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 | 直到麻木了，就到了要走的时候

源济

小事 | 直到麻木了，就到了要走的时候

知乎君 知乎日报  今天

幸运的是

我们只是在纽约短暂的停留

并没有任何必须留在这里的负担

题图：《安妮 · 霍尔》

在美国纽约生活到底是什么感觉？

知友：midnight

我们几乎是逃跑般离开了纽约。

没有哪次搬家，像这次一样轻松愉快。狭小闷热的电梯，被挤进了四个旅行箱。电梯里没有手机信号，置身其中，仿佛是进入了六十年代电影里的老式公寓。

事实上，这栋位于曼哈顿西区 90 街的六层战前公寓，最近一次装修，确实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

我们租来的车停在路边，亮着双闪。路的对面是中央公园的西大门，向南走几个街口，是 Dakota 公寓，那里是列侬和洋子的寓所。一九八零年的一个晚上，列侬在这个路口被人杀害。

曼哈顿岛上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种族样本，地铁车厢里能同时听到十几种语言，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担心聚积在站台上的湿热空气里会掺杂异族携带的病菌，却常常忽视，我也是此地的异族之一。

我把最后一件行李放进 SUV 后面，再装进一箱崭新的矿泉水。脚下的地面在颤抖，这是 C 线地铁从地下经过时发出的轰鸣。地面的通风孔里，涌起了一股热浪。

如果不是梦露在 Lexington Avenue 被吹起的裙子勉为其难地美化了这种汗臭、狐臭和垃圾臭组合而成的纽约气味，我恐怕早就吐了一地。

我上楼回到房间，检查有没有重要的物品被遗漏在房里。最后一次环顾这间公寓：这里除了东侧大窗能俯瞰中央公园这一优点，其余竟是如此一无是处。

楼道里弥漫着腐烂的味道，厨房里的老鼠不知死了没有。邻居搬家时从门缝里传出一阵恶臭，让人怀疑他屋里是不是藏匿了尸体。电梯的按钮依旧接触不良。

走出这栋公寓楼的大门，我深吸了一口气。中央公园在我面前，向我敞开怀抱，这里是纽约人寻求心灵安慰的避难所，大都会博物馆是下班后最好的去处，他们离我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距离。我舍不得离开这里。

但一想到终年要在如此拥挤、嘈杂而又陈旧的城市中生活，我就啐了一口地，上车，关门，头也不回。一脚踩到 4000 转，朝新泽西方向驶去。

第一次去纽约之前，我对纽约就已经很熟悉了。八十年代末出生的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大部分是来自美国；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大部分是来自纽约。

这里有伍迪·艾伦的电影，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美国往事里的曼哈顿大桥，教父里的小意大利；有许多你从未到过，却早已熟知了的地点和景色。

每个不经意的街口，都在某部电影里反复见过。这种烙印般的成像在脑海里停留多年，等候你亲自来临。

直到有一天，我们觉得拍照留念简直成了一种俗套，却还是没能放下手机，去用双眼和内心欣赏这座神奇的城市。

我们记不清去了多少次 MoMA、MET 和 Guggenheim，这几个美术馆里的作品覆盖了我们对于艺术史的大半认知。我们甚至办了长期会员，只为了省去在门口排队买票的时间。

我们看到了最近距离的安迪·沃霍尔、马修·巴尔尼、巴斯奎亚特、大卫·霍克尼、白南准、里希特、约翰·凯奇、阿布拉莫维奇；

也看到了最全数量的莫奈、梵高、德加、德拉克洛瓦、马蒂斯、高更、克里姆特、罗丹、贾科梅蒂、毕加索、萨金特、怀斯。

我们坐在莫奈的油画旁，发呆度日；走过毕加索的原作却置若罔闻；在贾科梅蒂的雕塑旁喝着冷饮；这才发觉，我们被这宏大的亲密接触冲昏了头脑。

这里有在画册里才能见到的艺术，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人、事、景，有我们一度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

我订了一份「纽约时报」。每天早上到了公司，边看报边发微信告诉她，哪里有露天音乐会，哪里有街头表演，或是河边来了大黄鸭，飞机在天上写圆周率。

诸如这些事情，并无任何用处，它们既不拯救世界，也不劫富济贫。这些无用的事，像海上的灯塔，失去了这些坐标，人就容易迷失在这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岛上。

我们走过一条百年前的铁路，这里曾经是曼哈顿岛的货运枢纽，废弃后长满了杂草。离地四层楼高的铁路桥，完整保留下来，穿过拥挤的切尔西艺术区。

走在铁路桥上，转角处的画廊有通透的落地玻璃窗，阳光在画廊干净的桃木底板上刻印出一块块方形投影。画廊的墙上是模糊不清的长时间曝光。

从散场的「悲惨世界」走出来，剧场过道的小门打开，烟雾缭绕，视线像照相机适应曝光一样逐渐看清了外面。原来一墙之隔外，是繁华的时代广场。戏剧结束后，也不多留片刻回味，直接让观众回到了现实的十字路口。

每天最冷静的时候，是在上下班的地铁里。

纽约的地铁陈旧得让人担心。巨大的噪音迫使我们扯大嗓门喊话，直到喉咙沙哑。逐渐地，我们不再在地铁站里对话，而是习惯了在进入地下前的最后一刻，发出手机信息，告诉对方我就快到了。

相比没有手机信号，我更怕遇到没有空调的车厢。在炎热的夏季，老旧的通风设计如同虚无。凝滞的热气和尿骚味、站台顶上不时跌落的墙皮，只有轨道里的老鼠和夜晚入住的流浪汉们才懂得欣赏这种落魄之美。

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准时到达 Canal Street 地铁站，跟随上班人流走向地面。

派发报纸的中年妇女，日复一日重复着吆喝。地铁的广告里，新上的百老汇歌剧或是好莱坞电影，在努力模糊着现实和美好之间的距离。

地铁站里保留着监狱般冰冷的铁栏旋转门，每当我被卡在里面、或是被前一个乘客经过后的高速旋转门夹到脚时，我竟不由自主怀念起北京那拥挤的地铁来，毕竟，那好歹也是被挤死在崭新且熟悉的大望路、呼家楼或是四惠东；

而当我在 42 街时代广场地铁站迷路，走了三圈仍找不到反方向的 Local 列车时，我觉得西直门那冗长的队伍和单一的路线，比起眼前纽约地铁错综复杂的选项，更省大脑，甚至更适合早就缺乏了探险精神的我们。

不过，当我想到纽约的地铁几乎 7 × 24 不间断地运行了一百年，却又由衷地敬佩起这座城市。

直到我们对这一切麻木了，就到了要走的时候。

至少，也早已萌生了要走的念头。

这种念头产生于我在地铁里不得不将耳机音量推到最大时；产生于当我的信用卡被严重透支时；产生于当我从便利店买回一箱三倍售价的矿泉水时；产生于当我被滞留在没有原因停下的地铁里，却听不清列车员广播在说什么时；产生于当半夜修路的工程车在窗外吵得我睡不着时。

每当这种时候，一切美好就显得很脆弱了。

我们开始怀念在南方村里的小屋：墙上贴着照片，烤箱里的蛋糕胚子散发出愉快的香气，蜡烛和香薰灯发出微弱不易察觉的响声，我们打开电视或音响，用很小的音量听音乐。

便宜的二手车停在窗外楼下，坐在桌前就能看到，我们可以整天不锁车，不锁家门。这小屋并不惊艳，也不刺激，完全谈不上 fancy，但我们想回到那里，正如我们想回到北京。

北京是个熟悉的姑娘；而纽约，则是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奈何她闲事太多，唠叨不断，我总不能忍着和她过一辈子吧。

幸运的是，我们只是在纽约短暂的停留，并没有任何必须留在这里的负担。

三个月后，我们租了一辆车，决定离开这里，来一场公路旅行。旅行的终点，就是南方小村里我们这几年的家。手机地图告诉我，要连续开二十四个小时，才能完成这场由北向南穿越美国东海岸的旅程。

跟随缓慢的车流穿过新泽西隧道，高楼抛在身后，眼前重新回到了我对于美国的固有印象：平坦宽阔的道路，间距遥远的房屋，大片的森林，蓝天，云朵。

后来我又去了许多城市，再没有一个像纽约这样，让人又爱又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