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叛离、抗议与忠诚，一本经典思想著作的故事

源济

张铁志：叛离、抗议与忠诚，一本经典思想著作的故事 

原创 2018-05-02 张铁志 大家

动荡的时代，可以激发出最深刻的创作，不论是文艺或思想。

在五十年前那个最狂暴的六十年代后期，时代的变动刺激了一个经济学者写下了一本小书，从此改变了政治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叛离、抗议与忠诚》。

（编注：“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中文版又译为《退出、呼吁与忠诚》。）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1

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总是不断在跨越边界，不论是地理上的边界，或者学术领域的疆界。

他的前半生，宛如一个革命家与战斗者。

1915年，他出生于柏林的犹太人家庭。16岁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想要抗衡正崛起的纳粹。1933年，在他父亲葬礼后的第二天，为了担心纳粹的追捕，他前往法国攻读经济理论，接着又去伦敦政经学院就读于哈耶克门下。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坐上火车往巴塞罗那加入共和军对抗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日后他回顾说：“我知道法西斯主义正在扩张，我不能只在坐在那什么也不做。”但共产党、社会主义党和托派之间的斗争让他疲惫，他又回到巴黎做研究，但不久后又加入法国军队对抗德军。当1940年法国陷入希特勒手中，他参与地下救援组织，帮助可能被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逃到西班牙，这些人包括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画家夏加尔、艺术家杜尚等

当他自己也可能面临逮捕时，他翻过比利牛斯山，在1940年12月来到纽约。

在美国，他先在柏克莱大学担任研究员，开始写他的第一本书《国家权力和对外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这本书在我念政治学博士时仍在书单上）。几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他加入美国军队，先被派去阿尔及利亚，后来又担任德国战犯审判的翻译官。

为战犯德国步兵上将安东·多斯特勒（图右）担任翻译的赫希曼（图左） (1945)

战争结束之际，他回到美国，参与了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

1952年，在世界银行推荐下，他前往去了南美洲正在内战中的哥伦比亚担任经济顾问。他带着纸和笔，走遍整个国家。这是他第一次去南美洲，而此后他会一去再去。

四年后，他回到美国，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之后，他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学院，从此就一直在这个古老的学校任教。

2

赫希曼崛起的学术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凭借在拉丁美洲的经验和过人的洞见，他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以崭新的观点引起许多关注。在接下来的十年，又继续出版两本关于此领域的著作，是为他的“发展三部曲”。

在那个时期，拉丁美洲具有发展的前景，赫希曼尤其被视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到了1960年代后期，世界出现剧烈的变化，刺激了他写出《叛离、抗议与忠诚》这本经典著作。

他写这本书时，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of Behavioral Studies）担任访问学者，当时所长是知名政治学者Gabriel Almond。这一年，1968年，也是世界最动荡的一年：美国反战声浪升高、金恩博士和总统参选人罗勃肯尼迪被暗杀、街头冲突不断，而他出生和成长过的德国和法国也都出现巨大的学生革命浪潮，墨西哥军方则在街头屠杀藉由奥运时刻来抗议的学生。

走过世界的赫希曼当然不可能不关心这些事。他的传记中提到他当时的档案中充满各种时事的剪报，从黑豹党到日本与拉丁美洲的比较，都是他所关怀的。而他自己的女儿也都投入学生活动中。

他也在那时正好读到关于当时消费者运动代表人物奈德（Ralph Nader）的访问文章，他严厉批评汽车公司，并且说“安静的一代”已经不会再沉默下去。赫希曼写信给他，说想更了解消费者如何采取行动响应那些影响市场的大型公司，奈德很热情地响应他。

这一切让赫希曼认识到，在上半世纪维系着公共生活的各种制度——政府、企业和大学等制度——正严重衰退，而公民、消费者、学生采取不同的回应策略，或者出走离开，或者抗议。（例如，在那个时代对反叛的学生来说，你可以走上街头占领学校去“抗议”，也可以去公社当嬉皮作为一种“离开”。）

他也发现不论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不能完整处理这些问题：经济学把世界当作供需法则运作的市场，所以主要关心经济行动者的叛离；政治学主要关于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所以更关注抗议。他认为两者需要整合。

因此有了这本书：《叛离、抗议与忠诚》。

书出版之后大受欢迎，因为其不只呼应了不满的新时代精神，对现实的分析带来新的视野，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提出重要贡献。更不凡的是：这是一本字数不多的小书，且用日常生活的语汇去刻画人的行动的基本动力与机制，然后阐明他们是如何互动以创造出一个变动不安的现实（Adelman，2013）。

此外，这本书所反映的，也是他在这段期间越来越感觉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工造成知识的狭隘性。他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让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学可以融合。他认为正当现代社会挑战和危机不断出现时，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却阻碍了学者的视野。他之所以选择在1974年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社会科学院，除了因为不喜欢教书，还有就是可以和人类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一起在这里中创造新的社会科学院，尝试知识整合。

时代真的是越来越坏。在拉丁美洲，巴西的军事威权主义在1968年后越来越强硬，智利选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派的总统阿叶德似乎带来希望，但1973年却发生美国支持的暴力政变，新的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这太震撼了赫希曼。他访谈过阿叶德，将其视为拉丁美洲重要的改革者，现在不仅他死了，许多赫希曼的旧识被逮捕或消失。

这些变化冲击了他和整个学术界的乐观主义。

曾经，50年代和60年代初，学术界被现代化理论主导，相信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的现代化。但现在，学术界有一波新的思考。例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现代化理论提出重大挑战，阿根廷学者欧当那（Guillermo O’Donnell）在1973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分析拉丁美洲更是推动了一波典范转移。这两本着作都分析了经济发展如何和威权体制结合，而这赫希曼和这两人关系密切：他在哈佛和亨廷顿一起合开过课，他在耶鲁和欧当那，并在70年代诸多合作。

这让赫希曼在《叛离、抗议与忠诚》的政治经济学整合后，更想要深度探索“经济成长的政治后果”，并转换研究方法：回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和代议民主开始时的政治与经济思想史寻找答案，尤其是对人性的思考。1977年他出版《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成为另一本经典。

因此，《叛离、抗议与忠诚》不只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连结，也可以说是早期赫希曼之前与之后作品间的关键链接：从早期对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到此书开始整合政治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再到此后从思想史领域去探索政治、经济和人性本质。

3

阿尔伯特·奥图·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年4月7日－2012年12月11日）

很少有学者像赫希曼一样，有过一个如此精彩与惊险的人生，且能不断跨界，甚至对自己的理论不断自我颠覆——他甚至出了一本文集就叫《自我颠覆的倾向》[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赫希曼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了解：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认同与忠诚的本质等。

但这样的一个学者不喜欢大理论，而喜欢小的理念，“一点一滴地去理解现实，并承认自己的主观性。”他说，“我一直不喜欢普遍性的原则或抽象的法则。我认为在我们能够诊断病人之前，必须要去实地探视病人。去了解案例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是关键的。社会世界是不断变动的，没有不变的法则……不可预期的事件经常会发生……”

“我总是反对某些社会科学家的方法论……他们想从对五十年几个国家研究出的成果，演绎出对未来可能变化的结论……我总是更有兴趣打开可能性，去看看有什么可能发展，而不是从统计推论来预测实际上什么会发生……我对预测毫无兴趣。”

这些基本态度都是和主流社会科学——尤其当政治学被严重经济学殖民——大不相同的方法论。社会世界是复杂的，人性和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复杂的，不应该被化约为几个变量，不应该只是追求简约（parsimony）和通则。他对于经济学所预设的自利人性，对于公共选择学派如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都很不满。因为那都太简化。

用他的书名来说，他相信“利益”之外，人性也会追求“热情”：他在青春时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抵抗不义、追求更高贵的目标，就是明证。

他在描述他姐夫投入的反法西斯运动抵抗时说，他们努力寻找哲学的、政治的问题的答案，且在其中表现出的质疑与探索精神，推动着他们采取行动，在思想被压制的环境中寻求改变，在明显不公正的世界中奋起抗争。“他们证明了哈姆雷特是错的：质疑能够激发行动，而不会削弱行动。”这段文字似乎也正链接起他自己的“自我颠覆”与不断质疑精神和他的热情行动 [2]。

这个热情是在他在学术研究背后最大的动力。赫希曼的跨界不只是在地域，不只在学术领域，而是在知识与实践之间。主流的学术研究要求人们要客观、要专注于学术，不要介入现实政治，但赫希曼不同：他对现实的强烈热情，对理解与改变他所面对世界的强烈欲望，促使他去不断越界、去运用被不同学科断裂的知识，去穿梭于20世纪的当下现实到17世纪的思想史，然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

注：

本文参考赫希曼传记。 Jeremy Adelman，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1] 在《自我颠覆的倾向》一书中，就收录了他一篇文章重新修订了他关于叛离与抗议的理论。

[2] “质疑并采取行动反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936-1938年“，收于《自我颠覆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