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书揭以色列定点暗杀秘史 定点清除并未终结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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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书揭以色列定点暗杀秘史 定点清除并未终结恐怖主义

来源：参考消息网 阅读世界
2018-03-23 10:25:02

核心提示：定点清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是一种让人容易上瘾的“药”。

《先下手为强：以色列定点暗杀秘史》（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3月10日刊登了题为《从以色列的政治暗杀计划中吸取教训》的文章，作者为肯尼思·波拉克，以下是文章摘要：
我当年进入中央情报局时最先得到的教导之一是，我们不搞暗杀。这一点反复向新成员灌输。

今天，这个政策剩下的似乎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我们不再称之为暗杀。现在，那是“定点清除”，大多通过无人机打击完成，成为美国反恐战争中的首选武器。

首选武器

有很多反对者声称这种灭杀会引发对美国更多的袭击，使我们的外交复杂化，有损我们在世界上的道德权威。然而定点清除在继续，看不到尽头。就说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吧，小布什政府通过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至少47起，而在奥巴马当政期间，这一数字上升到542起。

美国与定点清除的棘手关系以及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两难困境，可以借鉴以色列在其没有尽头的反恐战争中长期积累的经验。在这条滑坡上，以色列一直比美国走得更远。

随着罗嫩·贝格曼的著作《先下手为强：以色列定点暗杀秘史》出版，美国人现在有了一个充分了解这一历史的新途径。贝格曼的这本书为何畅销很容易理解，该书叙事节奏快，而且所讲的故事会让贾森·伯恩（《谍影重重》的男主角）惊叫起来。其构思巧妙，富有思想性而且平衡不偏颇，英译本也很棒。它已经得到的称赞实至名归。

要提醒的一点是：贝格曼只聚焦于以色列定点清除历史的有限范围，对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反恐斗争的其他方面基本没有涉及。

反恐困境

然而贝格曼这本书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定点清除并没有终结恐怖主义。定点清除是战术，不是战略。在《先下手为强》的最后部分才正视这个问题，这反映了以色列自己的国家安全部门没有能力解决它。

贝格曼表明的是，定点清除可能成为一种消灭恐怖主义基层组织的有效战术，而且可以成为严重削弱恐怖组织的强有力行动方针的一部分。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认为，每成功干掉一个自杀式炸弹爆炸者可以挽救16-20位以色列人的生命。

但是该书并没有提出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战略，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打败滋生和供养恐怖主义组织的规模更大的运动。

恐怖主义是叛乱的一种形式，各国已经学会的平息叛乱的方式是采用我们现在所称的镇压叛乱战略。镇压叛乱战略的核心是镇压那些组织的军事行动，同时解决引发背后支持它们行动的深层次不满。最终就是“赢得民心”，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说法。

以色列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大问题。定点清除、设置屏障和采取其他安全措施能够镇压住恐怖袭击，但是根本不清楚以色列能否赢得巴勒斯坦的民心，这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存在的重要基础。对于黎巴嫩什叶派以及他们支持的真主党，以色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以色列占领是巴勒斯坦人首要的不满，对黎巴嫩什叶派来说也是如此。

以色列军官们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有关镇压叛乱的战争文献资料，善于调整自己的战术和作战方法。然而，如果问以色列士兵或将军镇压叛乱的战略，他们几乎总是坚称那是错的。他们会说他们试图在加沙和西岸赢得民心，但是没有效果，因为那根本不行。

最根本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尚未做可能解决催生了恐怖主义敌人的深层次不满的一件事情，即拿土地换和平。以色列一些最明智的反恐智囊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以色列国防和情报部门的高层领导往往热心于和平进程的原因所在。

用“药”上瘾

既然以色列不能或不愿采用镇压叛乱的核心战略，它只有战术可用，定点清除是其中的主要手段。这将以色列置于无休无止的镇压、无休无止的暗杀、无休无止的批评和无休无止的折磨人的内部辩论之中。

这些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教训。美国历史最成功的反恐行动有赖于削弱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民众运动的战略努力。2006年至2008年，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的增兵战略，通过帮助逊尼派阿拉伯人自卫，给他们以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制止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清洗行动，瓦解了逊尼派阿拉伯恐怖组织。

然而，至于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尼日尔和利比亚等地的反恐，战术——从无人机定点清除开始——是我们似乎乐于使用的。这使我们同样面对以色列人似乎愿意承受的无休无止的战争。然而对于美国人民和政治体系会像以色列所声称的那样适应这种无休止的战争，我们究竟有多大把握？

到了贝格曼这本书的结尾，定点清除让人感觉就像是以色列用来治疗一种可怕的疾病（巴勒斯坦之怒）的最严重的症状（恐怖主义）的药物。这种药物很有效，但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也是一种让人容易上瘾的药，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消除症状很有效。

我担心我们都会对定点清除上瘾，无力摆脱这种习惯，而且不愿意治疗最先缠上我们的疾病。

【延伸阅读】美国人如何看中国“千禧一代”的日常生活与梦想？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17日刊登了题为《中国人的梦想、希望和生活》的文章，以下是文章摘要：

《年轻的中国》一书封面（图片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

对中国略有关注的美国人，现在都会将这个国家视为世界上正在崛起的经济超级大国。相比之下，中国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依然神秘，大多数情况下往往通过一些粗略的模式化形象来了解。在美国人的印象中，千千万万勤劳的工人没日没夜地组装iPhone手机和电子产品。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接过了全球领导者的衣钵，可是中国普通民众的形象仍然十分模糊，就像一张白板，美国人在上面描绘自己的想法、期望和恐惧。如此一来，误解变得不可避免。

美国人最近出版的试图解读当代中国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出版物大多是从高处观察中国。它们缺少对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

有一本新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那就是由扎克·迪奇特沃尔德所著的《年轻的中国》，它关注了中国的“千禧一代”。

迪奇特沃尔德在不同的主题之间跳跃，每一章都会有新的人物出场。我们在书中遇到了一个名叫贝拉的痴迷于研究的学者，一个叫丽（音）的仍然靠父母接济的职场年轻人，还有为了让自己长得更像西方人而做双眼皮手术的莉莉，一个名叫威廉的同性恋朋友，以及作者最好的朋友汤姆，他一心要成为地方上的共产党官员。

在迪奇特沃尔德的书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千禧一代”和美国身心俱疲的同龄人不同的是，他们仍然怀揣梦想并努力奋斗，而且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梦想。他们还渴望自由，不过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他们所追求的自由是摆脱千百年来的文化桎梏与家族义务，其中包括为了考出好成绩、进入名牌大学、找到高薪工作、买房、结婚生子以及最终照料年迈双亲而承受的巨大压力。

他所描绘的中国年轻人正在寻找个人表达方式，任何能够让他们不同于芸芸众生的方式。一个名叫晶（音）的女孩说，她感觉自己“就像是巨大蚁丘中的一只小蚂蚁，所有蚂蚁都试图在同一时间爬到最高点”。无论是填写求职简历、修饰交友软件上的个人照片还是做双眼皮手术，目的都是让自己脱颖而出。

关于中国“千禧一代”的这本书用中国年轻人自己的语言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而且没有经过和他们对话的美国人的过滤。

（2018-03-19 10: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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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者》：“印度世纪”预言下年轻人的愿望与焦虑

《梦想者》一书封面

参考消息网3月13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3月1日刊登了题为《印度的噩梦》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南亚项目负责人兼高级研究员米兰·瓦伊什纳夫，以下是文章摘要：

黄金时代似乎近在眼前

如果说20世纪的结束预示着中国令人瞩目的崛起，那么许多人认为，21世纪初该是印度成为关注的焦点。2018年1月，世界银行响亮地宣称，印度将在2018年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取代脚步正在放缓的竞争对手中国，占据头号位置。全球咨询业巨头麦肯锡把新兴的印度中产阶级称为“金鸟”，IBM更是把即将到来的时代称为“印度世纪”。

尽管有这些热情洋溢的预言，但印度的未来绝非稳操胜券。在经济改革、行政才能和政治领导力（且不说纯粹的运气）的共同作用下，印度毫无疑问会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享有广泛的繁荣。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这绝不是一种假设），印度将面临一种令人不安的糟糕处境：数亿印度人的愿望遭到挫败而非得到满足，这可能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爆炸性影响。这种可怕的情况就是《梦想者：印度年轻人如何在改变他们的世界》一书的主题。这是印度记者斯尼格达·普纳姆撰写的一本让人触目惊心的新书。

预测印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主要依据的是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城市化。从2010年至2050年，印度城市人口将增长到5亿人——如果成真，这将是世界历史上增幅最大的城市人口扩张。过去，城市化一直与识字率提高、中产阶级形成、经济腾飞和世界大同主义上升相关。

第二个趋势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年轻人大量进入劳动大军时给经济体带来的经济好处。人口红利将促进生产力和储蓄率增长。在其他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老龄化时代之际，印度在2030年之前的每个月将有近100万人加入劳动大军。

年轻人成“最绝望一代”

然而，与这种围绕印度崛起的自我宣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更为悲惨的替代情况正在初露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和人口的共同作用带来的不是丰厚的红利，而是社会灾难。印度可能进入这样的未来，即城市化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和繁荣，但由于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服务水平低下以及机会不足，城市化也排挤了更多的人。根据这一观点，印度将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满足迅速发展的劳动大军的需要，从而促使印度年轻人更加强烈地抓住身份认同不放，把身份认同作为寻找出路的一个手段。这就要用到身份标志，而身份标志可能会激化种族分歧，助推教派纷争。

这是普纳姆在《梦想者》一书中所探究的世界。在书中，身为《印度时报》记者的普纳姆开始去理解居住在辽阔的北印度腹地的年轻人的愿望和焦虑。像凯瑟琳·布的《永恒美丽的背后：孟买幽暗城中的生命、死亡和希望》一样，普纳姆的书也把注意力转向印度民主的软肋。但是，这本著作对印度大城市的担忧不如对印度二三线城镇的担忧。在二三线城镇，城市化无序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乏力的潜在负面影响最为明显。

普纳姆把她研究的那些年轻而不安分的对象称为“梦想者”，认为他们是“印度自独立以来最绝望的一代”。那些在印度独立后成年的孩子们对他们从英印政府那里夺取的自由感到满意，而梦想者期待他们的政府真正兑现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比如消除社会身份等级制，尽可能减小财富的不平等聚集，提供有报酬的就业岗位，以及确保社会保护制度。

机遇把握不好反成危机

遗憾的是，普纳姆认为，印度民主并未显示实现这些远大理想的迹象。如今，印度年轻人口增长的大部分属于被她称为“3E”的三个类别中的至少一个，即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失业或不具备就业条件。印度教育制度的问题不在于上学，而在于学习。在小学阶段，印度正接近于普及入学。然而，就读六年级的学生超过半数无法阅读一篇适合二年级学生的故事。10%的学生甚至不能辨认从1到9的数字。

第二个危机与失业相关。印度经济需要每个月创造约100万个就业机会，以满足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政府自己估计的数字是，印度每个月创造35万至40万个就业岗位。那些不幸没有在正式行业中找到工作的人加入了越来越庞大的试图通过非正式行业谋生的人群。

其结果不仅是以私人供应代替公共物品，而且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迫使印度人常常用非法手段和走捷径的方法到处寻找工作。普纳姆说，许多梦想者变成了欺骗者。

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事情存在严重缺陷。印度没能好好利用城市化的优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状况如不加以纠正，将导致两种不利后果。第一种是早已令人担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加剧，第二种后果是宗教狂热将恶性发展。

梦想者打破了围绕印度中产阶级进行的华而不实的炒作，让我们关注腐败、基础设施以及在表象之下活跃起来而后又破灭的希望。印度的精英掩饰这些让人烦恼的事实可能很方便。然而，正如普纳姆所认为的，这样做也可能是自取灭亡。

（2018-03-13 11: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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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与塔》：传记作者揭秘美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成功秘诀

2018年1月16日出版的《广场与塔》一书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美国《政治报》网站1月20日刊登了题为《基辛格成功秘诀——<广场与塔>书摘》的文章，作者为《广场与塔》一书作者尼亚尔·弗格森，以下是文章摘要：

结网通向政界之路

在撰写亨利·基辛格传记的工作进行了大约一半时，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假设：这位前国务卿的成功、名气和恶名是否不仅是由于其睿智和刚毅的性格，还由于他非常善于建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他的关系网不仅包括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的行政当局同僚，还包括新闻记者、报业老板、外国大使和国家元首等，甚至好莱坞制片人？如果在本书（《广场与塔》）的第一卷里，我的副标题“理想主义者”让读者感到惊讶，第二卷的副标题是否也许应该是“关系网搭建者”？

不管你对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的崛起之路是惊人的，同时看似不大可能。基辛格曾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在美国陆军服役期间作为历史、哲学和地缘政治学者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他是冷战期间被吸收进政府的许多哈佛大学教授之一。然而，他于1968年12月被任命为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件事令许多人（尤其是基辛格本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此前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与尼克松在共和党内部的贵族竞争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关系密切。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病榻上对这项任命表示怀疑。当听到尼克松的选择时，他惊呼：“可是，基辛格是一位教授。人们要求教授们研究事物，但却从不将其委以重任。”

大多数作者在解释基辛格到华盛顿后影响力迅速增加的原因时，都倾向于从其与尼克松的密切关系或他不凡的官场内斗才能的角度。然而，这样一来就忽略了基辛格办事方式的最大鲜明特色：虽然周围的人仍然受制于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规则，但基辛格从一开始就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建立超出华盛顿环形公路范围、延伸到四面八方的垂直网络。这一网络延伸到新闻界，甚至美国娱乐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延伸到主要的外国政府。基辛格具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就是哪怕与最冷漠的对话方也能建立不仅是知识交流的关系，还有感情纽带。这种技能他早在受到冷漠出名的尼克松的任命之前很久就磨炼出来的。正是基辛格搭建关系网的独特才能，使之成为如此不可一世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他作为学者的睿智或者其对政界钩心斗角的敏锐解读。

正当这个世界摆脱早期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两个等级森严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决斗——踏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多极化的新时代之时，基辛格踏上政治舞台，使之成为（用《时代》周刊的话说）“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地方的恰当人物”。

洞察中美关系转机

事实上，正是与人交际——讽刺的是，与东方阵营的一位官员的偶然邂逅——预示了基辛格最了不起的外交胜利：美国与中国外交关系破冰。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公民遇到美国人——当然他们很少这样——他们都必须保持警惕。科学家的帕格沃什会议是一个罕见的例外。由于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今天，帕格沃什会议几乎就是通过所谓的“第二轨道外交”解决裁军和冲突问题的代名词。然而在冷战期间，这些会议的性质却比较模糊，因为与会的苏联学者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时甚至是政治局的批准。基辛格在这个环境中如鱼得水，以其标志性的、刻薄的幽默迷住苏联官僚，给其留下深刻印象——他数次参加了聚会。

1966年，在波兰度假胜地索波特的帕格沃什会议上，苏联数学家叶梅利亚诺夫在乘船游览格但斯克港时告诉基辛格：“美苏两国在防止中国的扩张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叶梅利亚诺夫坦率地承认，自赫鲁晓夫发表去斯大林化的演讲之后起，他还未看到苏联政府如此困惑。基辛格在帕格沃什会议接受邀请，从波兰前往布拉格。在那里他结识了捷克在德国的情报活动前头目、时任该国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宁·施奈达雷克。两人在总部位于伦敦的战略研究所在维也纳举行的年会上再次会面。这位捷克人坦率地警告基辛格说，苏联人没有任何真诚的意图要帮助美国人从越南脱身。他说，事实上，东南亚的危机最终可能成为“（莫斯科）加紧控制东欧的托词”。

所有这些偶遇中最有启发性的发生在1967年1月。当时，基辛格回到布拉格。施奈达雷克再次警告说，莫斯科“对于东欧国家日益自由的行动，尤其是捷克努力减少对莫斯科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敏感”。但是现在，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令基辛格感到震惊。基辛格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即他是否认为，“美中交易正在酝酿之中。”
从捷克的观点来看，如果美中之间达成这种协议，会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情况，因为“如果美国与中国和解，它就会在欧洲（对苏联）更加紧逼”。由于担心被孤立，苏联人会镇压施奈达雷克所暗示的“东欧民族主义发展的前景”。基辛格感到惊讶，但他的捷克东道主对“美中协议”的担忧看来是“真实和深切的”。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猜测是哪位美国战略家构想了1972年打开中国的大门，从而彻底改变地缘政治景观。但最先想到这件事的不是美国人。是苏联集团中的战略思想家预见到中苏决裂所造成的新的世界状况，他们在尼克松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之前四年多就做到了这一点。

图解基辛格关系网

从1969年1月开始，基辛格就着手把自己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所学加以应用：非正式的关系网能够提供要比各国外交部和使馆更为优越的外交渠道。在撰写有关基辛格生平传记第二卷的准备阶段，我试图根据与他的从政时期相关的所有已经出版的回忆录，绘制他的关系网图。

从这些关系网图谱看，令人毫无疑问的是，在尼克松-福特时代中，基辛格炙手可热——对尼克松来说，他与总统夫人一样重要，也是两届行政当局中位居第二的重要成员，地位超过后来当上总统的福特。

尤其惊人的是看到“尼克松眼中的世界”和“基辛格眼中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尼克松担任总统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白宫范围内。在其回忆录中，除了其夫人和女儿之外，他最经常谈到的是基辛格、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曾经担任他的副总统）、霍尔德曼（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埃利希曼（当时的总统内政助理）和黑格（基辛格助理、当时的副手兼水门事件发生后霍尔德曼的继任人）。相比之下，基辛格则不仅提到他曾为之效劳的几位总统，而且几乎同样提到了重要的外国领导人，他的这种做法要比他的前任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更为经常。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基辛格回忆录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外国领导人都是谁：苏联人（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和第一号人物勃列日涅夫）名列前茅；其次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除了勃列日涅夫和多勃雷宁之外，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人中只有一位是外国人：南越总统阮文绍。相比之下，基辛格的前40位名单中只有16位美国人。当然，我们会预料到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比总统花更多的时间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是其工作性质。但仍然难以相信，他的任何前任曾经像他那样不知疲倦地出行和谈判。

在任期间，基辛格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不下15次。该杂志1974年发表的基辛格档案称他为“世界上最不可或缺的人”——尽管他被批评者指责为更多地“关注国王，而不是王法”。《时代》周刊的假设必然基于这一判断，即基辛格的影响和名望不仅来源于他的智力和勤奋，更是他不可思议的交往能力，例如穿梭外交，与记者闲聊也是如此。基辛格精于此道。尽管他与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即斯图尔特和约瑟夫，以及专栏作家汤姆·布拉登关系甚笃，他在回忆录中却几乎没有提到他们。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关系网中遍及全球的所有其他关系——包括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夏季研讨会的前参与者组成的“老校友网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助手对《时代》周刊记者说：“他总是要寻觅能把事情办成的人。”这个关系网是他的“连锁反应”外交——这是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所用的一个词——的先决条件。正是这一点证明了一项论断的合理性，即基辛格“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影响力”。

基辛格“新国际体系”

20世纪70年代典型的层级体制减弱和关系网的强化带来许多好处。从基辛格的观点来看，这些趋势大大降低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毕竟，这是与苏联进行更频繁的对话，以及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核心理由。同时代人往往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总结为“缓和”。他更愿意谈论“相互依赖性”。他于1973年12月在伦敦宣布，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已经取代“二战刚结束时的架构”，这个体系建立在“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以及国家和地区的认同萌芽的悖论”基础上。他在三个月后提出，“能源危机”是“全球相互依存性的分娩阵痛”的一部分。到1974年4月，“相互依存性的挑战”已经变成他的一个演讲题目；到1975年，相互依存性“即将成为我们外交的核心事实”。

基辛格在1974年10月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彼此的相互依赖性，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西方文明几乎肯定会土崩瓦解。”他的母校学者理查德·库珀和约瑟夫·奈等人表示赞同，撰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相互依存性在1972年在波坎蒂科山的洛克菲勒庄园举行的三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1975年在朗布依埃举行的“六国集团”（英、法、意、日、美、西德）第一次会议上得到了体制性的表达。《纽约时报》选择用题为《相互依赖日》的一篇社论纪念《独立宣言》发表200周年。这一概念得到了吉米·卡特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积极采纳。

但是，居住在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既有好处，也要付出代价。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其《两个时代之间》一书中所说，“电子技术时代”正在创建新的“全球城市”是“相互依存的种种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忐忑不安的、紧张骚动的和碎片化的网络”。从其他方面看也的确如此。冷战的前半期，超级大国得以通过制造或赞助宣传，以及把被认为有害的任何东西归类或加以审查，控制了信息的流动。每一起间谍丑闻和叛逃都产生轰动效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机密信息被从一种国家安全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而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也改变了。泄露的官方文件通过自由的新闻界开始到达公众手中——从1971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提供给《纽约时报》开始。

基辛格的权力仍然基于一个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职业界线的人际关系网。这种权威在他1977年离开政府后很久都持续存在，并在基辛格咨询公司中被制度化，通过他不间断的飞行、会晤、混迹于人群之中和参加宴会而历久弥新。相比之下，尼克松之后的行政部门则由于国会事无巨细的监督和更加有恃无恐的报界而大打折扣。后来的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无法与基辛格取得的成就相媲美。

（2018-02-12 17: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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