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为什么咆哮的总是妈妈？

源济

尼德罗：为什么咆哮的总是妈妈？

原创： 尼德罗 大家  今天

5月24日的大家头条，刊发了宋金波老师的《你是个什么样的妈，心里就没点数么》（以下简称“《点数》”）一文。我看过宋金波老师很多文章，对他很是尊敬，甚至可以说是仰慕。不过，他闯入亲密关系领域所发表的这一通言论，让我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因为在育儿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母亲这样一个角色的特征。借这篇文章，我希望可以结合个人观察、体会来谈谈“为什么咆哮的总是妈妈”。

油腻的婚姻受害者

《点数》一文的开头，以妈妈频繁训斥上小学儿子的场景切入。作者指出，妈妈们在教育孩子时存在严重的语言暴力问题，即习惯性咆哮孩子，这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妈妈们频繁咆哮的原因，正是妈妈群体的过度焦虑，这一原因也是导致育儿中“父亲缺位”的原因。

因为母亲强势，所以父亲常常选择退缩，以避免冲突。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给出了药方：身为人母的女性需要对自身价值进行调整，但同时也表示不看好“咆哮妈妈”们能够调整成功，认为这会是该群体的宿命。

《点数》全文对女性的失望甚至是厌恶之情，可谓溢于全文。按照作者的说法，女性焦虑导致孩子焦虑，还带来了夫妻关系的降温，但女性又很难进行自我改变。如此一来，似乎在家庭内部颇受委屈的中年男人，除了离婚，已经别无他途了。

事实上，这样的桥段在油腻的中年男人口中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当中年男人在勾搭年轻女士的时候，惯常的策略都会痛陈妻子对自己压榨的种种事例。通过暂时的示弱，中年男人成功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婚姻的受害者，继而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找寻外遇。

然而，可能有很多人会说，作者提到的现象的确都存在，难道你能否认你所住的那栋楼里没有一个歇斯底里训斥孩子的妈妈吗？对此，我表示不能否认。因为在我家楼下，我时常就可以听到一位母亲咆哮自己孩子的声音，有时候，持续的时间可能会超过一个小时。在那一个小时里，我和妻子都很难过和压抑。

所以，在现象的判断上，我和作者是没有分歧的。我曾经在大家写过一篇讨论全职太太的文章，原标题就是《妻子全职以之后，我们一起抵御“怨妇”的出现》。在现象层面，婚姻的确让许多女性从少女变成了“怨妇”。对于怨妇，不但男人不喜欢，女人自己也很恐惧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正如我在那篇文中所指出的，拒绝让女人变成“怨妇”（或让男人变成“怨夫”），必须依靠双方的努力。

婚姻关系的本质可以看作是夫妻双方的一场深度合作，要维持好这一段合作关系，抱怨一方反思能力不足，并不是什么好的选项。总体而言，男女双方都需要拥有一种同情之理解的能力，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理解彼此的处境。通俗来说，两个人的频率一定要对得上，如果各说各话，归因某一方，基本上就说明双方的频率已经无法对上了。

客体化的母亲

回到“为何咆哮的总是妈妈”这个问题。我认为把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女性自身价值判断混乱，这是有失公允的。

之所以这么说，需要先理解两个背景性的因素。

第一个层面的因素是生理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我曾经对妻子心态的变化做了一些较为细致的观察和记录。我在一篇小型专栏文章中用了“客体化的母亲”这样一个标题。原因在于，我发现妻子在哺乳期间，总是重复在说“感觉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曾经有过乳头皲裂的妻子，忍着剧痛也要喂养孩子。

早期的哺乳只是小小的一个方面，怀胎十月就更不用说了，女人与孩子之间的亲密程度是男性无法想象和体会的。孩子出生之后，至少在早期女性与孩子会保持很长时间的依偎状态。目前主流育儿理念下常被提及的“分离焦虑”，主要也是指母亲与孩子分离时间过长带给孩子的心理冲击。所以，在生理上，妈妈与孩子的关系更紧密，妈妈对育儿的投入更多，一定程度上是生理决定的。而这也导致了母亲自身主体性的消失，在育儿过程中，许多母亲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工具，毫无自己的时间和利益。

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是社会性的。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更多的是建构的。例如，母亲就应该为孩子付出一切，母爱是最伟大的爱......凡此种种，除了赞扬女性的付出之外，也存在观念枷锁的功能，将女性固定在家庭主妇、第一育儿者等角色上。类似的，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可以理解它所起到的功能是在麻痹母亲这一群体。通过定期给予糖衣炮弹，建立起母亲群体的自我认同和持续牺牲的动力。

但奖励的背后，横亘的是歧视。最简单的例子，面试的时候，30岁的女人一定会旁敲侧击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二胎。这种做法在当事企业看来是最理性的，因为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开支，但在社会制度上，却严重压缩了女性的职场进入和晋升空间。的确，在上升公司就业的同学应该很明白，干得好的女人都是不结婚不生娃的。

没有喘息，只能咆哮

这两点原因跟妈妈们咆哮有什么关联吗？答案是有，非常有。但在给出论证过程之前，请允许我从自身的一段经历谈起。

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我的妻子刚刚从医院出院。之前两周时间里，妻子都在医院就诊，家里又没有老人帮忙，所以，照顾孩子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了我身上。孩子的外婆在妻子住院的第三天晚上，从千里之外赶到了广州，但因为并不熟悉孩子的日常照料。所以，外婆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妻子，而我则继续负责孩子的吃喝拉撒睡。

每天，请假在家的我，需要24小时不间断面对孩子。不间断地跟孩子相处，我发现有一种无名的力量会将一种东西从一粒种子迅速变成参天大树。这种东西就叫“咆哮”，也叫“崩溃”。

按理说，我在育儿方面投入算不少了，妻子出去社交，我都可以负责孩子从做辅食到哄睡的一切。但是，日常生活中的短暂替补，令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完全有能力独自带娃。

而此前接近两周与孩子不间断相处的经历，令我的幻觉破灭了。我逐渐意识到，带一天娃和带一周娃完全是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后者不会给你喘息，并且死死地把你钉在第一育儿者的坐标上，根本无法动弹。而这就是大多数母亲必须接受的社会期待。

在现实中，很多爸爸在育儿时更多的是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带孩子出去运动、玩耍，更进一步的则是给妻子一些宽慰，给妻子做个替补，顶一个一天半天的育儿工作。这种浅度介入满足了男性作为一个父亲的社会期待，但距离母亲的责任，或者是第一育儿者的职能，差距还有八千公里。

无论生理性的原因还是社会性的原因，女人终究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想法。当她始终处于第一育儿者的位置上，并且无法真正获得喘息，长久与孩子相处带来的愤怒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不是妻子住院，令我有机会以第一育儿者的身份与孩子不间断相处两周，我也无法真正理解妻子偶尔崩溃的原因，至少我不能完全感同身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陈蒙博士在研究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自我实现时，给出了女性需要面对的三道鸿沟。我认为她的分析较有普遍意义，综合我自己的分析，我对她的论述做一个介绍。

第一，无论女性是否经济独立，都必须以孩子的福祉为优先考量。关于这一点，我已经用我的个体经历做出简弱版的论述。女性被死死按在第一育儿者的位置上，所以很难获得喘息。

第二，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业时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举个例子，女性能不能出去工作，选择什么工作，丈夫可以过问，婆婆可以指责，外婆也可能会劝阻。到了职场，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是如同家常便饭。此外，大量职业女性都存在一种严重的“内疚感”，因为工作不能陪伴孩子，使得他们内心愧疚无比。相对于前者，这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

第三，精细化育儿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宋金波老师在《点数》一文中也提到，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着意学习各种育儿和教育的理论。当然，宋老师认为这是女性为了炫耀而做出的举动。搁置这一争议，在客观上，我们得承认精细化育儿让母亲的时间更加碎片化，母亲的精力更被榨干。

男性介入的窗口期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在职妈妈还是全职妈妈，他们在教育、安全、卫生、睡眠、饮食方面的投入，都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系统性工程。在编织这个系统的过程中，女性始终被按在第一育儿者的位置上。

所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女性都被赋予了总设计师、总执行人的职能。在这个工程中，父亲的介入存在一定的窗口期。

例如，从一开始就比较积极介入的，双方的观点、情绪和行动都更容易配合好。反过来，如果父亲一开始缺位比较久，后期的介入就比较困难。

很多妈妈习惯自己操控一切，这固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去，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妈妈在一开始经历各种困难时，爸爸们都缺位了，或者未能提供真正的帮助。长此以往，一个人从无奈变成愤怒，再从愤怒变成冷漠，最后从冷漠变成敌视。

我并不想为所有女性辩护，因为许多妈妈在放权层面的确存在给丈夫锻炼机会太少的因素，这一定会打击丈夫的积极性。但是，在整个文化和制度的框架下，我们不该对女性要求更多。这里的主动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男性手里，假如男性真的愿意成育儿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么他就需要弥补之前的缺位，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这个融入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而不仅仅是偶尔冲动后的一句询问。

基本上可以判定的是，父亲越早介入，融入时间越短，成功率越高；父亲介入越晚，融入时间越长，成功率也越低。

以“家庭公平”抵抗“社会不公”

在北京，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针对妈妈的非常火爆的课程，叫作“止吼课”。许多妈妈因为报不上名而焦虑。但正如我在上面做出的分析，妈妈们之所以咆哮，之所以开吼，该吃药的不能只是妈妈，也应该包括爸爸。

实际上，咆哮的妈妈表面来看，是选择了一个弱势成员（自己的孩子）进行发泄，这是非常糟糕的。但没有一个妈妈天然愿意吼自己的孩子。每一次咆哮，伤害了孩子的同时，也会让妈妈们愧疚。顺便说一句，作者所说那些把咆哮孩子的经历公开交流的妈妈，恐怕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最后沦为自嘲的境地。自嘲的背后，是一种绝望和冷漠。

所以，要让妈妈止吼，光上课是没用的，光看心理咨询师也没有意义，光要求女性自省更是荒诞。在实际操作上，需要调整的整个家庭内部的育儿工作、职业发展机会的安排，父亲必须被纳入调整的范畴。

从家庭内部来看，夫妻都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制度，唯一可能改变的是双方的观念和家庭内部的安排。

例如，在育儿上，双方应该有一个更均衡的分配，基本上，父亲介入程度越深，夫妻的感情也会越好，双方的分歧也会越少。一个并不严谨的标志是，当妻子离开家庭3天以上，丈夫是否有能力独立支撑家庭的正常运转。

在《点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中国女性逐渐成为家庭抚育的绝对权威中心，甚至是家庭关系的权力中心。日常经验可以证明，中国女性有更多家庭财务上的支配权，在小店用支付宝付账，收款账号八成都是女性。”

在我看来，这个日常经验并不是显示女性在家庭财务上的支配权，而是展示了一种补偿心理，即女性在付出巨大的同时，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安全感。换句话说，女性一方面意识到了自己对家庭的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又缺乏安全感，在此情况下，只能依靠占据财务权进行自我安慰。

为什么要援引这一段呢？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调整还需要对社会制度安排进行抵抗。在社会环境不公平的情况下，要让女人不咆哮，并不是简单把工资交给妻子这么简单。而是需要支持女性做自己想做的事，乃至去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举个例子，当一个30岁的女人在求职时被问到“要不要生二胎”，如果回答是“要生，但是老公会负责在家带”，那么她可以通过面试的概率一定会大增。

当然，我不是要鼓励所有家庭这样操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现实情况，都有自己的理性安排。但正如广州的一位重点中学教师曾直言：“夫妻双方年薪20万以下的一方，建议辞职，全职陪伴孩子。”

这话虽然是从学校的利益考虑，但在客观上将夫妻双方职业的发展权均等化了。也就是说，如果夫妻能够在回归家庭上保持五五开的概率，那么妻子的发展机会就会因为家庭内部的平等安排而得到扩大。

回到开头，前面提到夫妻关系是一场深度合作的关系，而要长期维持高质量的合作状态，就需要彼此拥有同情之理解的能力，并共同抵御社会层面的不利因素。这种同情之理解的能力捕获，与对女性生理构造特点的知悉，与对社会制度不公的洞察，与在实践行动中有无真正的体验都密切相关。

反之可以说，如果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没有这种同情之理解的能力，那么当他指责女性咆哮，挥舞语言暴力的时候，就是在隔靴搔痒，甚至是在乱开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