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尼尔·弗格森|当下中美关系需要新的基辛格

源济

专访尼尔·弗格森|当下中美关系需要新的基辛格 

 世界说  2018-05-04

作者 张梦圆

世 界 说

 张 梦 圆

专访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这一天，正值朝韩关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金正恩和文在寅在板门店握手言欢，半岛局势突然转圜。但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显然更审慎，鉴于朝鲜曾有撕毁协议的不良记录，他建议我们不要急着下结论，事实上，他对朝鲜半岛究竟能否实现无核化尚持怀疑态度。

 

△  4月27日，文在寅、金正恩在谈判地点“和平之家”签署了宣告结束半岛战争状态的《板门店宣言》。来源：视觉中国

把弗格森称作当下世界最能写、也最富宏观视野的通俗历史学者并不夸张。他不仅仅埋头在牛津哈佛的象牙塔里搞研究，还是一位与BBC拍纪录片、在TED上演讲并频繁在新闻节目中露脸的“电视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很畅销，但观点总与大众唱反调。他写过大英帝国及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家史，以及通过货币演进史来看金融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弗格森的书总是摆满机场书架，但又不会让人觉得厌烦。

 

△  尼尔·弗格森 来源：尼尔·弗格森Facebook主页

最近，弗格森的一部传记类巨著即将在中文出版界面世，其将受到的高度关注仅从标题上就不难想见——《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作为基辛格传系列的上半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覆盖了亨利·基辛格从1923年出生到1968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长达45年的前半生。这位出生在巴伐利亚的犹太男孩在这期间完成了从哈佛学者到权力宠儿的蜕变，而由他在70年代促成的美中关系革命，也正是在本书中埋下了伏笔。

△ 1981年，基辛格与罗纳德·里根在白宫会面 来源：维基百科

理想主义者还是奇爱博士？

在基辛格参与塑造的世界秩序大幕拉开前，弗格森试图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先挑战大众对基辛格的一些基础认知。这点从书名副标题“理想主义者”可见一斑。以《时代》或《新闻周刊》为首的媒体把基辛格塑造成行动力骇人的超人，在冷战时期继承俾斯麦衣钵、践行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的策士，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谏臣。他为了消灭越共主持秘密轰炸柬埔寨，而为了把美国拉出越战的泥潭大胆地接触北京，他冷酷的现实主义考量似乎总是高于道德准则，令他成为“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的反义词。

△  《新闻周刊》封面“超人基辛格”

 

但弗格森看来，基辛格的前半生经历是一部真正的成长小说，是一个关于在挫折经历中自我教育的故事。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正统犹太人公务员家庭，极度通货膨胀令基辛格的家庭损失惨重，基辛格出生那天1美元可兑换近59000马克纸币，年通货率接近10000%。德国老式“宁静与秩序”的理想不复存在，政治激变中希特勒上台，在犹太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前，基辛格一家在1938年也就是他15岁时移民美国纽约，居住在犹太难民聚集的曼哈顿华盛顿高地。

 

△  基辛格 来源：politico

极权政治的第一课还未结束，二战又驱使这位以为逃脱第三帝国统治的年轻人应征加入美国陆军，作为反谍报特工再次踏入德国。移民和从军经历不但对基辛格的性格和宗教观产生重大改变，还对他看待事情的方式产生影响。弗格森在传记中反复引用基辛格写给父母信件中的一句话：“对我来说，事情不是只有对错之分，中间还有大片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在于选择对错。真正的两难选择在于灵魂的困惑，是它引起了我们的痛苦，这种痛苦你们这些生活在非黑即白世界里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回到美国之后，基辛格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政策进入哈佛大学修读政治学和哲学，在那里一呆就是21年。在剑桥镇，基辛格一度与社交场无缘，成为一本正经的书呆子，在导师威廉·艾略特要求下回归伊曼努尔·康德的思想。艾略特给这个没受过哲学训练的学生的第一个作业就是比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在基辛格那篇被载入哈佛校史史册、篇幅创下大四学生之最的论文《历史的真义》中，他展示康德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王国，推崇其“绝对”命令，敬慕地批判“永久和平论”的瑕疵。

 

△  基辛格至少13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弗格森指出，这篇论文是一本真正的理想主义宣传册，而之后的基辛格也依旧自认为“比康德还康德”。即便在加入决策层之后，他仍旧频繁引用康德来解释外交政策，甚至在91岁出版的《世界秩序》中还在大量引用这位古典哲学家的观点。

 

在这里，弗格森取的是“理想主义”这个词的哲学意义，即认为（康德语）“我们绝对不能保证我们推定的外部经验究竟是不是纯粹的想象”，因为“外部事物的现实经不起严格的证实”。然而，当冷战铁幕的降临让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显得遥不可及，那位曲高和寡的康德主义者基辛格终于在华盛顿见微知著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开始学着尊重梅特涅、俾斯麦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现实主义范式，单枪匹马在现实的权力世界中摸索存活之道。

成功之道：直通苏东的“朋友圈”

花费近十年时间研究写完上部后，弗格森没有直接投入到下部副标题拟为“现实主义者”的写作当中，而是转去写作一本研究关系网与权力间关系的著作。名为《广场和高塔》。弗格森说，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人际关系在基辛格后半生起到的关键作用。与媒体的想象不同，基辛格在70年代的纵横捭阖更多的是源自他发达的人脉，而不是他作为战略家奋其私智的结果。弗格森告诉世界说，这个认识促使暂时从基辛格个人的历史中超脱出来，去考察人脉在宏观历史中起到的总体作用。

 

△  尼克松与基辛格

许多人认为基辛格成功的秘诀是他与尼克松总统的密切关系，但弗格森认为，基辛格得以迅速攀上权力塔尖的原因是他建立人脉网络的超凡能力。这个“朋友圈”内不仅有华盛顿的同事，还有记者、传媒大亨、外国大使、各国首脑，甚至好莱坞制片人，这一点连尼克松也望尘莫及。

△ 以尼克松为中心的社交网络 来源：Politico

弗格森基于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内容，绘制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人脉地图，在尼克松频繁提及的40人中只有3名外国人，他们分别是阮文绍（南越前总统）、勃列日涅夫、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而基辛格频繁提到的外国人却有16位，除了苏联人之外，还有诸如周恩来、安瓦尔·萨达特（埃及前总统）、果尔达·梅厄（以色列前总理）这样的外国领导人。

 

弗格森发现，正是得益于这种早已漫溢出华盛顿的人际网，基辛格才得以实现他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帮助美国与毛时代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在美中关系最早启发基辛格的人，竟然是一位他偶然结识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负责人。

 

△ 以基辛格为中心的社交网络 来源：Politico

1966年，冷战正酣的美苏阵营彼此提防孤立，而在波兰度假胜地索波特召开的“帕格沃什（Pugwash）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可能是鲜有的例外。这个致力于减少核武及武装冲突带来的危险、并在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知识分子国际组织，彼时已成为非正式外交的实验场。就是在这里，基辛格了解到了当时尚未公诸于世的中苏交恶的严重程度，还曲折地结识了曾在捷克驻德国情报部门就任的安东尼（Antonín Šnejdárek）。他试探性地问到一个基辛格想都没想过的方向：他是否有计划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撮合一项协议？

 

△  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在磋商中美关系正常化 来源：维基百科

有趣的是， 从捷克人的利益来看，美国与中国和解并非一件好事，因为这将加剧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和对被进一步孤立的恐慌，从而压制东欧各国的自主发展。1968年，布拉格之春席卷捷克，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镇压了这场改革运动，因此这位捷克朋友当时并不是在向基辛格提供灵感，而是出于捷克立场向他询问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风险——苏联因中美接近而对东欧施加更大压力——是否存在。而在基辛格的眼里，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从而对抗苏联威胁的意愿有可能正在变得愈发强烈。也就是这一年，大洋彼岸的尼克松赢得大选，他的外交政策首要考虑就是与中国交好，第一道命令便是让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这个华盛顿仍普遍怀疑的学究博士，去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者特朗普

曾研究多个帝国兴衰史的弗格森总结美国困境时说，美国虽继承英国自由帝国主义的传统，但受限于三个赤字：财政赤字，即不断攀升的福利津贴和债务必然会占用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人力赤字，没有太多美国人愿花时间去应对那些热带地区的贫困国家；注意力赤字，任何对外国的重大干预在四年任期内都会降低支持率。而在对基辛格生平的研究当中，弗格森意识到美国外交政策中还存在着“历史赤字”，即关键决策者不仅对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国家的历史也并不了解。

 

△  基辛格与特朗普 来源：《新闻周刊》

弗格森认为，基辛格在哈佛受到的严格历史学训练，帮助他更好地把自己的才智运用在实际决策当中。1954年，当基辛格的同学都在专攻当代问题时，基辛格却凭一个冷僻而古旧的课题《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的研究》赢得博士头衔。在攻读学位的四年时间里，基辛格通过研究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后十年间的欧洲外交史，从19世纪欧洲列强构建均势秩序的过程中触类旁通，在冷战的阴云下洞悉1815年和1945年世界局势的异同。而基辛格也正是凭着对中国历史意识的理解，在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对美国影响深远的美中关系决策者与观察者。

相比之下，历史在核心教育中的缺位，导致当下的美国政治家们即便受过法律和经济学的训练，仍欠缺对历史的思辨。弗格森认为，历史对研究外交事务具有双重重要性，一是政治家进行类比的源泉，进而得出历史教训；二是国家认同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民族要通过对共同历史的认知来识别身份，而对某一“国家记忆”的研究就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指南。

 

△  基辛格与尼尔·弗格森 来源：网络

2006年，弗格森与柏林自由大学的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联合提出了 “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以形容中美间互利互依的共生关系。弗格森认为，中国存钱、出口、贷款，美国消费、进口、借贷，两者间不平衡的经济关系对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尽管这种关系合力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也是2007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源，中美国（Chimerica）变成了希腊神话中喷火的怪兽“奇美拉（Chimera）”。而两国的“联姻”也在危机爆发后渐生龃龉，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中国指责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计后果。

 

差不多十年过去，弗格森言中部分事实，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日渐升级，两国关系的发展愈来愈令人担忧。即便如此，弗格森仍然认为“中美国”这种共生关系将会大体持续。他向世界说表示，中美关系没有陷入“冷战”状态的现实基础，因为那意味着商贸乃至人员往来的彻底断绝，将对全球造成巨大损失；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将中美关系与20世纪初的英德关系相比较。

 

△  2018年5月3日，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美方代表团访华，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展开为期两天的经贸磋商。 来源：视觉中国

在历史上，大英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曾维持着密切的经济纽带，然而地缘政治上的风险最终仍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殷鉴在此，弗格森作为历史学家并没有低估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他指出，这种风险恰恰是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

 

△ “理想主义者”奥巴马 来源：navylive

弗格森认为，这意味着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基辛格，尽管我们还不确定那会是谁，但在弗格森眼里，那个人显然不会是像奥巴马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他向世界说指出：“美国历史上最理想主义的总统往往是让美国陷入最大麻烦的那些总统。”弗格森相比之下显然更希望由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来充任美国外交战略的舵手，而谁会比喊着“美国第一”的特朗普表现得更关注现实呢？

（徐一彤、喻晓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Q&A

问：你为写作基辛格的传记已经投入超过十年时间。很多人都写过基辛格，他本人也著作颇丰，是什么让你相信这个题材是值得一试的？

答：首先，我确实觉得他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我们仍可从他的工作及作品中学到很多。其次，他的私人文件以前并没有提供给学者，我是第一个接触到的人。基辛格最先找到我，而我也挺疯狂地答应了下来。这份差事很难，一是工程量巨大，二是因为基辛格太富争议了，很多人会对新证据无动于衷，他们早已形成对基辛格的认知，无论你怎么写他们都会批评。我觉得基辛格的考虑是，谁会是那个写他传记的合适的历史学家，而我从没跟他说过我会写一本“友好”的传记。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将故事讲得准确，我跟他说，你不会喜欢我的意外发现的。

问：在中国，基辛格的形象同时受到敬仰和质疑。官方认为他是中美邦交的先驱者，但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把他描绘成阴谋论式的谋士，秘密规划美国霸权。您认为怎样描述基辛格的生涯才最为准确?

答：我认为西方很少有政治家像基辛格一样了解中国的事情。如果你算算来这里的次数，他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度过的时间，他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有多少人能说他们见过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他对中国的认识独步于西方，且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咨询过他，因此他对美国政治也有很深的洞见。今天有多少人可以说他们为约翰·肯尼迪工作？他就可以。

 

我认为基辛格是中国的好朋友，即使很难，他也一直主张建立良好关系。基辛格在美中关系方面所做的比任何人都多，而且在特朗普政府下他还一直主张建立良好关系。我知道，特朗普的一些顾问或许还想要进行对抗中国的策略。我还知道基辛格反对这一点，并直接向特朗普总统表示，不应该走这条路。所以，他还继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因为作为历史学家，我了解美中关系恶化带来的危险。我认为这是他一直倡导良好关系的原因之一。我们都了解这种危险，可能没有研究过历史的人不能充分理解。

问：你谈美国困境时提到“历史赤字”，让人一下联想到特朗普。你认为历史知识应该在当代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答：我觉得特朗普对历史不算“特别”无知，对历史知识欠缺的美国决策者多了去了。但如果多数政治家能具备一些历史知识，世界将运转得更好。真希望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是成为高层决策者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领导人比西方领导人普遍对历史更感兴趣的事实，我感到非常震惊，比如王岐山推荐政治局阅读托克维尔的书。很难想象西方领导人对内阁说，在制定对华策略前先读下孙子。最近我还跟格雷厄姆·艾利森（注：提出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学者）聊，我们应从制度上改变，建议设立总统历史顾问委员会。

问：很多人担忧特朗普对美国外交系统的伤害会远远超过四年。

答：我没有那么悲观。美国有形象问题，特别是在欧洲，所有人都觉得特朗普是个飘忽不定的人，而很可能他就这样。但美国政府并不仅仅与一个总统的性格有关。三权分立在宪法中是有原因的，总统作为个人必须与国会合作，必须与官僚机构和司法机构合作……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人们倾向于夸大总统性格的重要性，总之就是，误解了这一点。

 

年轻时，我记得欧洲媒体总说里根是个要炸毁世界的牛仔，这是胡扯，里根其实是自罗斯福之后最成功的总统。我觉得应谨慎看待人们作出的判断。在总统任期内，他们普遍夸大总统性格的重要性，低估美国体系制定完备战略的能力。所以，我倾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后，美中关系会逐渐好转，而特朗普想要的不是贸易战，而是要达成贸易协议。

问：你曾提出“中美国”的概念来描述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随着近期中美贸易投资争端上升，甚至有声音说中美在进入新的“冷战”。你是否认为这种共生关系能够持续？

答：我认为会的。我以前见过这样的分歧，这样困难的时期。大家认为在金融危机中，关系可能会破裂。你也许记得，在2009、2010年的时候，中美官员互相抱怨彼此的政策，人们在谈论货币操纵，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但“中美国”却在金融危机中幸存了下来，甚至可以说，它将世界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只发生金融危机但并没有出现大萧条的原因在于，美国做了一定的宽松，而中国做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真正拯救了世界，避免了更糟糕的经济后果。在危机中，有人说中国会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但中国没有。它也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幅度货币贬值。

 

所以我认为“中美国”当时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出现，如果两国关系彻底崩溃，陷入所谓的“冷战”，中美两国将付出高昂代价。冷战时苏联和美国互相根本不信任，几乎不做生意，也没有任何金融交易。这不可能是我们所希望的美中关系的走向。现在两国经济上的关系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以美国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样的方式告终，那将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问：对有些人来说，最近平壤和韩美之间的突然接近是1972年“尼克松时刻”的重演。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答：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点过了。我们应该记得，朝鲜有先进行外交谈判，然后再违背协议的不良记录……这可能会再次发生。所以在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我们不要妄下结论。我对是否可以使朝鲜半岛无核化仍然持怀疑态度，我非常怀疑金正恩是否会放弃核武器。我们最可能得到就是暂停核试验。所以这不是1972年的情况，但我认为，在已经完全僵化的局面下，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回顾奥巴马政府的记录是令人沮丧的。一直到任职最后一天他们还坚持称，朝鲜还有五年才能造出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化的核弹头，事实证明只用了五个月。所以前任政府确实做得很糟糕，我认为，特朗普对中国施加的经济压力以及军事行动的威胁，都瞄准了人们的心理，无论是在首尔还是平壤。我给予特朗普很高的评价。你知道，当特朗普谈起“火与怒”时，人们非常沮丧。但国防部长马蒂斯明确表示，如果朝鲜继续试射可能袭击美国的导弹，美国将作出军事选择。这是事态的正常发展。外交失败后，如果不威胁采取某些军事行动，则无法在外交上取得任何进展。所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至于是否能够成为让朝鲜坚持下去的有意义的协议，这还有待观察。这是难点。他们可以签任何协议，但会在下周撕毁吗？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问：这本传记描述了基辛格如何从一个康德式理想主义思考者转变为现实主义的战略家。你是否认为近年的世界政治也在经历一场类似的现实政治转向，这对后冷战世界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特朗普的吸引力在于，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美国第一首先意味着美国的利益第一。尼克松1969年说过同样的话，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我更偏好于美国的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

 

美国历史上最理想的总统往往是让美国陷入最大麻烦的那些总统，从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到肯尼迪和约翰逊。基辛格的一生确实是当权的理想主义者一步步变成现实主义者的故事。我认为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如果仔细查验的话，可能都是以理想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但他们却被现实所困扰。回顾奥巴马任期，他的演讲中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成分，可他的政策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所以我宁愿看到糟一点的演讲，或者至少不那么理想化的演讲，而得到好一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