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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贝子:探寻戊戌变法在北京的演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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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5 02:22 PM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贝子:探寻戊戌变法在北京的演进空间 

 大家  2018-05-15

作者 十一贝子


导读: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在北京留下诸多的历史印迹。


北京紫禁城俯瞰


策源:宣南会馆


今年又是戊戌年,距离清末的戊戌变法正好两个甲子。那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只持续了103天,却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也在北京这座古都留下若干宝贵的印迹。


众所周知,宣南地区是戊戌变法的发源地。


所谓“宣南”,就是北京宣武门以南的一片区域,有学者考证这里曾是周代的蓟城旧址,也与汉魏隋唐幽州城和辽南京、金中都的东半部重合。元大都时期和明代前期此处属于城南近郊,嘉靖年间扩建城墙,纳入外城范围之内。


清廷入关后,实行“满汉分治”政策,将北京内城辟为八旗驻地,汉人一律迁入外城,使得宣南地区人口激增,又集中了大量的商铺、酒店、茶馆、戏园、青楼,繁盛一时。同时这里也是外来人员进京的聚集地,自明代以来就修筑了许多会馆,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圈。


清朝初年,吴梅村、朱彝尊、王士祯、陈维崧等南方文士纷纷来到北京,或寓居,或游观,或出仕,基本都住在宣南的会馆或宅院中。清代中叶,戴震、纪昀、钱大昕、翁方纲等学者也均在宣南寄居,在歙县会馆、阅微草堂等古建筑中留下足印。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像


到了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依然以宣南为驻地。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分别住南海会馆、新会会馆和浏阳会馆。


南海会馆七树堂旧照


南海会馆位于米市胡同,其旧址原为清代中叶宫廷画家董邦达宅园,道光四年(1824年)至五年(1825年)由南海籍京官集资改建为会馆。后来历经扩建,规模不断增大,光绪年间已经拥有从南至北并列的四路院落,其最北一路的三间正房坐西朝东,名叫“七树堂”,据说因院内有七棵树而得名。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首次来京应试,以及后来几次到京,都住在此屋,还将庭院北厢一座形似旱船的轩馆定名为“汗漫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南海会馆先后创立粤东学会、经济学会、知耻会,运筹指挥,鼓吹变法,声名大噪。


新会会馆位于粉房琉璃街,建于咸丰三年(1853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年方十七岁的梁启超在父亲陪伴下进京赶考,即住在新会会馆。此后多次来京,均以此处为住所,其间完成大量挥洒激扬的著述。新会会馆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曲尺形,据说西路中间位置的三间北房就是梁启超当年的故居。


浏阳会馆今景


浏阳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因为顺应胡同的走向,院落格局偏斜,不似其他会馆那样方整。大门面朝东北,院西五间正房的北侧一间就是谭嗣同的居室,自题为“莽苍苍斋”。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顾友人劝说,决心以身殉国,不肯逃离北京,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年9月24日)在此被捕,四天后慷慨就义。


其他重要的维新志士也大多住在宣南会馆,比如同列“戊戌六君子”的杨深秀、康广仁被捕的地点分别是闻喜会馆和南海会馆。


松筠庵今景


宣外大街达智桥胡同北侧有一座河南会馆,又名“嵩云草堂”,康熙年间原为中州东馆的附属部分,咸丰十一年(1861年)户部侍郎毛树棠扩建为会馆。其南侧对门的松筠庵本是一座城隍庙,明代因弹劾奸相严嵩而被迫害致死的忠臣杨继盛曾经以这里为借住的馆舍,故而清代乾隆年间将此庙改为祭奉杨继盛的祠堂。清末文人学士经常以松筠庵为聚会场所,议论时政,传播进步思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民情激愤,当年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康有为作长达一万八千言的《上今上皇帝书》,发起一千多名在京应试的举子联合签名,反对割地赔款,提出变法图强。四月初八日(5月2日),众人曾经在松筠庵和嵩云草堂聚集,拟将此书呈交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史学界对于此书是否正式上达朝廷有所争议,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都被认定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


粤东新馆位于南横西街,前身是康熙年间大学士王熙怡园的一部分,道光、咸丰年成为京城内一座新的广东全省性会馆,其北部有一座戏楼。戊戌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领衔的保国会在粤东新馆戏楼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后又两次在此集会,发表演讲,宣传改革,呼吁救国。民国时期即以此处为戊戌变法的纪念地。20世纪四十年代末戏楼被拆,1998年因为拓宽菜市口大街又将剩余的主体建筑拆除,仅剩西跨院。


在琉璃厂南侧的后孙公园胡同有一座安徽会馆,建成于同治十年(1871年),是以李鸿章为首的皖籍官员和淮军将领集资兴建的聚会场所,规模宏阔。维新人士创办的强学会和强学书局得到安徽寿州籍大臣孙家鼐(字燮臣)的大力支持,得以租借安徽会馆东路隔壁的附属院落为办公场所,出版《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对此《强学会记》明文记载:“寿州孙燮臣司公家鼐代备馆舍,以供栖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版家汪康年有信函称:“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先译日报,……下月当移寓后孙公园安徽会馆间壁。”当年年底,强学书局出版的《中外纪闻》在《凡例》中明确说明:“本局在京都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896年1月6日),强学书局被清廷下旨封禁,持续时间虽短,却已经为变法运动开启了新的一幕。其旧址现为后孙公园小学,原有建筑早已无存。


法源寺旧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李敖先生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将宣南的著名古刹法源寺描写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据点,维新人士多次在此集会,而且谭嗣同曾在这里密会袁世凯,劝其起兵围困颐和园。这些情节基本都出于虚构,实际上法源寺与戊戌变法并无直接关系,唯一值得纪念的是“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后曾经停灵于此。


颁诏:紫禁城


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国家政治中心,在清末惨淡的落日余晖中仍然保持巍峨壮丽的气度。


从名义上说,光绪十五年(1889年)之后光绪帝载湉即已亲政,慈禧太后不再垂帘,但她依然掌握着实际的最高权力。


光绪帝画像


自雍正以来,清朝皇帝均以紫禁城西北部的养心殿为寝殿兼理事殿。此殿分前后两殿,前殿是主要的理政空间,后殿为居住空间。前殿内悬有雍正帝所书“勤政亲贤”匾额,平面通过两道隔墙划分为中央空间和东西暖阁。中央部分略显宽敞,明间正中设宝座。东西暖阁的室内布局和功能在不同时期均有变化,以各种隔断作出复杂的划分,其中东暖阁布置了皇帝的寝宫陈设,西暖阁设有仙楼佛堂。光绪帝平时也住养心殿后殿,常在前殿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两宫垂帘期间,慈安太后有时住在养心殿后殿东侧的体顺堂,慈禧则住西侧的燕禧堂。到光绪帝亲政时,慈安已经去世,慈禧也不在这里住了。


紫禁城养心殿前殿


光绪年间慈禧在宫内的居所主要有三处:长春宫、储秀宫和宁寿宫。


长春宫和储秀宫均为内廷西六宫之一。储秀宫可算是慈禧的发迹之所——咸丰二年(1852年)叶赫那拉氏选秀入宫,初封兰贵人,就住在储秀宫后殿丽景轩。不久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在丽景轩生下同治皇帝载淳。


同治帝继位后,叶赫那拉氏成为圣母皇太后,尊号“慈禧”,与慈安太后一同入住长春宫。后慈安移居钟粹宫,慈禧独居长春宫,对其中殿宇屡加修缮。光绪十年(1884年)正值慈禧五十万寿,花费六十三万两银子重修储秀宫,再度以此宫为自己的专属寝宫。


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东部,修建于乾隆年间,是乾隆帝预备自己退位后养老居住的一组宫殿,分为三路,中路布置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祺阁等殿堂建筑,东路设大戏楼畅音阁,西路辟为独立的花园。光绪帝亲政后,慈禧回到紫禁城,经常住在宁寿宫的乐寿堂。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这一年慈禧常住颐和园和西苑,在紫禁城一天都没住过。


光绪帝从未在紫禁城中召见过康有为,主要通过翁同龢等大臣转呈其奏折,深受触动。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宫廷遗物,在乾清宫西侧的昭仁殿发现康有为当年上呈光绪帝的若干奏折,放在一个木夹子里,总题为“杰士上书汇录”,是戊戌变法的珍贵文物。


当时的朝臣分为新旧两派,分别对变法持支持和反对意见,双方屡次在养心殿发生争执。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养心殿批准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变法正式开始。此后百日内,陆续发布上百道诏令,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诸方面改革旧弊,推行新政,掀起轩然大波。


紫禁城西南部有一座懋勤殿,康熙帝幼年曾在此读书,成年后以此殿为召对廷臣的地方,后一度用作翰林学士的值房,而且还是清帝秋季“勾到”死刑犯人的特殊场所。同治之后,此殿一直闲置。变法期间,光绪帝拟重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但这个动议被慈禧否决,直至变法失败,懋勤殿并未启用。


暗流:颐和园


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850年),本是三山行宫之一,咸丰十年(1860)与圆明园等御苑一起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掠,大部沦为废墟。


慈禧太后像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光绪帝颁布上谕,宣布以清漪园为慈禧太后“颐养天年”之所,更名为“颐和园”。实际上两年前重修工程已经启动,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慈禧首次驻跸颐和园,从此这座皇家园林成为太后和皇帝长期居住、理政的离宫,地位大大提升。


颐和园仁寿殿


重建后的颐和园基本沿袭了清漪园的规划格局,但也根据需要作了若干变通。原来的正殿勤政殿被改为仁寿殿,作为举行仪典和理政办公的主要殿宇,并在外朝区设立军机处公所等大臣值房。


颐和园乐寿堂


慈禧在颐和园的寝宫是乐寿堂,南设五间门殿,题为“水木自亲”,院北为正殿,前后分别伸出五间和三间抱厦,室内分隔非常复杂。院子东西两厢为“舒华布实”、“仁以山悦”两座五开间穿堂,院北还有一进狭长的后院,设有一座九开间的后罩殿。


颐和园玉澜堂


光绪帝的寝宫玉澜堂在乾隆时期只是一组次要庭院,设有五间正殿,前后分别凸出三间抱厦,室内不加隔断,比较通敞。中央靠近后窗的位置设有宝座,光绪帝有时就在这里召见大臣。


古代宫殿和皇家园林中一般以皇帝寝宫的地位最高,太后寝宫次之,但在颐和园中,慈禧所居的乐寿堂从庭院规模到殿宇形制乃至装修、彩画,等级都明显高于光绪帝所居的玉澜堂,形象地反映了二人的实际地位。


光绪帝唯一一次召见康有为,就在颐和园的仁寿殿,日期是当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


据当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元济回忆,那日凌晨时分康有为先到朝房等候,与军机大臣荣禄谈论变法事宜,后被太监传入,与光绪帝密谈约十五分钟即出。康有为本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却说召见时间长达两三个小时。当日传旨令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另外张元济说召见地点是“西苑勤政殿”,而康有为记录为“颐和园仁寿殿”,查《光绪朝起居注》,当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光绪帝均住颐和园,二十九日回紫禁城,其间未至西苑,可见应以仁寿殿为准。


变法期间的紫禁城成为万众瞩目的前台,风起云翻;而慈禧所住的颐和园则是隐秘的后台,暗流涌动。这段日子光绪帝在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多次往返,向慈禧当面汇报政务,彼此多有意见不合。保守派大臣也纷纷来到园中觐见太后,攻击新政,密谋阻挠。陷入困境的维新派决心铤而走险,想游说掌握兵权的袁世凯发兵围住颐和园,迫使慈禧彻底放权。结果软弱幼稚的皇帝和急躁冒进的变法志士们功败垂成,老谋深算的慈禧是最终的胜利者,大清王朝也就此失去最后一次转型的机会。


终局:西苑与菜市口


西苑位于紫禁城西侧,是戊戌变法另一个重要的相关场所,不可忽略。


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西苑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金代的离宫,之后元代在此建大内太液池御苑,明清辟为西苑,不断重修扩建,拓宽水面,清代乾隆年间进一步明确划分为南海、中海和北海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清廷对西苑展开最后一次大修,工程历时两年,此后慈禧在京城内大多住西苑而非紫禁城。


西苑南海和中海之间有一道堤坝,康熙年间在堤上建造了一座勤政殿,作为园中主要的理政殿宇,地位类似颐和园仁寿殿。


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之前,慈禧临幸西苑,一般住勤政殿西侧的丰泽园澄怀堂,之后以中海西岸新建的仪鸾殿为专属寝宫。这是一座前后两卷的殿堂,格局相当宽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联军统帅部驻扎于此,发生火灾,将仪銮殿烧毁。后来清廷在此重建了一座西洋风格的海晏堂,主要用来接待西方各国的女宾。这座建筑在民国时期更名为居仁堂,曾用作袁世凯的居所,1949年后拆除。


西苑南海瀛台涵元殿


光绪帝在西苑的寝宫是涵元殿,位于南海中央圆形小岛瀛台之上,其北为翔鸾阁,殿南紧接一座蓬莱阁,再南为香扆殿,整组殿宇四面环水,格局紧凑,室内陈设精美,宜于生活。


维新运动开展不过百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不断激化,已经陷于不可调和的境地。


当年八月初四日(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城,入住西苑仪鸾殿,光绪帝出紫禁城前去请安,之后回到养心殿。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向他咨询相关政事。此举引发慈禧和守旧大臣进一步的恐慌,担心洋人会以变法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新旧双方就此彻底决裂。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在西苑发动政变,收回光绪帝所有权力,并以皇帝名义颁诏,恳请太后再度“训政”,同时下令搜捕维新党人,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绝大多数新政均被废止,惟有孙家鼐主持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这座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其最初的校址位于东城马神庙街(今沙滩后街),原为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的府邸。校舍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受损严重,解放后曾长期用作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场所,还有少量旧建筑遗存。


菜市口六君子殉难现场旧照(传)(引自《富顺背影·世纪老照片》)


康有为、梁启超先后出逃,谭嗣同、杨深秀等被捕。当年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菜市口是宣南地区的一个繁华的街市,清代以此为处决犯人的主要刑场。戊戌变法从宣南发源,又在此终结,志士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


从此之后,光绪帝彻底沦为傀儡,生活行踪也完全被慈禧控制,基本上是慈禧往哪里,皇帝就必须像影子一样跟到哪里。光绪帝在颐和园的住所玉澜堂院落两侧厢房的后廊用砖封砌起来,住西苑孤岛上的瀛台时也派太监日夜看守,弄得都像高级牢房。十年后的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涵元殿含恨去世,次日慈禧也在仪鸾殿驾崩。


1926年夏日,六十八岁的康有为在学生梁启超和女儿康同璧的陪伴下重访宣南旧地,在南海会馆、粤东新馆前驻足良久,在菜市口凭吊故人,忍不住失声恸哭。此时距离戊戌变法已有二十八年,距离清朝灭亡也有十五年,南北处于分裂状态,北伐战争烽烟方剧,国事依然行进于另一条纷乱的轨道上。


从外城的宣南会馆,到皇城内的紫禁城与西苑,再到西郊的颐和园,都曾经是戊戌变法这幕历史大戏真实的舞台,时空交织,环环相扣,惊心动魄。一百二十年过去了,相关历史建筑大多尚存于世,今人若有机会寻访,当另有一番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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