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者的来电

源济

自杀者的来电 

2018-03-18 冷暖人生 晓世

本世界纯属 非虚构

曹文英正在接听“生命热线”

 

一串电话号码，十九年，三万通电话，无数在绝望边缘被拽回来的鲜活生命，以及一个瘫痪在床五十多年的女人。

突如其来的上门女婿

2003年的一天，曹文英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自此，瘫痪在床的曹文英每隔几天就会接到同样的电话，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姚双全，二人素未谋面——“讲着讲着我们就大概聊了得有半年的样子，他说要不然以后我来照顾你，我没答应。”曹文英并没有彻底拒绝对方，她提出见一面再谈——“他来的时候刚从田里出来，脚也脏，手也脏，穿了一身黑黝黝的衣服，来了进屋就叫我父母：‘爸，妈’。”

年轻时的姚双全

这个叫姚双全的男人家在成都郊区，他和曹文英在电话中聊了大半年。当时，曹文英还有不少追求者，不乏家境优渥，相貌端正的男人，姚双全没给她什么印象，“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就很不舒服，你说他一米五几，又瘦又小的，我能看得过去吗？”

今年56岁的曹文英患有严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手脚无法活动，就连接电话的姿势都要提前固定。1999年，她和同样瘫痪的妹妹曹文君开通了“曹氏生命热线”，倾听来电者的苦恼，甚至扭转他们的自杀倾向。这条“生命热线”至今接听了将近三万通电话，而曹文英的丈夫姚双全便是其中之一。

姚双全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三岁母亲改嫁，从此便断了联系。他跟着姨妈长大，自小便性格孤僻，离婚后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生活，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生活的压力和周遭的闲言碎语更是让他几近崩溃的边缘。

直到他拨通了“生命热线”那串数字。

姚双全和曹文英的结婚照

“你好，这里是‘生命热线’”

 

“没有做热线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后来才感觉到，这世上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一幕一幕，一篇一篇，就跟小说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那些拨通了生命热线的人，有破产富翁，有一事无成的农民工，还有饱受压力的同性恋者……在他们看来，曹文英是最后的聆听者。

“你好，‘生命热线’。请问你遇到了什么事？你慢慢跟我说呀…….”这天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她正处于感情和未来的迷茫挣扎中。男友打算回家乡创业，女方父母不同意她追随而去，三方僵持半年，她深陷无人在乎自己的之中，开始彻夜失眠，情绪崩溃。拨通曹文英电话那一刻，她已经坐到了宿舍楼顶——“不是说你跟他回家这事儿对还是错，家长有家长的想法……我们做个好姐妹，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打给我，好吗？”

凌晨2点正在安抚女大学生的曹文英

半小时后，女孩的情绪终于得到安抚，曹文英将她劝回房间，交代对方明天一定要回个电话，才把电话挂断。

2005年，妹妹曹文君因病去世，曹文英独力承担起“生命热线”的工作，这条热线不仅是一众自杀者最后的稻草，对于曹文英而言，也是她苦苦支撑着活下去的希望。

妹妹曹文君（左一）

“残疾到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

曹文英出生于1962年，父亲是个军人，一家人随军离开家乡唐山扎根四川。出生四个月以后，曹文英罹患小儿麻痹症，两年后妹妹曹文君出生，疾病就如一个诅咒，同样没有放过她。她们从小瘫痪在床，妹妹情况稍好能够勉强活动双手，街坊邻里都没有见过这种怪病，把她们当成动物园里的奇珍异禽。

曹文英回忆，小时候母亲总是用一个车推着他们外出，每每都会引来围观——“都拍着我们的脑袋说‘这俩姑娘长得漂漂亮亮的，可惜了。她们解手知不知道叫人啊，我们说话她能听得懂吗？’”

到了入学的年纪，因为没有学校愿意接收，要强的姐妹俩通过自学完成了大专课程。同时她们也迫切希望自己能够站起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姐妹俩

为此，家人跑遍了各大医院——“我哥和我爸带着我妹妹去了，军医说：‘你把她放在地方，让她爬到我面前来，她爬得过来我就给她治了。那个猪给它杀了，灌成了香肠，那让香肠的肉恢复到猪的身上，让猪活过来，你觉得有可能吗？’”

妹妹回来跟曹文英坦言：“姐，如果地下有个缝我就钻了。”

曹文英对妹妹受到的轻慢丝毫不感到陌生与意外，这是她们成长历程中极其常见的一幕。但看过的书就像一个窗口，姐妹俩从中窥见了大千世界的轮廓，她们渴望涉足，却只能遥遥观望——“白天不敢哭，晚上哭，总觉得自己真的可悲，残疾到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当时我们说怎么死呀，用小刀割手腕，剌都剌不动。”

正值花季的两姐妹生活陡然坠入深渊，终日以泪洗面，进食稀少，神色也渐渐呆滞，父母觉得情况不对，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妈就知道流眼泪，他们看着我们就跟傻子似的。父母为了我们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都投入到我们身上。如果爸妈不是希望我俩好，像其他孩子那么快乐，也许从小就不管我们，我们也许就活不到现在了。”

曹文英一家人早年的合影

姐妹俩逼着自己为了父母好好活着，强打精神，但还是难以骗过父母的眼睛。1992年，父母决定给她们换个环境，曹文英和妹妹第一次回到了家乡唐山。在唐山的乡下，亲戚家的孩子们自己做了轮椅；每天推着曹文英姐妹俩在田间地头散心，平坦的地上，她们甚至还会被推着跑起来。泥土的味道，槐树花，还有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让她们看不够，“稻田不是绿油油的吗？红红的太阳落在绿色的地毯上，这个天地之间，我们是那么渺小。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了，自己的那些痛苦算什么呢？”

一封迟回的书信，一条结束的生命

 

半年后，姐妹俩回到成都，将家乡的见闻写成散文投稿到报社，写作也成了她们发泄苦闷的出口。《珍惜生命，自强不息》一文发表后，“残疾姐妹花”的故事广为人知，不少人专程上门探访——“‘真真实实就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真的太不容易了，太勇敢了！你们真了不起！’一个男学生跟我说，他妈妈让他来的时候，他还不想来。但是看到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未来了。”

曹文英与妹妹登报发表的文章

曹文英和妹妹突然意识到，她们的存在不仅是父母的精神支柱，还是一种鼓舞陌生人的力量。她们在报上留下地址，和全国的读者开始交流——“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士给我们写信，信上说他在成都周边，应该三天就能收到信，如果三天以后收不到回信，他就离开这个世界。”看到这封信的落款日期，姐妹俩心中一沉，距离寄信已经过了足足一个星期，她们立马回信。

然而十多天后，男子的家人传来消息，他早在十几天以前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好像这个人把他的生命和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他相信我们能够帮到他，但这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草率地结束了。”

这次擦肩而过在姐妹俩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为了更快更直接地倾听他人的苦恼，1999年，曹文英和妹妹决定开通“生命热线”。从此，这条热线不仅成为来电者的希望，也是姐妹俩活下去的支撑。

“生命热线”的开通让曹文英姐妹对生活重燃希望

生命之约

 

深夜是“生命热线”的来电高峰期，曹文英从来不敢关机。为了安抚来电者，曹文英有时会编故事，让电话那头的人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唯一的“受害者”。如果安抚也无济于事，曹文英还要尝试特殊手段。

两个月前，一个名叫小萍的女人加了曹文英的微信，直接跟她视频通话——“她的头发乱七八糟，一直哭，眼睛肿得不行。她告诉我，自己已经自杀过一次了，她老公死的那天她就自杀了。”电话那头的女人一边打着电话眼睛一遍往上翻，曹文英问她找什么呀，她坦白自己在看哪儿可以上吊。

深夜，丈夫姚双全时常陪伴着曹文英接听热线

言语中曹文英了解到，小萍已经三十多岁，和丈夫因赌博欠下高利贷，丈夫不堪重负自杀，留下她和一双儿女，左邻右舍都在暗地里说是她害死了老公。

曹文英直对小萍说：“你死了能换回你老公吗？不能。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真的是太恶毒了，你想死，相当于给你一枪，你一下就死了，那么就便宜你了，我觉得你应该活着，让你慢慢地死。她说：‘姐，为啥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个？’”

但曹文英的话反而让女人渐渐冷静下来，开始主动寻求她的建议。就像是一场与自杀之间的战争，双方在情绪上收复失地，然后构建堡垒。曹文英对小萍采取的激将法，异常奏效：“这个对她是管用的，我使劲激她，我说：‘第一你去挣钱，做点小买卖也可以，咱俩每天都视频，我希望你每天卖的钱都在上面给我晃一下。如果我发现你糊弄了我，你永远都不要给我打电话了，你爱咋死咋死。’她连连说：‘姐，我不会的。’”

头一天，小萍在视频里晃了晃二十块钱，第二天七十，第三天攒了好几张几十、一百的，每回晃完了都高兴得不得了。曹文英也兴高采烈地鼓励她：“真的能干！”她知道，小萍一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那就要给她找一个活下去的意义和理由。

此后的半个月，小萍每晚都跟曹文英视频，汇报当日成果。渐渐地，小萍在电话里管曹文英叫姐，不仅跟她分享每天的收获，甚至还有一切生活琐事，教育儿女的苦恼，公婆态度的转变，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小萍和曹文英之间有个约定，小萍一直让她等着，一定会去看望她——“我说行，我说我死不了，我哪那么容易死了，我就等着你，吃你那顿饺子呢。”

谈到小萍的转变，曹文英深感欣慰

然而，在电话里将一个人从绝望边缘拉回来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曹文英曾经和一个残疾老人每日通话，她一度以为老人已经走出了痛苦。一天，老人又打来电话，她们从下午聊到了晚上，情绪异常兴奋。第二天曹文英却得知她跳楼了。

“如果接到的自杀电话，对方倾诉的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你还会劝他吗？”面对我们的疑问，曹文英几乎没有经过思考就脱口而出：“还是会，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一个人，一根电话线，一个战场

 

2005年，“生命热线”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姐妹俩同时发高烧不退，被送进了医院，她们的病床挨在一起，只要醒着，就一直给对方打气——“我们俩使劲握一下，实际上我们都没劲，就是捏一下，然后她伸过手来，给我擦眼泪。她说：‘姐姐，我们俩不可能一起走，剩下的那个一定要坚强，不为别的，为了我们那个热线。’”

几天后，曹文英的病情渐趋稳定，妹妹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渐渐呼吸衰竭。妹妹去世后，医生也给曹文英下了判决书，最多还能活两年。但至今，她已经一个人接听“生命热线”长达13年了——“我没有权利随随便便把我和妹妹两个人亲手创办的生命热线结束了。”

曹文英一家的经济来源有限，除了生活费，只要保证她和父母的医药费。“接打电话”这个额外开支让一家人伤透脑筋。困难时，曹文英也曾想过关掉热线——“每个月六七百块钱的电话费，负担不起了，我想暂停一下。可是我没想到，这个社会上那么多人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异口同声地说不让我把电话停了。”

曹文英的生活状况仍较拮据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说：“曹阿姨，你这个电话不能停，不然我们有什么事找谁去。你不是没钱交电话费吗，我给你交，我现在打工，我有钱。”曹文英没有收下这笔钱，但她做了决定，只要活着，就不能让“生命热线”断了。电信公司给她赞助了一个号码，她的“生命热线”得以继续运转。

一场几乎没有头绪的寻找

 

一般情况下，曹文英只在电话里和大家交流，甚少答应他们提出的见面要求，除非电话却说无效——“一个四川郊县的男士，他和女朋友感情非常好，但女方家里不同意，她自杀了。死前两人去拍了一辑婚纱照，在茶几上摆满了，这个男的觉得对不住她，想跟着一块儿去了。”

曹文英听后邀请他来家里坐坐，打算“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境遇鼓舞他。果然，男人从郊区赶来，看到躺在床上的曹文英，大吃一惊——“呆了一个下午，他不吭声，我说：‘如果你心里痛苦只想自杀，死了以后才能解脱，那可以，但至少这几天不要。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一个礼拜以后如果还是想不通，你跟我说一声，你从哪里走的，怎么结束生命。’”

曹文英卧床仍在接听热线的样子深深震撼了曾云

男人干脆地答应了。然而第二天，电话没有如约打进，连续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曹文英一下子慌了神。她无法查询来电记录，对方只留下了一个笔名，说自己在税务系统工作——这是一场几乎没有头绪的寻找。

曹文英买了一张一百块钱的电话卡，按着税务系统的电话一个一个打遍了，考虑到要保密他的个人情况和自杀倾向，曹文英便称对方是她的朋友，笔名是什么……

曹文英每日打电话到成都和周边县市的税务单位，寻找这个笔名叫曾云的男人，两个月过去了，依然杳无音讯。但她没有放弃，电话一直打着，两个月以后的一个深夜，曹文英听到铃声响起，电话一接通，那边就传来了哭声——“喊了声：‘姐！’就哭了起来。一听他哭，我也哭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不是说好了吗，一天打一个，随便说一句话，让我知道，让我放心呀！’他说：‘姐，我真的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

曹文英不停拨打电话寻找曾云

原来，无数通搜寻的电话里，真有一个打到了这个男人的办公室，他听见同事和曹文英的对话，震惊于对方竟然一直在找寻自己的下落。他直说：“姐，我从你那儿回来，看到你们真的那么不容易，你们还活着，还面带笑容，我真的有种死不下去的感觉。”

但也不是所有“被救”的人都心怀感激。有一次，一个男人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割腕。曹文英套话问出了地址，拨通对方所在城市的110，事后，她再次打通对方电话，那头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为什么要救我？”就挂断了电话。

当我们提出：“似乎我们永远无法对另一个人感同身受，死亡对于他而言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结局？”但曹文英的回答是坚定的：“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个道理——世上没有绝望的环境，只有对环境绝望的人。”

三万通电话

19年的近三万通电话，有的人在倾诉一番后销声匿迹，也有人常常上门拜访，曹文英有了许多“弟弟妹妹”。在她看来，人的痛苦不分大小，都应该被承认、尊重和聆听。

“曹文英生命热线”

在某些人的心中，自杀是一种可耻的选择，却又是一个隐晦的出口。曹文英不再纠结于自杀选择的正确与否，她只希望在每次对话以后，看清一个个曾经热爱生活的人，如果走到了悬崖的边上，尽力在绝望的瞬间，为他们提供另一种可能——“有的人并非说他的生命多么值得花钱去救他，但如果我真的救了以后，他能够从我这得到一些启发，发挥他的价值。”

曾经被医生下了“判决书”最多还能活两年的曹文英，一个人坚守着这条“生命热线”近13年。这些年里，她经历了病危、亲人离世、又几度陷入生活的绝境，但她每一次都将自己从边缘生生拽回，也用尽全力地抓紧将生命热线那头的每一个人。曾经有许多媒体将她比作四川“张海迪”，但一阵一阵的报道热浪过去，仍是一个人苦苦经营的生活。

十年前，一位僧人赠予曹文英一幅“佛”字，希望可以为她解决燃眉之急，她始终珍藏不舍变卖。眼下，家庭的重压愈发沉重，她的手头拮据急需用钱，希望有缘人的出现将它带走。这些年来，世间所有的苦难似乎都涌进了曹文英的那边里头，生命摇曳，人间清贫，世道沧桑，但言语一直在场，人心没有失格。

曹文英希望为僧人赠予她的这幅书法寻找有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