”法律,但他们并没有从罗马人那里采纳作为这些法律的权威基础。[19]
孟德斯鸠要从罗马共和那里获得的是真正有用的教益,他认为,罗马政府能够通过人民的精神,元老院的力量和一些行政官的权威,形成了矫正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罗马的榜样对于法国立法者才具有政治教益,因为罗马的自由得益于这种自我矫正能力。罗马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都无与伦比,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对权力不断审视的机构,再加上不断地自我反省,不管犯下什么样的错误,都不至于积重难返,并且由于人民对国事的关注,那些错误往往会成为有益的教训”。[20]
塔西佗的历史所描绘和揭示的是,当这样的机制在罗马帝国时代被削弱以至于完全不起作用的时候,自由也随之消失,连富有自由传统的罗马政治精英阶层也蜕变为皇帝权力的附庸、扈从和奴仆。
罗马人对共和国自古以来就怀有光荣感和神情追忆(尽管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对陌生的君主政体抱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和反感。塔西佗对罗马皇帝的专制和腐败,以及对罗马精神传统被破坏深恶痛绝,也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但是,他把专制之祸归结为皇帝们放纵自己的欲望,尤其是权力欲望,而不是制度本身。他在历史叙述中涉及种种政治问题或权力因素时,从来没有把恢复共和当作匡正专制的可行选择。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塔西佗经常被用作反专制的政治武器,在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时,他的许多警句和名言都发挥了革命宣传作用。
法国诗人安德烈·舍尼埃(André Chénier,1762-1794)饱含激情地把塔西佗描绘成反专制的旗手,“他的名字让暴君闻之色变!”
罗兰夫人在刑场赴死前夕,在狱中阅读的就是塔西佗,深信法国正在经历提比里乌斯皇帝的恐怖时代。
法国记者和政治家卡米尔·伯努瓦·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在他办的刊物《老柯德里耶》(Le Vieux Cordelier)第三期上,把塔西佗当作一面明镜,用来照清法国革命时雅各宾党的残忍和恐怖:血腥、肮脏,如同阴沟里的污水。他说,法国大革命的暴行在历史上只有塔西佗笔下提比里乌斯的暴政才能与之相比。罗伯斯庇尔闻之震怒,当即命令焚毁这些杂志。德穆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罗伯斯庇尔是儿时的朋友,与丹东是亲密的朋友和政治盟友,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公共安全委员会对丹东反对派做出反击时,德穆兰和丹东一起被审判并处决。
卡米尔·伯努瓦·德穆兰画像
法国革命的背叛者拿破仑则是对塔西佗非常厌恶,“不要对我提那个写小册子的家伙,他专门诋毁和中伤的就是皇帝”。拿破仑甚至还专门召集学者和专家,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专门撰文攻击塔西佗。但是,事与愿违,拿破仑没能在法国消除塔西佗的影响。两代人之后,作家雨果抨击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仍然是用塔西佗来做武器。[21]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喜爱塔西佗的是卢梭,他还翻译过塔西佗的作品,由于卢梭的民主思想,这并不奇怪。但是,主张君主制的伏尔泰非常讨厌塔西佗,他认为塔西佗把人性,甚至是专制暴君的人性,看得过于阴暗、肮脏和险恶——就算是暴君,又怎么能像塔西佗记录的那个尼禄那般残暴、阴险、邪恶,嗜血成性?但是,在许多欣赏塔西佗的人们看来,邪恶当道和多灾多难时代的人性残缺正是塔西佗所揭示得最深刻的东西。
每当人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腐败、政治失序、欲望无度、民风败坏的时代,眼看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比比皆是,痛感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寡廉鲜耻,却无能为力,既不能指望制度变革,也无从期待人心归善。这时候,人们阅读塔西佗,就越加能体会他笔下那个千疮百孔的罗马帝国与自己时代是多么贴近。与后来的专制相比,罗马的那种专制确实还不能说是最邪乎,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专制不知道要比罗马专制凶残和暴虐多少。这也许正是粉红色塔西佗的现实意义所在。
塔西佗没能让我们看到专制统治下能有什么出路,但他让我们看到这种统治与人性、德行和命运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塔西佗将个人造孽与帝国罪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对人性不抱多大的乐观,因为他从历史看到,罗马的堕落除了天下太平和生活安逸之外,还源于人天生的“怯懦”,而且“尽丧元气很容易,而恢复元气的效验却很迟缓”。堕落使人在道德上变得无精打采,“无精打彩这种现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以,我们虽然起初憎恶死气沉沉,久而久之,我们却会对它恋恋不舍了”。(《阿古利可拉传》,3)。
人类堕落最致命的原因是人性中的权力欲,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万恶之源。这样的权力欲望一旦得逞,会彻底扭曲原本就已经很不稳定的人性。纵容野心和贪欲如顺水行舟般便易,而自我节制则比逆水行舟还难,没有人能够例外。权力的贪欲和满足使人在“胜利时任性胡为,失败时则又不顾一切”(《编年史》,1,68)权力是对人性的最大考验,经受不了,便成为对人性最大的戕害。无节制的权力导致性格的扭曲和习性的变异,加深人性的缺陷,身居高位,特别是“取得皇帝大权的,即使是正直之人,世界也差不多要搞得天翻地覆”(《历史》,1,50);“在胜利的时候,甚至最优秀的统帅都会蜕化”(《历史》,2,7)。
罪恶的体制必然引导人性恶的无限膨胀,当权者的人性缺失则更是会加剧国家命运的动荡变幻,祸害的不只是他个人,而且更是天下无辜的黎民百姓。一方面,权力的命运如朝露般易逝,“世上万事万物中最不可靠、最易消逝的,莫过于从一种并非以本身的实力为基础的权力而得来的声誉”。(《编年史》,13,19)另一方面,正是这样的权力却能极度恶化国人的道德,诱使人们走上歪道。整个社会变得急功近利、贪婪冷酷,“急于飞黄腾达的心情促使(人们)先是想超过同等身分的人,继而又想超过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最后竟想超过自己的野心:这是许多人致命的弱点,甚至优秀人物也在所难免。他们瞧不起稳步迁升,强求过早地成就功名,但是功名到手之日,也许就是身败名裂之时”(《编年史》3,66)
塔西佗对权力统治及其与人性、德行和命运关系的观察包含着因深度失望而倍显灰暗的忧虑,但却在提醒人们,那些诱发道德堕落的灾殃有其普遍规律,只要人性不变,这类灾殃便会继续存在,而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灾殃的危害则会十倍百倍地变本加厉。
不仅是塔西佗那些包含政治常识和智慧的警句和名言,他对人性恶的基本认识同样也与我们今天的不道德现实相符。他对待恶的态度无比认真,并引导我们从人性中去寻找恶的根源。无论是制度、政府,还是奸佞、奴才之恶,都可追溯到人性的根源,20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如亲身经历过20世纪极权统治的波兰哲学家和神学家莱谢尔·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所说,恶的“根源可能内在于人这个物种的某些永久特征之中”。[22] 今天阅读塔西佗的历史,让我们对此有更深切的感受。
【注】
[1] 蒙田: 《蒙田随笔全集》,下卷,潘丽珍等译,译文出版社, 1996年,第185页。
[2] Peter Burke, “Tacitism.” In T. A. Dorey (ed) Tacit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p. 162-163.
[3] Daniel Kapust, “Tacit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Victoria Emma Pagan (ed) A Companion to Tacitus. Wiley-Blackwell, 2012, p. 505.
[4] Peter Burke, “Tacitism,” p. 162.
[5] Peter Burke, “Tacitism,” p. 163.
[6] 最早的英文译本题为Newes from Pernassus (I622),参见 William F. Marquardt,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ors of Trajano Boccalini's "Ragguagli di Parnaso": A Study of Literary Relationships.”HuntingtonLibrary Quarterly, Vol. 15, No. 1 (Nov., 1951), pp. 1-19.
[7] Peter Burke, “Tacitism,” p. 165.
[8] Roger Boesche, Theories of Tyranny: From Plato to Arendt.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7-109.
[9] 蒙田: 《蒙田随笔全集》,下卷,,186页。
[10] Peter Burke, “Tacitism,” p. 163。
[11] Daniel Kapust, “Tacit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510.
[12] Daniel Kapust, “Tacit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524.
[13] Daniel Kapust, “Tacit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510.
[14] B. Walker, The Annuals of Tacitus, 181.
[15] 蒙田: 《蒙田随笔全集》,下卷,,185页。
[16] Donald R. Dudley, The World of Tacitus. London: Martin Secker & Warburg Limited, 1968,p. 58, note 8.
[17] Clarence W. Mendell, Tacitus: The Man and His W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69.
[18] Donald R. Dudley, The World of Tacitus, pp. 234-235.
[19]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主编:《剑桥18世纪政治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页。
[20] 同上,第 23页。
[21] Donald R. Dudley, The World of Tacitus, pp. 235-237.
[22] Leszek Kolakowski, “The Devil in History,” in My Correct Views on Everything.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05, p. 133.
原标题:《为什么要读塔西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