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韵：在是母亲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源济

周韵：在是母亲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大家  2018-05-13

作者 周韵

“在我决定生孩子之前，如果说有什么先决条件，那就是我要先想清楚：我是谁、我如何能在成为另一个人的妈妈之后，仍然是我‘自己’。”

电话这头，我快速地做了一个笔记。

2016年1月，“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开始实行，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的又一个巨变：相关新闻宣传伴随着各式各样的争议讨论层出不穷，一时之间，无论网上网下，“生二胎”似乎都成了热门话题。作为一个社会人口学家，我围绕低生育率的新课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因着许多陌生人的信任与慷慨，我得以一次次短暂走入不同人生的一角：他们与我分享自己工作起居的节奏、围绕结婚生孩子的决定与准备、为人父母后生活的变化……而正是在其中这样一扇向我打开的门后，我听到了这个声音：

“在是母亲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近年来，从东亚到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持续的低生育率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降至替代水平以下，并维持至今。无论是对于人口学研究还是对于人口政策制定，“低生育率”都是一个日益被关注重视的议题。

最新的人口学理论，在理解低生育率时强调性别的视角，特别注重低生育率与性别平等的关联。在这套基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学者认为，解释低生育率、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实现生育意愿时面对的阻碍，必须体察个体在公域与私域中面对的性别不平等情境。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走入职场，这都意味着公域中性别平等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这时候，如果一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仍然强化着私域中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比如女性仍然需要超量承担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这些公域与私域间性别平等程度的矛盾、家庭与工作的难以调和，便会成为人们实现生育意愿的一重阻碍。

总和生育率只是一个数字，在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体的生活与选择。在理解低生育率时，一个关注人、关注性别平等的视角至关重要：围绕我国生育率降至“正常水平”以下的讨论声音并不少见，诚然，长期在替代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以及伴生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压力（比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立足于宏观层面，低生育率固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外，同样需要看到的是：生育本身，也是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实践的自治与决定。是否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孩子之后生活中有了什么改变甚至困难……这一切，都与女性作为“人”的康乐和发展息息相关。然而，在人口政策和对各种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很多时候单方面强调的只在于宏观人口结构变化和发展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人”的女性，而仅仅只是作为“工具”的女性身体。

在这样的话语体系里，生育作为女性身体具有的功能，往往被视为女性因此而应当承担的责任。针对日本近年来极其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现象，日本时任厚生劳动大臣柳澤伯夫曾经说，这是因为日本的“生育机器”需要“努力工作”——此话一出，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和广泛批评。而相应的，当一个社会面对女性，最看重的是她的“生育功能”和“生育职责”时，那么在母亲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看似出现矛盾时，对“好母亲”的规训中强调的，便是母亲的奉献、付出、牺牲，是母亲得能无条件为孩子让位，是母亲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仿佛只有如此，才是“合格”的母亲；只有如此，才算足够的母爱。

于是，面对一个怀孕三月时全身烧伤、“为保护胎儿拒用止痛药麻醉药”的女人，新闻报道中热烈赞美的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我无意于评价另一位女性的选择，然而这类报道话语中明确的倾向与导向，再一次强化的是：为了孩子，母亲作为“人”的舒适、安全、尊严皆可排在末尾、随时放弃——当这种排序被鼓励与赞美，在硬币的另一面，女性一旦提出自己的诉求，常常被视为是一种自私和错误。

孕妇为了保胎儿拒用麻醉药

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责任、将母职与女性捆绑、认为母亲为了孩子天经地义、照顾孩子是母亲的“天职”——这样的思路，同样体现在产假政策的设置上。“全面两孩”正式实施之后，各地制定鼓励生育政策，常见以一种“福利”的形式、在“照顾女性”的旗号下，考虑进一步延长女性产假。单方面、只针对女性的产假，往往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更弱势的位置。伴随“全面两孩”的许多网络讨论围绕的正是女性未来可能、甚至已经在遭受的进一步就业歧视：招聘中或公开或隐蔽地偏好男性，因为“男人不用休产假”“女人生了孩子心思就不在工作上”；询问女性的结婚生育计划，甚至要求做出入职后几年内不生孩子的承诺——将 “生育”视为女性必须实践的责任、将“育儿”默认为只是女人的事，于是看似是给了女人产假“特权”以期鼓励生育，然而实则不过是逼迫让女人必须做出要“工作”还是要“生育”难以两全的选择。

而在谈人口问题时看不到作为“人”的女性，只能看到具有工具性的女性身体，另一重体现，便是在女性“消失”后，公共讨论的关注点。

在正常状态下，人类的出生性别比在105—107范围内。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20.5，其中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第五胎的出生性别比分别高达143.2、156.4、141.8、132.8——与畸形的出生性别比相伴的，是同样失衡的婴孩死亡率性别比：在正常状态下，0岁婴儿和1—4岁孩童的死亡率性别比分别为120—130和100—120，在我国，这个数字是80和84。

畸形的出生性别比数字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以性别选择为目的的流产、杀害遗弃女婴、对女婴出生的瞒报。其中，性别选择性流产是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导致婴孩死亡率性别比畸形的直接原因，则是男婴与女婴在获得营养和医疗上的不平等：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获得更好的营养、更及时的医疗救治——这一切背后的根源，则是根深蒂固的性别偏好与性别不平等。

农村男孩结婚有多难

而在面对性别比畸形的人口问题、面对这些“消失的女性”时，官方话语的立足点往往仅在于所谓的“光棍危机”、在于数千万“剩男”娶妻难、在于 “光棍”的大量存在，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可是，性别比失衡作为一个人口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不是因为男性有对于性、婚姻、生育的需求，不是因为在平衡状态下男人都能娶上老婆社会不出乱子，而是因为女性同样是人——她的生命与康乐同样应该被捍卫。就算没有“光棍危机”“剩男风险”，性别比畸形本身，以及这畸形中折射的性别不平等与对女性的戕害本身，本来就值得高度重视与反思。

而如果在面对各种人口问题时，人口政策看不到作为“人”的女性，立足点仅仅在于片面的“鼓励生育”“ 减轻人口压力”、甚至因此在于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和“职责”，那么在这样的时刻，社会学、人口学研究者有责任去做敲警钟的人：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政策能否有效、会对于性别平等造成如何的后果、会给女性生存带来怎样的压力、会如何影响女性自我实现的诉求？

“在是母亲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

5月，围绕母亲节促销推广无处不在。我们似乎从来都不吝用华丽辞藻歌颂母亲与母爱，然而与此同时，父权社会对女性需要承担的角色有诸多规训和双重标准，流行话语中对“理想母亲”应有的素质充满不切实际的建构：一面将生育视为女性的价值与功能所在，一面将母亲与母爱绑缚上“伟大”“完美”的高台——“伟大母亲”看似是一种崇高化，然而在这种崇高化里，有意和无形间漠视的，是女性自己的需要。女性大量的家庭内部付出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而因此被弱化忽略，并在职场中还常常单方面承担生育带来的机会损失。颂扬“理想母亲”，而“理想母亲”背后，是彼此矛盾而无法企及的标准与难以两全的选项。

无论是否结婚、在什么时候结婚；无论是否生育、什么时候生育——每一种人生选择都能被尊重和平等对待、每一种人生路径都有政策保护并提供一视同仁的支持，在她是伴侣、是母亲之前，她首先是“自己”。不管在什么时候，从家庭到学校、从产房到职场，女人都首先是“人”，而不是一具行走的器官总和——她有生而为人的尊严、对康乐、安全、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可抹煞的权利。比起讴歌“伟大母爱”“无私奉献”的“母亲节快乐”，保证每一个女人作为“人”的独立、平等、自由，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延伸阅读】

1. Li， S. 2007. Im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in China. 4th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Reproductive and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3)： pp. 427—439；

3.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7(1)： pp. 1—16

4. McDonald， P. 2013. ‘Societal foundations for explaining fertility： Gender equ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28， (2013)， pp. 981—994.

5. Walsh， B. 2007. In Japan， a revolution over childbearing. Time.

6.人民网：《光棍危机大于剩女问题，大大增加社会不稳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