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安康，倒计时的家

源济

最后的安康，倒计时的家 

 人物  2018-05-12

作者 卫诗婕

盛放的三角梅像一顶鲜艳的冠子盖在大门上，走进铁门时，花叶拂过曾东的前额，相比离开时，也许是它更茂密了，也许是他长高了。

没走几步，醒目的横幅绑在安康家园的走道：「欢迎孩子们回家。」

5月9日，曾在成都双流安康家园生活过的三百多个孩子，回到这里再次聚首。院长与安康妈妈（爸爸）们早早地在这等着他们。

好像回到了十年前。隆重的阵仗让曾东感到自己被重视，被期盼，被疼爱。

 

 

文｜卫诗婕

编辑｜刘斌

图｜尹夕远（除署名外） 

 

 

家

 

王茗未至今记得，当初离开安康家园时，有股难以名状的压抑。「就像从一艘巨轮上被扔进了海里，回头看看，轮是再也登不上了。我去哪？会不会游泳？都不知道。」

 

家园是那座巨轮，巨轮是家。

 

5·12之后，为了集中照顾大量震后孤儿，中国儿童基金会发起成立安康家园，收容四川省内672名孤儿，其中包括部分震前孤儿。

 

整个双流都知道安康孩子的身份。人们对于他们的身世心照不宣，这些孩子的人生都起源于一些苦痛的经历。

 

大部分的孩子在地震的刹那间成为孤儿。一对8岁的兄弟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两人只能徒步翻山走出村庄，在饿晕之前遇见了市里的收容所，后被送进安康家园。

 

而另一部分孩子，早在地震前就已经尝尽了孤独与疼痛。

 

曾东自幼丧父，4岁那年，母亲改嫁，继父整日让他放牛。在一次与继父争吵过后，他放火烧掉了牛棚，逃出家门开始流浪。整整三个月，与小混混为伍。所幸二伯在三十公里外的镇上发现了他，将他带了回去。两年后，遇上地震，曾东被二伯送进安康家园。

 

同样因为被送进安康家园而改变命运的还有陈子贵。他出生在一个山坳里，家里没有任何电器。童年时，一架飞机飞过，他都能呆呆地看上许久。

 

与曾东的经历颇为相似，陈子贵的父亲早逝，聋哑的母亲听凭安排，嫁了个恶人。不堪继父的欺凌，10岁的陈子贵被舅舅家收养，因此被算作孤儿，在地震后被送往安康家园。用他的话说，他与留在家里的姐姐「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13岁那年，姐姐遭邻村人强暴；1年后，姐姐意外怀孕，孩子是继父的。

 

在安康家园，曾东认识了王茗未、刘绪周、陈子贵。曾东叫刘绪周「周」，喊陈子贵「贵贵儿」，在王茗未时不时地情绪低落时，语重心长地「和他摆（聊）」。他们称彼此为自己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像亲兄弟一样」。

 

如同浮萍一般，他们原本没有根，是安康家园把他们聚在一起。曾东常说，他们是幸运的，有兄弟们在的地方就是家。

 

拥有相同身世的孩子更容易惺惺相惜，听听对方的遭遇，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在漫长的集体生活中，敏感与脆弱被掩藏、遮盖和遗忘。

 图为四人走在大学附近的小吃街上 

 从左到右依次为王茗未、曾东、刘绪周、陈子贵 

 

 

「去日照看海」

  

2008年的那个夏末，522名孩子陆续在成都的汽车站与亲人告别。

 

应儿基会的倡议，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好品质的生活，日照钢铁集团投资三千万在当地建成日照安康家园。安康孩子们将坐专机前往日照。

 

绝大多数孩子并不知道日照在哪儿，这是他们第一次搭乘飞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趟短途的夏令营，欢欢喜喜上了车。有大人告诉孩子，「送你去日照看海」，也有家人坦诚相告。临别时，大人和孩子哭成一团。

 

刘绪周清楚地记得，分别的时候，爷爷没有哭。大巴车开远了，爷爷背过身去，他无法看见爷爷有没有流泪，但刘绪周哭了很久。他不想去，但乖巧地接受了安排——爷爷告诉他，「这样能减轻家里的负担。」

 

进入安康家园的孩子，政府与企业将会负担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许多人家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很快，伤心的情绪得到了抚慰。住进「新房子」时，刘绪周感到惊喜——日照安康家园由企业员工宿舍改建而成，「像家一样」：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套房里，拥有落地玻璃窗，阳光充足；32寸的液晶电视挂在客厅的墙上，电热水器和太阳能俱全。他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在这里，孩子们还遇到了「热情」的「安康阿姨（叔叔）」，他们扮演大家长的角色，是孩子们的生活老师，负责照料这些未成年人的生活起居。这些年轻的男女都经过专门的集训，按照政府发出招聘的要求，「耐心、爱心、责任心」。

 安康家园的宿舍楼，

 墙上贴满安康妈妈们亲手布置的装饰 

 

从内陆四川到山东日照，不只是海水沙滩的新奇，孩子们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叔叔阿姨们带他们去海洋馆看鲨鱼，逛太阳城，看各种各样的最新电子产品。原来只听说过的东西，都出现在眼前。为了疗愈孩子们的创伤，生活老师们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他们。「日照的贴心」还体现在方方面面：食堂的师傅是专门从四川请来的，牛奶、水果、肉类一应俱全。

 

这里有新鲜感，有创痛的平复，也有对家乡的思念。

 

「到他们走的时候，每一个都感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尽管过去了九年，安康妈妈孙晓洁回忆起离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流泪。2009年6月，为了让四川孩子们返乡，安康家园决定迁往成都市双流区。分别的消息说出口时，孩子们跑回房间将门紧紧关上，很久没有出来。

 

无论多么不舍，回乡的喜悦还是可以盖过悲伤。火车到成都站时，孩子们焦急地在人海中寻找自己的家人，那是分别一年后的重聚，再坚强的孩子，也激动地哭了。

 

从日照回到双流，孩子们也活泼了许多。双流安康的四层住宿楼里，最多时住了672个孩子，打闹的、拍篮球的、吵架的……一人发一句声响，足以让生活老师们「脑壳痛」。

 

夏日里，男孩们把下水管堵住，把水灌进走道，在上面玩起了「漂移」，积水漏下去，刚好从楼下的天花板渗透出来，滴在生活老师们的床上。

 

「要忘记你们的孤儿身份，不能觉得自己特殊。」这是新院长胡源忠常说的话。这个军人出身的男人为家园制定了一系列守则，早晨5：40起床，晚上9：00熄灯，没收所有电子产品。

 

劳动是必须的，孩子们实行轮班值日制度打扫卫生，雷打不动，否则将受到惩罚——这是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周末的早晨，必须在早餐时报到，不得迟于7：50——这是不让孩子懒惰，培养时间观念。社会捐赠的物品由家园统一收集，要想换得想要的物品，必须付出同等的努力获得积分——这是教育孩子不能不劳而获。

 

胡源忠保持着家园中的最高权威，孩子们对他的话很是信服：「别人不会因为你是孤儿，就永远照顾你，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安康家园的柱子上贴着孩子们的照片与寄语 

 

 

「他们是在乎的」

 

孩子调皮不听话，四川话叫「太匪了」。

 

当特殊的成长经历撞上青春期，许多男孩的叛逆超出同龄人。双流区九江中学德育处主任杨政文至今回忆起，都是一副「头都大了」的表情。那时他与同事需要轮流值班，24小时驻守在安康家园，因为打架「会随时发生」。

 

现在回忆起来，打架的理由通常都有些莫名：可能是几句口角，可能是拐角的一次碰撞，甚至是一个眼神——「他的眼神不友善，是不是要来打我呀？」通常群架发生在安康生与本地生之间，常常只要一人召集，浩浩荡荡一个班的男孩便「义气地」跟去赴约了。

 

「那时人多」，九江中学最多容纳过300多个安康孩子在这里就学，能组4个班，本地孩子管他们叫「安康生」，这在一些敏感的孩子听起来有些刺耳：安康，像是孤儿的标签和代称。

 

中考对安康生的政策倾斜更加剧了他们与本地生之间的矛盾。安康生的录取分数线比本地生低一些——这使得本地孩子与家长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某些时候，一种敌对的气氛暗暗地滋生出来。

 

最初的心理测试数据显示，安康家园中共70多个孩子患有明显的心理应激障碍。女生通常沉默寡言，在男生身上则表现为性格乖张、好斗，不服管教。九江的心理健康课老师陈霞至今记得一个孩子性格尤其孤僻，动辄发怒、动手，曾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这个孩子叫庞然，震前孤儿，在进入安康家园以前，没有人真正抚养他，几乎过着流浪的生活。第一次与陈霞交谈时，庞然挪开了摆在一起的凳子，始终低着头，用「嗯」「哦」回答所有问题。陈霞一筹莫展。直到对话进行很多次之后，一天孩子突然向她求助：老师，我是不是有病？

 

很多年后，陈霞翻到自己的工作日记，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当他向我求助时，我慌了，我是把他推开了。」那次谈话过后，陈霞找来了自己在川师大的朋友为庞然做心理疏导，对方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陈霞觉得他比自己更有能力接手这项任务，「我没有专业的治疗背景，没有信心处理这么难的案例。」陈霞说到此处，眼睛里有泪光，「我不应该把他推开，他要相信一个人，发出求助信号，是鼓起多少勇气啊！」

 庞然现在是一名自行车爱好者 

 

对那些难以管教的孩子来说，心中有一个终极忌惮的对象，是胡源忠。孩子们又爱他，又怕他。胡源忠很早习武，整日穿一件深色中山装，光头，自带气场。普通调皮孩子的终极惩罚是在院长办公室门口罚站，几个小时过去，胡源忠不发一句声响，孩子们依然战战兢兢。

 

无论是家园，还是学校，生活老师与教课老师之间默守着同一种默契：从不过问学生的过往。「心理学上的观点是，如果你没有能力治愈，你就不要把伤疤翻开。」陈霞说。

 

许丹是唯一试图打破这种沉默的人。她是安康班的班主任，为了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每年鬼节，她都让孩子们写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你们把想说的话写下来，把你们父母去世时的方位写在信封上，我帮你们烧给你们的爸爸妈妈。」

 

她承诺绝对不会偷看。但她撒谎了。每一封她都看得仔细，每一封都将她看哭。每年鬼节，她会买上元宝蜡烛，看一封，烧一封，烧信时，向着信封上写着的方向：汶川、青川、北川……

 

曾东还记得第一眼见到许丹，瘦瘦小小，「以为是个女学生」，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班主任，尴尬。毕业后，他时常还会问许丹，「老师你胖了吗？」

 

虽然顽皮，曾东却被许丹钦点为班长，「可能是计谋」，让顽皮的孩子做班长，就不敢乱来了，榜样的力量。话虽如此，曾东和班上几位「爱挑事」的男生是办公室的常客，每天放学，许丹要对着他们「摆龙门阵」：有时严厉，有时感性，有时气到炸毛，有时忍不住掉泪。

 

「我就是你们的妈妈，你们做错事了妈妈会怎么样，就会打，就会骂。」许丹那时这样说，虽然她仍是个未婚的年轻女孩，但严厉的管教方式已经让孩子们敬畏。

 

今年4月的采访中，许丹仍能够指着照片说出班上每一个同学的身世，她用笔在纸上写下那些孩子的名字，指给记者：何永斌最调皮，但是很重感情；赵卿至非常阳光、懂事，学习特别好；最心疼的是孟林，很努力，上进，又懂礼貌。「这些安康孩子可能是因为有特殊经历，都格外重感情。」

 

毕业时，许丹在讲台上哭成了泪人，台下的女生也哭成一团，只有班上的男生，用饶有趣味的眼神打量着许丹，「完全没有反应」，许丹气了半天。

 

她后来才意识到，这群男孩子并非想象中大条，他们也在乎。

 

毕业多年后，一次逛街时她偶遇了一个学生，起初两人寒暄，临别时，男孩顿了顿，说，「抱一下吧。」师生拥抱，「眼泪就下来了。」

 安康妈妈接孩子们放学，右三为宋志瑞  麦圈 摄

 

 

最后一批

 

填写高考志愿的那天，曾东、王茗未、刘绪周三个坐在网吧，电脑前是正在和他们视频的陈子贵。

 

「填哪个？」「快点填，填完打游戏了。」

 

四人每一栏志愿都填得一模一样。「去哪儿都要在一起。」一气填完。开打。

 

后来，他们如愿以偿地考入同一所大学，分在同一间宿舍。顺利完成了从安康家园到大学的「共同进步」。

 

家园规定，年满18岁就要离开这里，走进大学或社会。每一个安康孩子都清楚，家园的生活，是倒计时的有限存在。

 

624名孩子已经离开了这里，其中有200多个考上了大学，此外还有参军的，当警察的，其中一个女孩考回了北川成为一名法警。这些出色的孩子的照片被贴在安康家园的光荣榜上，标志着安康教育的成功，也用来激励余下的孩子。

 

随着留守家园的孩子越来越少，家园中关于家的味道也越来越淡。最好的朋友离开时，宋志瑞很失落，包括他在内，家园只剩下5个孩子常住在这里，他们被称为「最后一批安康孩子」。

 

「想离开这里。」宋志瑞向爷爷提过好几次想回家，遭到了婉拒。他每天都在倒数，期待着离开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来到家园之前，他的父母因病双亡。宋志瑞称自己有个心结，说不上来是什么，只有放假回到爷爷的家时，「心结才会打开。」

 

宋志瑞直到小学五年级时才意识到，安康家园并不是个寄宿制的学校，他称之为「一个像孤儿院一样的地方」。他称自己在此感到孤独。

 

因为调皮，宋志瑞没少受到规训。他与每天生活在一起的阿姨们之间并无太深的感情，除了第一个——她的名字叫郭书霞，他叫她「郭妈」。

 

来到这不久，宋志瑞每晚都会在黑暗中哭泣，「郭妈」总会抱住他，轻声安慰，直到他睡着。尽管宋志瑞对亲生母亲毫无印象，可还记得「郭妈」的样子：双眼皮，黄头发，波斯卷，很温柔，是记忆中「最像妈妈的人」。

 

「宋志瑞，今天犯错误没有？」王晨走到宋志瑞身旁，习惯性地问。她已经在安康家园工作了九年，是政府招聘的第一批「安康妈妈」。宋志瑞也许是她带的最后一批孩子。

「实事求是讲哦，」王晨露出坦诚的表情，「第一批孩子是付出最多的，感情也是最好的。」那时王晨常把孩子们带回自己家过节，周末为他们开小灶改善伙食，常常贴钱为孩子们购置物件。那些孩子至今仍亲昵地叫她「妈妈」。但宋志瑞并不叫她「妈妈」。

 

「后来慢慢习惯了，这里每个都很可怜，时间久了也没那么强的感觉了。」现在，王晨在家园的角色更像个辅导员，除了日常接送孩子们上学，她与孩子们几乎没有肢体接触与深度交流，她说，有些孩子，「你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

 

一天，男孩们放学回来时，门卫室多了一位等候多时的「阿姨」艾燕。家园的生活老师流动率很高，艾燕几年前便从这里辞了职，张明浩和马勇杰是她一手带大的，他们也是安康家园最小的孩子。

 

地震之前，三岁的张明浩和四岁的马勇杰曾是邻居，他们来自广元市的两个经商家庭。地震时，双方父母同去汶川送货，四人全部遇难。艾燕接手两个小男孩时，正是「最难带的年纪」，「每晚都哭」，需要艾燕陪着他们才能入睡。三人同睡一张床，常常「一个尿完另一个尿」。

 张明浩（左）和马勇杰（右）在宿舍里   麦圈 摄

 

那天，艾燕带着点心回来看望孩子。三人在一旁热情寒暄时，宋志瑞在一旁看着，眼神定定的。

 

宋志瑞热切地盼望着离开这里，但他并不知道，离开家园后的独立生活，再也没有遮蔽与保护，未必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快乐。

 

离开的感觉「很复杂」。少年们嘻嘻哈哈的，一个送别一个，好像没有太多伤感。嘴上都说着「终于要离开这里了」，告别军事化的管理和规训，再也没有束缚，自由触手可及，但「好像哪里不对」。

 

许多安康孩子面临的经济困难，始于大学。直系亲人不在了，监护人大多有自己的孩子，当安康孩子需要进入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时，家中的支持往往并不如意。「每当要掏钱了，家里会有各种理由（拒绝）。」

 

「那时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靠自己。」说这话时，龙腾已经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在上高中时，每年春节龙腾无处可去，就去成都的茶馆或火锅店打工。毕业后又来到市区打工，从学徒开始，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因为不间断地工作，炒菜锅生生在虎口位置磕出乌青。

 

他住过五平米的单间，进门就是床，「那种孤独感和压抑感」，让他喘不过气。从那时起，他开始害怕密闭的空间。现在成都的出租房里，他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

 

蒋兴伟的创业经历在一部分安康孩子中间流传着：17岁外出打工，几年内转换了国内30多个地方，从一名奶茶销售员做起，现在已经开了三家饮品店，在郫县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

 蒋兴伟在他的饮品店内 

 

爷爷答应宋志瑞，等上了高中，就让他出去打工。宋志瑞对打工生活羡慕不已。日子过得慢，他不得不在家园里找出许多法子制造快乐。

 

「看我给你们示范嘛。」宋志瑞脱掉上衣，手脚并用爬上篮球杆，在杆上站定。右腿一抬，跨到高两米多的围栏上，拿右手一扭，本来朝着他的监视器被转向另一个方向。紧接着将右手伸向茂密的树——嗒嗒嗒，一颗颗枇杷应声掉下来。

 

1、2、3……刚好5个，他分给记者一个，「省着摘，要吃一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