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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柴春芽:卡夫卡的伟大,在于对自己潜意识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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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5 04:1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柴春芽:卡夫卡的伟大,在于对自己潜意识的忠诚 

 2018-05-05 柴春芽 大家



流亡法国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颇为郑重地两次谈到卡夫卡,分别在他青年和中年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也历史性地对应着两种极权主义。仿佛拖曳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梦魇,仿佛这梦魇霸占了整个人生,让米兰·昆德拉感同身受于一种永恒黑夜的悲剧性临在。


这种永恒黑夜的悲剧性临在状态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 ,犹如遭受温水浸煮的鱼。但对那些旁观者来说,这种无知无觉的悲剧性临在,则会产生一种喜剧性的荒诞之感。悲剧和喜剧是极权主义生存意象的两翼,只是这两翼早已残损不堪,让你难以超升。堕落与沉沦随之成为日常生活旋律错舛的赋格式主题。


米兰·昆德拉的感同身受也是我的感同身受。作为作家同行,虽然间隔遥远而广漠的时空,我却既幸运又不幸地地分享了米兰·昆德拉年轻时梦魇般的生活,于是也就可能拥有理解卡夫卡的经验基础。


第一次,大约是1970年代,逃离捷克斯洛伐克不久,米兰·昆德拉以收录在随笔集《小说的艺术》里的第五篇文章《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通篇谈论卡夫卡。


为了说明卡夫卡拥有一种在他小说之梦里灵视未来事件的能力,米兰·昆德拉描述了自己曾经身处的布拉格。奇怪的是,虽然卡夫卡写下他大部分作品的1920年代就生活在布拉格,但他从未写过布拉格,仿佛布拉格并非一个现实中的历史名城,而是一个幻觉之地。仿佛布拉格以量子态不具名的方式弥散在他那梦魇般的小说文字里。他不是预知,而是“看见”在那后面的某个地方,在未来,1960年代布拉格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一旦失去体制/组织的庇护,就连最糟的工作也找不到。他/她四处奔走,请求一纸证明,以便明确指出他/她所犯何罪,以便明确禁止某个单位/公司/个人雇佣他/她。不会有任何一个部门给他/她一封盖有红色钢印的说明书/判决书。但是,劳动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项义务,所以他/她自然会被指控为社会的寄生虫。他/她因逃避劳动/工作而有罪。


莫比乌斯带,一个死循环之链。


(编注:莫比乌斯带,是一种拓扑学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之后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常被认为是无穷大符号“∞”的创意来源,因为如果某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就永远不会停下来。)


这种死循环之链上的生活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相反,可能是过于熟悉,熟悉到一种量子态,弥散在承担着每月房贷的白领女性赶早上班前对镜梳妆的时刻,弥散在一个租住在阴暗地下室的单身汉的呻吟里,弥散在地铁车厢挤压成罐头鱼一样的公司职员盯着智能手机打游戏的专注里,弥撒在朋友圈或微博浅薄的公号文章或评论里……因而被人们迅速遗忘,即刻漠视


与冷战“铁幕”时代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不同,如今,以资本主义方式出现的看似自由的信息碎片,正在湮没人们对生活境况的实质性关注,湮没一切残酷现实,同时也湮没我们“此在”的无根状态。另一种意义的失明。我们虽在信息与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如同印度裔英国小说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作品《撒旦诗篇》开头部分的主人公加百列·法瑞士塔和萨拉丁·查玛查。两位滑稽的角色从航行中爆炸的飞机上跌落下来,悠闲自在地下坠,而且还漫不经心地闲扯,兴高采烈地唱歌。但是,下坠,堕落的同义词,总是不断地下坠,追随两位滑稽的主人公。在他俩身旁浮荡着纸杯、氧气罩、背靠椅和其他旅客。这些浮荡之物,可以看做如今信息和知识碎片的喻体。



米兰·昆德拉敏锐地看出卡夫卡作品的梦幻性质就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章,描述了一个洞穴,人一出生就在洞穴里,手脚捆缚,身体和头不能动弹,只能面对洞壁,他们身后是个过台,过台背后燃着火光,过台上人来人往的身影被火光映照在洞壁上,洞穴里的囚徒以为洞壁上晃动的影像真实不虚。柏拉图认为,这个洞穴就是我们的世界。


借助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一书里,展开她关于摄影之本质特性的研究,并以悲观的语调描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类无可救赎地停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自以为真实的影像中陶醉。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Plato's Cave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卡夫卡的小说就是一种“真实的影像”,“而人的肉体只是幻象在屏幕上的投影”。这也是佛教徒和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因此,人的生活只是个影子,”而且还是个“错误的影子”,真正的生活却在别处,在永远无法到达之处,“在非人和超人的境界里”。


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在于其作品揭示了:凡权力自我神化处,从家庭私生活到社会公共领域,必然产生权力自身的神学。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卡夫卡作品揭示的是一种权力的伪神学,是人之为“非人”(幽灵)的处境。“非人”的处境,笼罩在伪神学的霾影之下,也就是以撒旦为首的“路西法军团”的邪灵控制之下。这种敌基督的伪神学霾影,才是卡夫卡梦魇般的存在主义之“洞穴”。而神学维护的,永远是人(待救赎的上帝之造物)和“超人”(获得救赎的灵魂)那永恒的正义与和平之光明。卡夫卡是伪神学的祭祀,他暗暗召唤的神学始终迢遥,令他一再绝望。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长信,昭明了家庭这一私密领域的极权主义,而他在《城堡》和《审判》里,揭橥了公共领域的极权主义。“公领域是私领域的镜子,私领域反映着公领域。”两者都笼罩在伪神学的霾影之下。


卡夫卡的伟大,不在于他想象力的卓绝,也不在于他想象与现实的完美融合,而在于他对自己潜意识的忠诚。他并非如潮流性的超现实主义者那样,以想象的文字建构如法国诗人罗特瑞亚蒙特(Lautreamot)所谓“一把雨伞与一台缝纫机遭遇”的荒诞性神奇效果,而是和西藏苯教的梦境占卜者那样,如实呈现自己的梦境。我的诗人朋友高晓涛曾在西藏阿里地区,采访过一位九十多岁的女性梦境占卜者。她信仰西藏原始宗教:苯教。高晓涛担任文化顾问,为纪录片《第三极》寻找故事。纪录片编导设计了一幕场景:一个村庄的某个牧民把一头牦牛藏在山里,然后,他来到相距遥远的另一个村庄,请求梦境占卜者为他指出牦牛丢失在何处,翌日清晨,梦境占卜者说出了梦中所见,为他准确无误地指明牦牛的藏身之处。


这种出自潜意识的梦之镜像,一方面映照出卡夫卡对自己所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因民族矛盾与政治冲突而引起的心理焦虑,一方面又预卜了未来极权时代个人的悲剧。这也就是卡夫卡不可被模仿的特性,除非你也拥有通灵气质。


卡夫卡


米兰·昆德拉或许看出了卡夫卡那梦卜般的预言之镜像。他选择逃离。而另一个人,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Blav Havel)则坚持留下。米兰·昆德拉判断,捷克斯洛伐克将永远沉没在伪神学的霾影中,至少会比一个人的生命漫长。付出一生等待,并以失去自由创作和发表作品的代价,来赢得伪神学的霾影可能消除的那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实在不值。至今我都认为米兰·昆德拉的逃离无可指摘。他既不想委身权力以奴才般卑微幽灵般黯淡的方式,度过一生,也不愿效仿耶稣,培育自己为世人赎罪的神性意志。他只想成为一个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拥有真实的生活,关照真实的世界。


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耶稣的效仿者,付出巨大牺牲。最终,他赢得历史的转机,领导一场“天鹅绒革命”,成为连任的民选总统。洞穴一夜垮塌。


米兰·昆德拉第二次谈到卡夫卡,是在1990前后,所谓后极权主义时代,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里。这是一个全球宗教复兴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过1970年代的性解放之后开始面临艾滋病和毒品泛滥的威胁,而中东伊斯兰世界以宗教激情召唤人们抵抗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压制……


这股宗教复兴的浪潮逐渐走向极端,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印度裔英国小说家拉什迪出版《撒旦诗篇》而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以其亵渎伊斯兰而发出全球追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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