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逊：西南联大往事之《八十七神仙卷》

源济

罗逊：西南联大往事之《八十七神仙卷》

原创： 罗逊 大家  今天

1942年4月30日，罗常培约郑天挺共餐，这是寻常之举，在座的向达、杨振声、陈雪屏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还有一位冯文潜（字柳漪，原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虽是首次日记中现身，但他1938年即就职于联大，应该也是时常见面，不过此前并无私交而已。

席中真正的稀客，是徐悲鸿。

徐悲鸿

徐悲鸿此次前来昆明举办画展，所得悉数捐作军费，然后赴重庆就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郑徐是否认识？考徐氏生平，此前在北平的重要经历，有执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原国立北京艺专），他1928年11月15日抵平，1929年1月底离任，历时仅70余天，而郑天挺此际在浙大担任校秘书及文理学院讲师，当无机会晤面。

而早在1918年，郑先生就读北大国学门时，徐悲鸿曾受蔡元培邀请，担任过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1918.3-1919.1），郑天挺很可能还是此会的热心参与者（见《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研究会看似名头很大，不过是学校美术社团性质，没有固定场地，经费也支绌，导师只按授课次数计报酬，还需会员纳脩小补。日记中只字未提交往，有待进一步考证。

杯酒言欢之余，徐悲鸿谈及在香港时由许地山介绍，见德国人所藏古画四箱，中有白描《八十七仙人图》一卷，并枚举了四大好：“极精笔墨，工细无败笔，可贵一也；古画中画佛教故事者多，画道教者少，可贵二也；日本人购得之《朝元仙仗图》，为宣和内府故物，细审之盖出于此，可贵三也；传世古画人物之多，姿态之变化无逾此卷者，可贵四也。”

此画徐氏1937年所得，五年来此番言谈不知已对多少人说过多少遍，席中众人却都是首次听闻，于是大感兴趣，约定明早往观。

第二天早上自靛花巷一同出发的，除了罗常培，还有许宝騄及袁家骅夫妇，这都是郑先生的好友，想必是昨返公舍后相告。徐悲鸿当时住在云南大学映秋院，众人入屋时，润章先生已在。润章先生即李书华，时任北平研究院（亦已南迁）副院长。他和徐悲鸿是故交，1925年在欧洲时已结识，他很赏识徐氏的才华，不仅资助他赴南洋卖画，在担任北平大学副校长时，也发出了徐氏的聘书。

所谓《八十七仙人图》者已陈案上，笔墨颇细，郑天挺的第一印象，与昨夜所想像之甘太夫人旧藏《普贤大士乘象图》相去尚远，而韵味淡雅则过之。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郑天挺祖母甘太夫人，即郑叔忱（字扆丹，1863—1905）的母亲，郑宏泳的夫人。长乐郑家本是望族，夫人自也不俗，1940年1月18日，郑天挺收到仲女郑晏来信，附有画松一纸，以为尚佳，不由得回忆起甘太夫人号“绣花老人”，以画闻名于时。郑先生心下欢喜，当即作书勉之。

1946年郑天挺与家人合影，左二为郑晏

甘太夫人不仅画艺出众，且持家有方，郑叔忱9岁丧父，家中大小事务均由其主持，夫人约束诸子外出，读书日夕无懈，郑叔忱于光绪十五年中举，次年（1890年）联捷。不过郑叔忱此后长居京城，郑天挺在北京长大，甘太夫人则一直生活在闽省，也在福州病故，其卒年不详，只知在1905年之前，郑天挺可能从未谋面。不过，1922年11月郑天挺拟入职福州第一中学，这是他第一次回到家乡，见到了伯母、婶母（其两位伯父、叔父均先于其父去世）和堂兄等，得见甘太夫人旧藏应在此间。

郑天挺看画很细，“所作图象多长身修立，粗度之，其身长得七头又半。面貌丰艳，发髻奇诡，其尤工者为龟兹乐工数人，必非清人手笔也。日本人所得之《朝元仙仗图》影印本亦陈案上，其笔墨极生动，笔道虽甚重，较《八十七仙人图》为粗，望之不觉其重。图象不甚长，粗度之，得五头又半，然亦不嫌其短，衣褶雍容，状貌肃穆”。

在学科划分极细的今日，已很难想见历史系教授观画的风采。这完全基于个人兴趣，据《郑天挺自传》所述，中学时代的好友王鸿翮、姚鋆、何秉坤等，都非常喜欢书画、刻印和古董，自己则深受影响。《日记》也有记载：“余最喜书画，竟不能书画，可愧之至（1938年10月20日）。”

一番琢磨之后，对于徐悲鸿的“四大好”，郑先生有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年代问题，徐悲鸿谓《朝元仙仗》出于《八十七仙人图》，“余甚疑之”。《朝元仙仗》既为宣和内府故物，作为它的母本，徐氏的言下之意，《八十七仙人图》自是北宋乃至唐代之物了。郑先生同意徐氏“极精笔墨，工细无败笔”的评价，但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大抵笔意尤工者，其时代稍后。余疑《八十七仙人图》盖出于《朝元仙仗图》，就其笔墨观之，或明朝人所作也”，这就将徐氏的结论生生延后了几百年。

王己千旧藏《朝元仙仗图》局部

至于徐氏所谓“古画中画道教者少”，当时不便轻言，然郑先生念念不忘，十几天后，“偶检李方叔《德隅斋画品》，有蜀石恪《玉皇朝会图》《梁张图》《紫微朝会图》，皆道家故事也，悲鸿言古画无道家故事，亦不尽然（558页）”。说是偶检，恐怕是不以为然，后特地找了实锤。

李廌著《德隅斋画品》

赏观既毕，中午复与罗常培、杨振声、陈雪屏、梅贻琦聚餐，座间谈及观感，均谓不逮《朝元仙仗》，又述冯文潜、孙毓棠之言亦然。又言当时敦煌所出唐画，亦近《朝元仙仗》，不似《八十七仙人图》。

君子和而不同。至于后续，日记中记载两条：5月19日听闻《八十七仙人图》失窃，不审确否；6月1日，冯文潜召饮，坐有徐悲鸿，知其《神仙卷》果被窃。此后卷子失而复得，徐氏逝世后又捐献国家，均为世人熟知，不再赘述。

郑天挺也曾将《八十七仙人图》与溥雪斋所藏《孔子问礼图》相较。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及溥雪斋，不过两人实已相交多年（1946年4月25日语）。《孔子问礼图》应是“孔子问礼图碑”拓片，此碑立于南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由戴季陶访得，图为二人驾舆，另有一组人物迎驾，与《八十七仙人图》同为人物群像。

孔子问礼图碑局部，现存南京夫子庙

1945年10月26日，郑天挺暂居南京，归心似箭之余，曾购雪茄一盒，价980元，“欲以赠雪斋”。回顾在首都二十三日，除为次女郑晏买织锦衣料以外，这是郑先生为北平朋友所购唯一礼物，想是此前彼此早有书信，约定抵平后相见。

郑日记自1945年11月3日中断，1946年1月1日重起，又于7月14日中止，这半年多时间，郑先生与溥雪斋见面四十一次。

中立长须长者为爱新觉罗·溥伒（溥雪斋）

其中有八次是“消寒会”。燕俗不重冬祭，但冬至“进九”后，文人雅士每逢“九”可有雅聚，谓之“消寒会”，与会人数也取“明九”或“暗九”如十八、二十七等，众人拥炉吟诗作画，其诗词字画亦应“九”之典。

郑日记中的“消寒会”发起人不详，从人员构成来看，很可能是溥雪斋和余嘉锡。自1945年12月下旬始（日记失记），46年3月2日完满，消寒九集未缺者惟溥雪斋、余嘉锡及郑天挺三人。其他诸位，“或以事，或以病，或以限于携品，有半途而退者，有中间加入者，有时缺时到者”，让郑先生发出“天下事之难，于此可见”的感慨。

民国时的《九九消寒图》

以1月6日消寒二集为例，余嘉锡携自书隶字条幅一帧、银币一元，沈兼士携玻璃版印王羲之帖一卷，溥雪斋携自画墨笔山水一幅，溥松窗携自画墨马小册页十开，张柱中携胡开文墨四丸，启功携自画墨笔斗方一幅、石印汲古阁图二纸、大笔一支，董洗凡携桃源石笔山一座，张北灵携磁瓶一，陈雪屏出墨一丸、册页一册，郑先生出道光墨一丸。

饭后阄分，正巧是郑先生得了溥雪斋笔墨，这也让他得偿所愿。

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稿本

至于和雪斋先生的其他相会，内容也是相当丰富。除聚餐、诗条会以外，有同逛琉璃厂（2016年1月6日、15日等），品鉴印石（1月13日）、旧墨（5月22日），北大馈赠李约瑟，委托雪斋代购端砚（3月20日），至雪斋处赏赵松雪《出师表》（1月13日、4月21日），参观雪斋与潘素的联合画展（5月17日）等等，另有几条颇有趣，且简录之。

1月20日郑天挺于东安市场得石一方，“极润，色微白，有细纹”，不辨何石，询之雪斋，谓“似白寿山，又似天白，如不误，其价当在百万以上”。郑先生仅以一千五百元得之，可谓大漏，但他毕竟是干过校务的人，思量“商人虽愚昧，不至此也”，第二天去琉璃厂，永誉斋老板告之“昨日之石乃河南所产”。1月24日晤面，大概是因为之前看走眼，雪斋以明代龙钮白寿山引首章相赠。

又4月15日，郑天挺欲购傅山题画墨迹，友人均以为真且好，惟溥雪斋以为原件为画卷，原画既已失，此题跋为“失群之物不足贵”，劝郑先生勿留。而郑先生以允留在先，未便反悔，以三万二千元购入。7月1日，京城藏家小聚，与会者携书画珍秘，“以宋元为限，明以下不取”，计有张伯驹所藏钱选《山居图》，邓叔存所藏钱选《桃源图》，钱仲文所藏元人画竹，溥雪斋所藏《出师表》。

看来，与一众大咖相较，郑先生的收藏之路还漫长得很。

3月30日得雪斋电话，谓“班中不能发薪，请别为设法”，此班应为“教育部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八分班”。抗战胜利后，伪北大被改组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八分班为伪北京艺专，郑先生时任第二分班班主任（原伪北大文学院）兼总务长，故雪斋有所求。郑天挺即往晤之，借出五万元。

自此济困扶危之后，两人交情日益醇厚，如4月25日于雪斋处得见唐伯虎山水立轴，“立轴绝精，雪斋向不示人，相交十馀年，今始得见”；5月30日雪斋又以扇骨一，扇面四为赠。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七分班职员录

经过半年来的密切交往，溥雪斋察觉到，经西南联大的历练，郑天挺已成长为极其干练之人，故委托以家事。6月18日，郑天挺前往涛贝勒（载涛）处，与载涛、载润商量房子之事。原来，溥仪出宫前，由内务府拨西安门房产一处，交宗人府办工厂以贍宗族，由涛、润及雪斋之父瀛三贝勒主之，后工厂停办，一直靠出租为营生。

1956年爱新觉罗·载涛（左）与汪宗猷合影

近年来，有个叫凌子平的人，以办学为名，既欠租不付且诉之于市政府，欲久占其地。涛、润二贝勒大忿，寻思将房子售与北大以出一口气，今日约谈专在此。房产交易最忌物权不清晰，面对两位旧王孙的意气用事，郑天挺大概有些哭笑不得，只能劝其具呈市政府说明原委。

日记记载之时，溥雪斋时任国立北平艺专（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八分班）国画系主任，日记中止之后，徐悲鸿就任北平艺专校长。徐氏作于解放初的《四十年来北平绘画略述》：“北京确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而在美术上为最封建，最顽固之堡垒……吾于三十五年八月任职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即推行写实主义于北平，遭到一班顽固分子之剧烈反对”。

这些“顽固分子”中，就有溥雪斋。

徐悲鸿就任后频下重手，辞退溥雪斋、胡佩衡、吴镜汀、溥松窗等，鉴于20年代首次上任时的孤掌难鸣，这次他将一众亲信安置于各个要职。到了1947年10月，北平艺专国画组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位教授，因不满学校对国画组的种种约束，特致函徐校长，提出质询与诉求并停止授课，徐悲鸿强硬表态：“合则留，不合则去”。

爱新觉罗·溥佺（溥松窗）

事态由此升级。北平美术会响应三教授之举，发表《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宣言》，徐悲鸿抛出《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以应对，由此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论战中，李智超曾转述溥雪斋评徐画之语：“在西画中不像西画，在中画中不像中画，乃是不中不西非牛非马的日本派画。”虽然雪斋先生后又在报端予以否认，但私下说过此话，是极有可能的。

徐悲鸿重返北京，与郑天挺是否晤面？郑先生对溥雪斋被辞退持如是观？北平美术会中，参与“消寒会”“诗条会”者众多，对于徐悲鸿的作为，大家又有何公议？可惜郑天挺日记没有一直写下去，读者不知错过了多少精彩内容。

附录：

郑日记中的“消寒会”，未有人提及，据日记可辑出二至九集参与人物，以出场为顺序：余嘉锡；沈兼士；溥雪斋；溥松窗；张柱中（即张柳溪，张伯驹之子）；启功；董洗凡（辅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雪屏；郑天挺；张怀（字百陵，又字伯陵，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关松房（原名枯雅尔·恩棣，字雅云，又字植耘，号松房，以号行，画家）；张孝谋（字企权，北平金城银行经理）；张准（字子高，辅仁大学化学系教授）；于省吾（字思泊）；王世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