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亚：我国的陪产假，在世界范围是什么水平？

源济

陈亚亚：我国的陪产假，在世界范围是什么水平？

原创： 陈亚亚 大家  今天

从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以来，生育渐成焦点议题，政府为了鼓励女性多生二胎，许多省份都将女性的产假延长到了158 天( 约22 周)，这样一来职场对女性似乎更不友好了，许多公司更不愿意接纳育龄女性，于是女性权益保障又成为全民关注的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对男性陪产假（英文名paternity leave，指男性劳动者在妻子生育后享有的假期，在国内通常称为陪护假、护理假）的热议，认为男性应该享有（更长）陪产假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在这个背景下，由北京市总工会权益部、法律服务中心与《劳动午报》共同评选的“2017 年北京工会劳动维权十大案例”中，第一个就是关于男性陪产假的。某职工回老家陪产，请了7天假，因公司拒付这期间的工资，他愤而辞职，并要求公司做出赔偿，协商无果后将公司告上法庭，一审败诉，二审胜诉，最后公司向他支付了陪产假工资1726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5603 元。在这个案例中，要求陪产假的诉求最终在工会的帮助下得到支持，但可以看到现状是许多公司对此并不配合，司法机构的认识也有不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国并没有将女性的产假( maternity leave) 与照顾孩子的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进行区分，尽管女性生育后的假期延长到半年多，但仍称为产假，没有额外的育儿假，男性因此获得的假期也局限于产后，是名副其实的陪产假。而在国际上，包含陪产假在内的男性育儿假非常普遍。今年江苏省的人大会议上，有10名人大代表联名呼吁，认为应该给男女双方128天的产假和陪产假，妻子休完产假后丈夫接着休等长的陪产假，这里陪产假实际上就含有育儿假的概念。

目前在中国，女性（母亲）主要承担着照料孩子的工作。2017年9月，上海市妇联开展的一项网络调查“全球城市的养育和教育”就显示，“丧偶式”育儿仍是普遍现象，其中母亲认为自己承担养育责任的比例高达61.67%，仅有22.42%的母亲认为孩子的父亲承担了主要的养育责任。2018年，上海市妇联据此向政府建议，将配偶陪护假的时间延长为15天。而据有关统计，全国31省市（台港澳除外）的现行生育政策中，各地配偶陪护假的平均水平仅为16.41天。

那么，我国现行的陪产假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准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17年发布的报告《生命早期对每一名儿童至关重要》中提到，父亲应该有4周的带薪陪产假，这将有助于对儿童早期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也即OECD，由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的数据更进一步，该组织中国家的平均带薪陪产假为7.6周，如果忽略加拿大、美国、瑞士等8个没有带薪陪产假的国家，均值为10.45周。对比我国普遍只有两周陪产假的现状，差距还是很大的。

在这方面，以性别平等著称的北欧走在世界前列。1974 年，瑞典就规定了父母可以分享育儿假，但当时许多父亲对此没兴趣，根本不去休假。为了鼓励男性参与育儿，政府做了许多尝试，比如经济激励，只要父亲休育儿假，就会得到额外的奖金。此外还有“爸爸配额”，即给父亲设定的是专属带薪育儿假，不可转让。这些措施非常有效，大大提升了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据称到2016年，瑞典有91%的父亲会休育儿假。后来有些国家采用别的方式来激励，比如只要男性休了育儿假，女性就可以有更多的休假，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男性休育儿假的好处多多，可以说是各方都受益。比如对政府来说，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解决了总合生育率过低的问题；对企业来说，员工的家庭和谐稳定，有助于更安心工作，为企业做出更大贡献；对家庭来说，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得到改善；对女性来说，提高就业率，减少与男性的收入差距，增进身体健康，降低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对男性来说，父职参与对其身心健康也有益处，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对儿童来说，父亲参与育儿较多的孩子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发展方面都更有优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女性不愿生孩子的问题，因为这对她们的事业有很大阻碍。这也迫使不少人认识到，要促进女性的生育意愿，维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女性的就业困难。“经济学人”有一个“玻璃天花板指数（glass-ceiling index）”，每年根据一些指标的数据来对不同国家职场中的女性待遇进行排名，借以考察这些国家的职场性别平等状况，涉及指标有：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女性的劳动参与度、性别工资差距、管理岗位上的女性比例、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GMAT 考试中的女性比例、议会中的女性比例、保育费占平均工资的比例、女性带薪产假等。2016 年，这一指数新增了一项指标，即男性带薪产假（paid paternity leave）。

而在这个指标的数据中，有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即韩国和日本在此领域的优异表现。总所周知，韩国和日本的女性职场状况不容乐观。2017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的性别工资差距在其中是最高的（女性收入仅占男性的36.7%），其管理岗位的女性比例最低（10.5%），董事会中女性的比例也最低（2.4%），但其男性带薪育儿假却排名第二（16.1 周），仅次于日本（30.4 周）。如今韩国男性可以休一年的育儿假，并享受政府的补贴。尽管这个假期不是男性专属（即男女共享，母亲申请还是父亲申请可以选择），但也算是有了很大进步。

目前不少社会学者发现，当一个男性休了育儿假，他就会逐渐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比如更多地把时间花在照料孩子和做家务上，而女性则可以相应地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间，事业也因此更成功。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男性、女性和孩子）对性别的期待都会有所不同，这将导致社会文化、社会制度更趋向于性别平等。可以说，社会性别平等的最终实现，男性育儿假肯定有一份贡献。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育儿假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其积极影响存在较明显的阶层差异，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往往受益更多，而经济条件差者则很少受益。一方面，大多数男性育儿假提供的经济津贴不足，所以有钱人更可能去休假，贫困家庭的男性则往往不会选择。另一方面，基于既有的认知差异，贫困男性通常有更刻板的性别认知，他们大多将自己视为育儿工作的辅助者而非替代者，所以更多地选择在女性休产假期间来休自己的育儿假，这也导致他们的家庭育儿角色改变并不是那么明显。

此外，现实中的育儿假还经常受到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一些学者发现，欧洲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包括陪产假、育儿假）效果显著，而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力度也很大，效果却有限。有人分析是这些国家受到了儒家文化影响，婚外生育率比较低的缘故。类似情况在我国也存在，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陪产假没有规定，在地方法规中这一假期往往有附加条件，以前是要求晚婚晚育或者独生子女，现在则要求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生育的夫妻。显然，它把非婚生育、婚内超生的人排除在外，尽管这些人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陪产假。

在西方，由于女性主义和儿童福利的兴起，对女性生育的社会保障从只保护孕妇转向兼顾婴幼儿的抚育，女性产假也随之演变为父母共同享有的生育假，其中包含陪产假和父亲育儿假。这一变化的主要倾向是将家庭不再看作一个整体，而是视为不同个体组成的结合体，从政策层面上强调要关注到家庭中的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其中更弱势的妇女和儿童。在具体措施上，以前国家对家庭生育的支持往往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现在则更多是对个体在进行帮助。

显然，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应该有更开放的眼光，看到更多元的家庭，以及这些家庭中的每一个鲜活个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仅仅给（婚内的）父亲设置陪产假（和育儿假）还不够，它应该是一个起步，而不是终结。简而言之，与男性参与育儿有关的政策应该尽量普及、并去家庭化，比如资源更多地向贫困者倾斜，致力于减少阶层差异，尽量延伸覆盖到所有不在传统家庭内部的人，如单亲者、同性恋、多边家庭，对那些缺乏社会资源的人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援。

本文原标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陪产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