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宋代戏剧，尺度有点大

源济

吴钩：宋代戏剧，尺度有点大 

原创 2018-04-24 吴钩 大家

有人问：现代人娱乐生活丰富，可以看电影、电视、网剧，可以喝酒唱歌卡拉OK，那生活在宋代的人呢？是不是没啥娱乐，晚上是不是只能早点洗洗睡？

宋朝人当然有丰富的娱乐生活，比如可以到瓦舍勾栏看演出啊。勾栏里，每日都有精彩的商业性演出，什么弄虫议、傀儡戏、皮影戏、七圣刀、踢弄、相扑、说书、歌舞，等等，其中有一项演出尤其受宋人喜爱，那就是杂剧。

每逢元旦、元宵、冬至、重要神诞等节日，官府与民间都会组织文娱汇演，具有官方身份的教坊伶人与来自瓦舍勾栏的露台弟子俱登台献艺，竞演杂剧。皇室、政府、贵族高官若有公私宴会，照例亦会进演杂剧。

宋代杂剧绢画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宋朝的杂剧，是一种跟元明杂剧完全不同的表演艺术。简单地说，元明杂剧是完整的戏剧，综合运用歌曲、宾白、舞蹈等手法演绎一个情节较复合的故事。宋杂剧虽然也演故事，但剧情简短，杂剧艺人也无意于表演复杂曲折的情节、塑造形象鲜明的人物，而是“务在滑稽”，“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用大白话说，就是要逗你一笑。因此，宋人又将杂剧称为“滑稽戏”。苏轼为朝廷撰写《集英殿秋宴教坊词》（类似于晚会节目串词），其中“勾杂剧”的串词是：“宜进诙谐之技，少资色笑之欢。上悦天颜，杂剧来欤——”你看，苏轼特别强调了杂剧乃是“诙谐之技”。

又因为意不在讲述复杂故事，宋杂剧的角色也比较简单，一般只需三五个角色就够了：“末泥”、“副净”、“副末”，有时候会加上“装孤”和“旦”。“旦”指饰演妇女的角色；“装孤”是扮演君王或官员的角色；“末泥”则负责编排故事、串连剧情，有点像导演兼主持人；“副净”负责“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相当于相声的逗哏；“副末”负责凑趣、发挥，“以成一笑柄”，类似相声的捧哏。实际上，宋朝的杂剧跟今天的相声、小品、脱口秀比较接近，而大异于宋南戏、元杂剧、明传奇、清京剧、昆曲之类的戏剧。

“多以长官为笑”

我们前面说了，宋杂剧“务在滑稽”，但“滑稽”并不是宋代“滑稽戏”的最大特色，其最大特色是讽刺时人时事，即所谓“优谏”。且看宋人自己怎么说：“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 “至今”当然指宋代。说的是宋朝地方优伶对官长的讥讽。

吴自牧《梦粱录》亦称：杂剧“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若欲驾前承应，亦无责罚。一时取圣颜笑。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说的则是内廷伶人对时政的讽谏。为便于优伶讽谏，言词不受约束，宋朝还形成一惯例：内宴进演杂剧，御史官不出席：“内宴优伶打浑，惟御史大夫不预，盖始于唐李栖筠也，至今遂以为法。”

所以王国维认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由于宋朝优伶意在讽谏时务，而时务多变，所以滑稽戏往往不需要固定的剧本，表演的节目多是就地取材、临时编排，如此才有针对性，方能针砭时弊。这一点又跟后世杂剧不同。清人说：“宋时大内中，许优伶以时事入科诨，作为戏笑，盖兼以广察舆情也。”宋人自己亦说：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热衷于将“时事”、“世务”编入戏中，实是宋杂剧迥异于后世戏剧的一大特色。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宋朝杂剧伶人究竟怎么编排世务，讽谏时事。

大中祥符—天禧年间，杨亿、钱惟演、晏殊、刘筠等词臣“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李商隐），号‘西昆体’”，流风所向，馆职文人都以模仿“西昆体”为荣，专从李商隐诗中寻章摘句，文风千篇一律。一日内廷赐宴，进演杂剧，伶人扮成李商隐登场，穿的衣裳破破烂烂，旁人问：你这是怎么啦？“李商隐”说：“现在这帮做诗的文人学士，这个从我身上扯摘一下，那个从我身上扯摘一下，便成了这个样子。”嘲弄当时文风之弊，“闻者欢笑”。

熙宁年间，一日内廷宴会，教坊伶人演杂剧，扮作一群都水监官员在议事：今年秋水泛溢，汴河水涨，必须决口泄洪，以免有泛滥之虞，在哪个地方开口好呢？一人说：“丁家口可开乎？”众人说：“丁家口外多良田，决口会淹没庄稼，不可开。”又一人说：“杜家口可开乎？”众人说：“杜家口外有州城县城，泄洪必经涉州县，也不可开。”又一人问：“邓家口可开乎？”众人说：“此口奉敕不得开耳。”当时邓绾为御史中丞，本应以谏议为职，但此人圆滑，明哲保身，从不开口进谏，优伶便以“邓家口不开”讽刺邓绾身居言职，却不尽言，渎职。

元丰年间，蔡卞拜相，举办家宴庆贺，照例要演杂剧。伶人演剧时发表贺词：“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原来，蔡卞为王安石女婿，“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第，然后宣之于庙堂”，执政官员自嘲说：“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伶人此语，自然是讥诮蔡卞“官职自妻而致”，一时间，“中外传以为笑”。

南宋末，四川优伶胆识名闻天下，表演的滑稽戏特别辛辣，“有袁三者，名尤著”。一日，袁三与其他三名优伶演杂剧，一人自称好酒，一人自称好色，一人自称好财，一人自称好气，酒色财气，各有所好。四人“各夸张其好尚之乐，而余者互讥笑之”。袁三扮演的角色好财，他自谓“吾所好者，财也”，然后“极言财之美利，众亦讥诮不已”。最后，袁三以手指着自己说：“任你讥笑，其如袁丈好此何！”袁三看似是自嘲，实则是在讽刺台下坐着的一名四川官员，此公亦姓袁，爱财如命，“颇乏廉声”。

这几个例子显示，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宰相，还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官，不管是文学词臣，还是台谏官，只要有可讽刺之处，宋朝杂剧伶人都敢拿来开涮。

戏曲史研究大家任中敏先生曾将散见于文献史料的历代（自先秦至近代五四运动前）伶人语录（含谏语、谀语、常语三类）辑录成册，名《优语集》。我将《优语集》收录的宋代伶人谏语整理了一下，又补充数条任中敏先生遗漏的语录（列表附后），然后便发现，宋朝的优谏之多，可谓为历朝之冠。

宋朝优伶调侃或嘲讽的对象，既有胥吏、太守、提举官、转运使等中下层高员，又有都水监长官、三司、殿帅、御史、宰相等高官；既有太学生、词臣、科举考官、理学家、退休名臣等权力较小的官员，又有宦官、女宠等皇帝身边幸臣，甚至有皇子、皇帝本人。

宋朝杂剧优伶真可谓“艺胆包天”。

“台官不如伶官”

在“艺胆包天”的宋朝伶人中，以活跃于神宗朝至徽宗朝前期的丁仙现最为出名。因丁仙现为“教坊使”，时人又尊称他为“丁使”，不过丁仙现之名能入史笔，却不是因为他当了教坊使，而是因为他敢于谏政。

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主持变法，宋神宗“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但新法骤然施行，“于人情适有所离合”，因而受到阻挠，“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可是王安石一意孤行，凡是反对他的大臣，“多被黜降”，后来，廷臣便沉默不语。“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耳”。王安石每行一新法，都要设宴庆祝，而宴会中又会表演杂剧，丁仙现便借着演戏之机，“于戏场中乃更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为人笑传”。

河南温县宋墓杂剧雕砖。

几次三番被丁仙现当众嘲弄，王安石“不堪，然无如何也”。最后还是忍无可忍，“遂发怒，必欲斩之”，但他未能得逞，因为神宗皇帝得悉王安石起了杀心，预先将“丁仙现匿诸王邸”。坊间遂有“台官不如伶官”之谚，台谏官抗议王安石，多受黜降、放外，而丁仙现讽刺王安石，王氏却拿他没办法。

丁仙现究竟怎么嘲讽王安石，因文献佚失，已不得而知。不过，宋人笔记中有一则讲述丁仙现作剧讥诮侯叔献兴水利的记载，可作为参照。侯叔献，都水监长官，是执行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得力干将，曾大兴水利工程，引汴水入蔡河，虽使航运畅通，但工程劳师动众，百姓深受其苦。

熙宁九年（1076），神宗生日，教坊照例要进演“献香杂剧”。丁仙现先饰演一道士，自称“善出神”，能神游天外。问他看见了什么。答：“近曾出神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孰视之，乃本朝韩侍郎也，手捧一物。窃问旁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他又饰演一僧人，自称“善入定”，亦能神游天地。问他又看到什么。答：“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何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

侯工部，即侯叔献。丁仙现讽刺他“兴水利以图恩赏”。时侯叔献刚刚去世未久，丁仙现又暗讽他恶有恶报，死后下了地狱。想来丁教坊使对王安石的嘲讽，也不会嘴下留情。

王安石其实也不必太恼怒，因为被杂剧伶人拿来开涮的宋朝宰相，绝不止王安石一个。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等大权相，都不仅一次遭受优伶的语言鞭挞。

崇宁二年（1103），一日内廷举行宴会，席间表演滑稽戏，伶人扮演市井间的小贩，在街边卖浆，一文钱一杯。一“顾客”来买浆，喝了一杯，掏出一枚“当十钱”，要“小贩”找零。“小贩”说：“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顾客连饮五六杯浆，肚子胀鼓鼓，说：“幸亏是‘当十钱’，要是相公做‘当百钱’，那可如何是好？”伶人讽刺的是宰相蔡京，因蔡氏发行“当十钱”，一枚大钱的面值等于10枚小平钱，民间遂大肆偷铸大钱，导致币制大乱，百姓行用不便。

绍兴十五年（1145）春，科举开考前，临安伶人作场演杂剧，扮演一群应考的士子在讨论：今年的主考官是哪一位。众人说，“某尚书、某侍郎当主文柄”；一“长者”说：“非也非也。今年必差彭越主考。”有人问：“彭越是何人？朝廷之上，不闻有此官员。”“长者”说：“彭越乃汉朝功臣，梁王也。”众人说：“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来得？”“长者”说：“上次考试，是汉朝楚王韩信主考，所以我知道今年主考者为梁王彭越。”众人“嗤其妄”：“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长者”笑了，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听到这里，“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

伶人此番嘲讽的正是权倾朝野的宰相秦桧。原来，上一次开科考试，秦桧之子秦熺、侄儿秦昌时、秦昌龄三人，俱榜上有名，“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伶人却是胆大，故意拿“韩信取三秦”比附“科举取三秦”，讥讽秦相爷将科举录取名额当成了自家私囊。秦桧受伶人嘲讽，却“不敢明行谴罚”。

庆元初（约1195），韩侂胄为宰相，把持朝政，其弟韩仰胄为知閤门事，控制了内廷，时人称之为“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一日内宴演滑稽戏，优人扮作在吏部候选的士人，“自叙履历才艺，应得美官，而流滞铨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拟，方徘徊浩叹”。恰好此时，一名算命先生从身边经过，士人便拉住他，问何时可任官得禄。算命先生高声说：“君命甚高，但以五星局中，财帛宫若有所碍。目下若欲亨达，先见小寒；更望事成，必见大寒可也。”讽刺天下士子想得美官，须先拜见大韩、小韩。

宝庆年间（1225~1227），宰相为史弥远。一日相府开宴，表演杂剧。俩伶人扮作士子念诗，一人吟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另一人说：“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史弥远正是四明（今宁波）人，伶人讥诮史宰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相传史弥远被讽刺后，“自后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杂剧”。

但史弥远被杂剧伶人盯上了。你相府内不演杂剧，其他地方可是要演的。又一日，四川“制阃大宴”，请来优伶演滑稽戏。伶人这回演的，是专拿孔子及其弟子开涮的“弄孔子”戏：几名伶人扮成“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门弟子”，在讨论怎样才能够“改官”（晋升调任），一人说：“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所以得侥幸改官。”——《论语》载有孔子批评宰予的一句话：“于予与改是”（我对宰予的看法已改变）。伶人故意曲解成“夫子批准宰予改官”，引人发噱。

又一人说：“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因而未能改官。”——《论语》也载有孔子赞扬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伶人又故意将“回也不改”曲解为“孔子不让颜回改官”，也是令人忍俊不禁。

“颜回”因为不得改官，有些愤愤不平，问“宰予”：“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为独改？”“宰予”答：“吾钻故。汝何不钻？”意思是说，我善钻营，所以得以改官，你为什么不去钻营？“颜回”说：“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论语》载有颜回的一句话：“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本是颜回感叹孔子思想博大精深之语，但伶人又故意将“钻之弥坚”曲解成“削尖脑袋去钻营，无奈钻到花岗岩”。

正当观众忍不住大笑之时，扮演“宰予”的伶人抖出包袱：“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看到这里，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伶人是在开涮当朝宰相史弥远。

被杂剧伶人拿来开涮的宰相，当然不止史弥远、韩侂胄、秦桧、蔡京、王安石数人，李迪、蔡卞、何执中、真德秀（拜参知政事）、魏了翁（同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等宰执，不管贤或不肖，只要其施政、为官令人不满，优伶亦“一一掊击，都未放过”。从我们目前检索到的宋朝优语来看，越是专权的宰相，受优伶嘲讽的次数也越多。

“无过虫”与“优言无尤”

现在，你也许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宋朝的杂剧伶人热衷于拿高官开涮？或者说，为什么宋朝的滑稽戏以讽谏时务为尚？

我们先看宋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北宋时，苏颂曾向家人讲述几个伶人优谏的事例，然后说：“俳优非滑稽，捷给善中事情，能讽谏，有足取者。”南宋时，洪迈在记述了几个优伶谏政的故事之后，亦总结说：“俳优侏儒，周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也就是说，宋人认为，优伶讽政，是可贵的表现，也合乎古老的“蒙诵工谏”传统。

所谓“蒙诵工谏”，见诸《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天子听政，应当允许包括优伶在内的所有人畅所欲言，然后择善而从，政事才不容易出差错。因此，早在先秦之时，便形成了优谏的惯例。宋朝伶人也有意识地秉承优谏的传统，如丁仙现自言：“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非为优戏。”

宋人又习惯将优伶戏称为“无过虫”。《都城纪胜》说，杂剧伶人“隐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一首南宋宫词写道：“敕下临安拨乐工，部头色长各成丛。当筵作剧天威近，艳段偏宽无过虫。”诗中的“部头”、“色长”，均指坊间杂剧优伶，南宋废弃教坊，内廷宴会演剧，都是临时雇佣民间伶人；“艳段”，则指杂剧表演的上段，宋朝一场杂剧，例演两段，下段为正杂剧，上段则是优伶临场发挥，多是编排熟事，讥讽时务。

宋代杂剧《眼药酸》画作

那什么又是“无过虫”呢？虫，在宋人语言习惯中，是对市井小人物的谑称，譬如“临安辇毂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杂剧伶人是市井间逗人发笑的小人物，被叫做“虫”亦不足为奇。“无过”，则是“没有过错”之意，宋人认为，优伶讥讽时务，即便说得过火了，也不算犯错误。因此，内廷作剧，尽管天威近在眼前，优伶却可肆意嘲弄，用不着太顾忌。“当筵作剧天威近，艳段偏宽无过虫”便是这个意思。

其实“无过虫”也来自一项古老的传统：“优言无尤”。所谓“优言无尤”，亦出诸《国语》：齐襄公时，有优伶自言：“我优也，言无邮。”邮，通尤，过错之意。“优言无尤”的意思是说，优伶的话，哪怕说错了，也不打紧，大人物不应该跟小人物计较。因为有这“优言无尤”的传统，宋朝优伶讽刺起高官来，才显得肆无忌惮。

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中，宋代的讽政环境相对而言是最为宽松的，朝廷崇尚“异论相搅”，鼓励台谏直言无讳。优伶在滑稽戏中调侃高官，讽刺时弊，一般来说，也不至于获罪。“优言无尤”并不是一句欺人的空话，比如丁仙现一再讥讽王安石，王安石虽“不堪”，却“无如何也”；内廷伶人讽谏宋徽宗与蔡京力推的福利政策让“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恻然长思，弗以为罪”；伶人以“韩信取三秦”挖苦秦氏家族，秦桧“亦不敢明行谴罚”；优伶王公瑾讽刺韩侂胄是“假杨国忠”，韩“虽憾之，而无罪加焉”。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优言无尤”在宋代只是相对而言，伶人因嘲讽官长而受责罚的例子并非太罕见。在我们搜集到的63个宋朝优谏例子中，可以明确知道伶人被“笞杖”、“下狱”、“驱逐出境”、“发配”的，有10例，约占16%，绝多数都是地方官所为。其中一例，优伶因为讽刺秦桧卖国求荣，“桧怒，下伶于狱，有死者”。这是我们见到的发生在宋朝的惟一一例有伶人因为优谏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剧。不过，这一案例是被宋朝士大夫当成秦桧的劣迹记入史书的。

宋朝士大夫对当时盛行的优伶戏谑之风，态度很有意思。前面我们提到过，宋代滑稽戏中有一类“弄孔子”戏，专拿孔子、孟子、颜回等儒家先贤戏弄。士大夫对“弄孔子”戏非常不爽，认为优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但同时又承认，伶人“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所谓“巧发微中”，是说伶人通过曲解《论语》等儒学经典，对奸臣、时弊之针砭堪称入木三分（可参见前述“何不钻弥远”一事）。显然，按宋朝士大夫的看法，先贤不可以侮辱，高官不妨尽情讽刺。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宋代杂剧砖雕

总而言之，“蒙诵工谏”与“优言无尤”的优伶传统，相对宽松的讽政环境，促使宋代的优谏盛极一时。

余话

宋朝优谏之盛，是其他王朝远所未及的。

我统计过任中敏先生《优语集》辑录的历朝优伶谏语：唐朝之前，因史料严重佚失，能搜集到的优语寥寥可数，可忽略不计；唐朝优语收录了44条，其中属于谏语的有16条，占比约36%；五代优语31条，其中谏语只有11条，占比约35%；两宋优语86条（含增补），其中谏语为63条，约占73%；元朝优语总共才3条，属于谏语的有2条（其中一条还应该归入宋代）；明代优语30条，其中谏语13条（中有数条优伶奉官长之命而讽谏之例，不计在内），约占43%；清代的优语数量最多，共有112条，但谏语仅有23条，仅占21%。

不管就谏语所占比例，还是就优谏总数而言，宋朝伶人都可以将其他王朝甩出几条街。把唐、五代、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的优谏数目加起来，才跟赵宋一朝的优谏数目相当。可以说，“蒙诵工谏”与“优言无尤”的古老传统，发展至宋朝，终成滑稽戏之大观；宋后，优谏之艺脉尽管不绝如缕，但已迅速没落。

这应该跟优伶讽政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元朝戏剧大盛，且当时一些文人也认为，百戏“皆不如俳优侏儒之戏（滑稽戏）”，因为滑稽戏“有关于讽谏，而非徒为一时耳目之玩也”，但讽刺的是，我们能找到的元代伶人讽谏事例，只有一例，而且是一名晚明文人记录的：

元内廷曾演《吕蒙正》杂剧，优伶饰长者到市场买瓜，卖瓜者说：“一两银子。”长者问：“怎么比往日市价贵了十倍？”卖瓜者说：“税钱重，十里一税，宁能不如此！”此时，吕蒙正也来买瓜，卖瓜者语如前。吕蒙正说：“吾穷人，买不起。”指着旁边的南瓜说：“我买黄的罢。”卖者怒道：“黄的也要钱。”“黄的”谐音“皇帝”，看戏的元朝皇帝发觉伶人原来意在“规己”，大怒，“落其两齿”，打掉伶人两枚牙齿。

那名晚明文人记录此事时，说“元大内杂剧，许讥诮为谑”，可谓是自作多情，自欺欺人。按元代立法，“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伶人借演戏讥议时事，是刑法明文禁止的。

朱元璋立国，法禁更严厉，所以从洪武朝至成化朝这100年间，并无一例优谏。任中敏先生认为，此“应非无故，疑与政情动宕、刑戮无常有关”。成化朝以降，才偶有优伶嘲讽时务。

清代的整个“康雍乾盛世”，同样找不到一例优谏（伶人献媚的谀语倒可以找到数条）。何以致此？我们看一个事例就明白了：雍正年间，清世宗日理万机，罕御声色，一日“偶观杂剧”。演的是院本戏《郑儋打子》，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雍正帝看后很高兴，赏赐酒食。席间，有一名伶人偶然问起：“今常州守为谁者？”因戏中“郑儋乃常州刺史”，伶人也是一时好奇。雍正帝立即勃然大怒，翻脸不认人：“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个倒霉的优伶拖下去，“立毙杖下”。记载这件事的清朝文人歌颂说，我皇“严明也若此”。直至道光朝之后，才逐渐出现了一些优谏之语。

即便同是优谏，宋朝杂剧与明清戏剧又有很大不同：

从时间分布的角度来看，宋代从太祖朝至度宗朝，基本上各个时段均有讽谏时政的滑稽戏上演，而明清时期的优伶谏语则多集中于某个时段、某个优伶，如明朝的优谏多发生在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其中内廷优伶阿丑一人贡献了4条，约占明代优谏数目的1/3；清代的优谏多出现在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朝，京剧伶人刘赶三一人贡献了9条，超过清代优谏总数的1/3。这大概说明，明清之时，即便有优伶讽政之举，亦已非普遍现象，而仅仅是言论控制松动时期少数伶人的个人行为。

从表演形式的角度来看，宋代杂剧优伶热衷于以时务入戏，敷演成讽刺性的“艳段”，这一演艺形式随着中国戏剧艺术的成熟，在元明清时期便没落了。尽管明朝中叶尚有滑稽剧，“与宋滑稽剧无异”；清代京师梨园亦有丑角戏：“有所谓‘抓哏’者，无论何人何事，均可随时扯入，以助诙谐”，与宋时滑稽戏亦相近，但这些，都已经不是彼时戏剧的主流。

不管是元杂剧、明传奇，还是清代的京剧及地方戏，都有了固定的剧本，且剧情背景多设定为前朝往事，不再以时务入戏，讽谏亦不复是戏剧的重点，优伶即使有意讽谏，也只能看剧本中有没可供指桑骂槐的台词。

举个例子说，一名宋朝的优伶如果想拿某官开涮，他完全可以临时构思一出滑稽戏，嘻笑怒骂之；而清代的一名伶人如果想骂某官，则要看听戏的人点了哪本戏。同治年间，京师都察院团拜，点名要京剧名伶程长庚演戏，程不愿意，被“锁于台柱下以辱之”。后，程得知都察院所点剧目是《打鼓骂曹》，却欣然登台。原来，《打鼓骂曹》里有一段台词，正好供程长庚拿来指鸡骂狗：“有忠良，你们不能保护；有权奸，你们不能弹劾。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要是都察院点了别的戏文，程长庚便无从发挥了。

我觉得，像程长庚这样的有大脾气的艺人，会更喜欢宋朝式的滑稽戏。

原标题：《以讽刺官长为尚的宋朝滑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