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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窥30年:美国旅馆老板的性爱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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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0 08:2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偷窥30年:美国旅馆老板的性爱记录 

2018-03-03 盖伊·塔利斯 凹凸镜DOC

1980年,记者收到一位来自美国凤凰城的男人的来信,这位汽车旅馆老板以研究为名,将旅馆改造成了一座偷窥王国。十几年来,透过汽车旅馆阁楼上的通风口,他窥探了不可计数的住客在深夜床笫之间的秘密,并作下自以为科学的记录。 


而对于记者盖伊·塔利斯来说,以这个偷窥者作为对象的非虚构写作,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在隐瞒偷窥者姓名、旅馆相关信息的同时,他该如何向读者确保文章的真实性?塔利斯选择在沉默中等待。2013年,偷窥者杰拉尔德·福斯允许塔利斯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及照片,于是在33年后,这双匍匐在通风口上的眼睛,承载着沉甸甸的人间情爱,在我们面前缓缓睁开。


Netflix最近出了一部根据此事拍摄的纪录片《偷窥者》,我们分享这部纪录片的同时,也分享盖伊·塔利斯写的这个故事。




偷窥30年:美国旅馆老板的性爱记录 


文︱盖伊·塔利斯

编译宠爱 & 葱油饼 & 公仔 & 陈常然 & eve

原载 | The New Yorker

来源︱译读 (ID:T-Read)


我认识这样一个男人,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许多年前,他在丹佛附近买下了一栋有21个房间的旅馆。他是个偷窥狂,买下旅馆是为了偷窥入住的旅客。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在十多间房间的天花板上凿了6*14英寸(译者注:约15*35厘米,下文的单位都做了转换)的矩形孔洞,然后用铝材百叶窗遮住,这样一来就看起来像是通风格栅,但其实是观测孔,方便他跪在阁楼上,通过这些百叶窗偷窥楼下房间里的住户。他的偷窥史长达数十年,还详尽记录下客人们的言行举止。这么多年来,他一次都没有被抓到过。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男人,是在纽约的家中收到一封信后。这封信的落款日期为1980年1月7日,手写专递,没有署名。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塔利斯先生:


悉知您长期以来从事东西海岸的性学研究,并将把研究成果列入您即将出版的《邻人之妻》一书中,我感到我有很重要的信息,可以对您这本书或未来的写书计划有所贡献。

 

接着,他提到了那所他持有了十几年的旅馆:

 

我购买这所旅馆是为了满足我的窥淫癖倾向,以及我对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性生活的强烈兴趣……我的偷窥行为纯粹是出于我对人类无止境的好奇心,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变态的偷窥狂。

 

他声称自己“对于偷窥的大多数人做了精确的记录”,并对每个偷窥对象做了有趣的统计:

 

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个性如何,年龄和体型,来自哪里,以及在性生活中的表现。这些被偷窥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午间带着秘书来开房的商人,这类人在宾馆中通常被归类为‘热门住店者’;跨州出差或度假的已婚夫妇;已同居但还没结婚的情侣;背着另一半偷欢的妻子或丈夫。女同性恋者,我对这一类人做了专门的研究……男同志们,我对男同没什么兴趣,但为了研究他们的动机和性行为的过程,我还是观察了他们。70年代末开始流行一种新的畸形性活动,即群P,我对观看群P非常有兴趣。

 

我见到带着或喜或悲各种情绪的人们在这里得到满足。关于性,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已经目睹、观察并研究了伴侣间及绝大多数你能想到的其他各式各样的性行为,这是最好的第一手资料,没有预演,也非实验。

 

我想向你提供这些机密信息的主要目的,是我相信这些信息对一般人,尤其是对性学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继续说道,尽管他一直想要讲述他的故事,但他在写作上“不够有天赋”,并且“害怕被人发现”。然后,他邀请我和他通过邮政信件交流,并建议我去科罗拉多州参观他的旅馆。

 

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目前我不能透露我的身份,但是若你能向我保证,这些信息会完全保密,我可以向你揭开我的真实身份。

 

读完这封信后,我把它放在一边,为如何答复而犹豫不定了好几天。作为一个坚持在文章和书中使用真实姓名的纪实作者,我知道我不能接受他要求匿名的附加条件。并且,我为他辜负客户信任,侵犯他们隐私的做法深感不安。这样一个人能成为可靠的信源吗?然而,我重读这封信后,我意识到他的“研究”方法和动机和我的新书《邻人之妻》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我在纽约管理按摩院时,以及和南加州砂岩裸体社区的成员们打交道时都会记录笔记(但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我在观察和报道前获得了对象的许可)。并且,在我1969年关于时代周刊的书目《王国和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中,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大多数记者是世界上不安分的窥视者,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不足,看到人和地方的不完美之处。”

 

至于我这位在科罗拉多的通讯员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变态的偷窥狂”,像希区柯克电影中的诺曼•贝茨或迈克尔•鲍威尔的电影《偷窥狂》中那个残忍的制作人,还是只是一个“有着无限好奇心” ,虽然古怪但人畜无害的男人,抑或甚至仅仅是一个捏造故事的骗子。这一切猜测只有我接受他的邀请,亲自去探查才能知道。因为我计划这个月去一次亚利桑那州府凤凰城,所以我寄给他一个便条,便条上留了我的电话号码,并提议我们在丹佛的一个停留地见,几天之后,他在我的答录机上留言,说会在机场的行李领取处和我碰面。

 

两周后,当我到达约定的行李领取处时,我发现一个男人在向我招手微笑。“欢迎来到丹佛,”他说道,左手挥动着我寄给他的便条。“我是杰拉尔德•福斯。”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陌生人很面善,和我飞机上遇到的其他来自凤凰城的人很像,怎么看都不像个怪人。他年纪大概在四十中旬,眼睛浅褐色,约六英尺高,有些发福。他穿着一件棕色夹克,里面是一件开领衬衫,衬衫对他肌肉粗壮的脖颈来说显得有点小,他留着修剪整齐的深色头发,戴着牛角框眼镜,冲我做了个友好的表情,很符合一个旅店老板的形象。

 

我们寒暄之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在他的旅馆里停留了几天。

 

他愉快地微笑着,对我说:“我会把你安排在一间我不能偷窥到的房间里。”后来,他补充道,会带我上到有“独特景观”的阁楼平台上,但要等他在旅馆帮忙的岳母维奥拉上床睡觉后。他说:“我和我的妻子冬娜一直都很小心,从未让她发觉我们的秘密,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孩子们发现。”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信纸交给了我。“我希望你不会介意读完里面的内容,并在上面签字。”他说,“这会让我对你完全坦诚,并毫无顾忌地向你展示这家旅馆的故事。”

 

这是一份打印出来的文档,上面声明:除非获得许可,否则我不得透露他的名字,或公然将他透露给我的任何信息与他的旅馆联系起来。我签了字。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我已经决定不写杰拉尔德•福斯的故事,来丹佛仅仅是为了见见这个男人,满足我对他的好奇。

 

福斯开车载着我驶向旅馆时,对我大概介绍了他的故事。他说,在一个离丹佛约65英里的农业小镇奥尔特上高中时,他遇到了冬娜,并于1960年结了婚。他的父母是美籍德裔,他们辛勤工作,拥有一家农场。他说他的父母都是心地很善良的人,会为他打点一切,“除了讨论性。”他说,每天早上他的母亲都会在衣橱里穿衣换装,并且他从没看到他的父母展现出任何对性的兴趣。“所以我在青少年早期就对性非常好奇——你周围全是农场里的动物,怎么能不想关于性的问题呢?于是我把目光投向我的家庭之外,通过别的渠道去了解人们的私密生活。”

 

他不用将目光投的太远。福斯说着,朝着奥罗拉的郊区行进,他的旅馆就在那里。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妈已婚的妹妹凯瑟琳就住在他家隔壁的农舍。福斯说,在他九岁时,他开始观察小姨。那时凯瑟琳不到三十岁,晚上她经常裸体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卧室的百叶窗开着。福斯会从窗台底下偷窥,像一只被她的火焰吸引的飞蛾。他对小姨的偷窥持续了五到六年,每晚一个小时左右,从未被抓住。凯瑟琳喜欢全裸坐在梳妆台前,摆弄她的小瓷娃娃或者她收藏的“一堆值钱的顶针”。

 

“有时候她的丈夫,我的姨夫查理也会在那,通常都是在沉睡。”福斯说,“查理喝酒成瘾。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在做爱。这让我很沮丧。我很嫉妒,因为我觉得她是我的。”

 

我默默听着,不置一词,尽管我为福斯的坦白而震惊。我认识他仅仅不过半个小时,他却已经向我吐露他手淫的固定幻想对象和他偷窥癖的起源。作为一个记者,我想不起遇见过比他对我要求更低的人。他一个人滔滔不绝,而我只需要坐在那里倾听。这辆车是他的自白室。

 

他告诉我在高中阶段他还是个处男。直到加入海军,在地中海地区和远东地区服役,并作为水下爆破专家进行训练后,他才在酒吧里的女人们的指导下丰富了对性的了解。但是他依然对他的小姨凯瑟琳怀抱性幻想。

 

服役结束返乡后,福斯开始约会,并很快和冬娜结婚。冬娜是奥罗拉一家医院的护士。福斯去康菲石油公司当了现场审计员。他工作得很痛苦,整天坐在格子间里,记录油罐的存量。为了逃避这种乏味,他开始在奥罗拉进行天黑后的“偷窥行”。福斯通常是步行,有时候开车,在邻里间漫游,偷窥那些不注意拉上窗户的人们。他没有向冬娜隐瞒他的偷窥癖。福斯说:“在结婚之前我就告诉她偷窥能带给我力量。”她似乎能够理解。“冬娜和大多数护士一样都是非常开放的。”福斯说,“她们看惯了死亡、疾病、疼痛,各式各样的身心障碍,很少有能让护士震惊的东西。”有时候,冬娜甚至会陪他一起偷窥,福斯说第一个鼓励他把所见记录下来的也是她。

 

“我们快要到旅馆了。”福斯说。他正沿着东科尔法克斯大道行驶,途经一排商店,一个拖车公园,外卖餐馆,和一家汽车修理厂。他说之所以选中这一单层庄园旅馆作为他的实验地点,是由于宾馆有一个斜房顶,高度足够他径直走上阁楼,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实现创造一个平台来窥视下面客房的梦想。

 

他以十四万五千美金的价格买下了这一旅馆。“冬娜对于我们放弃自己的房子,住在旅馆中经理室的做法并不开心。”福斯说,“但我向她保证,只要我们攒够钱,我们立刻就另买一栋房子。”

 

福斯驶入了庄园宾馆的停车区。宾馆是一栋白绿相间的砖制建筑,21间客房都配了橘黄色的门。紧邻宾馆的房子是一间办公室和老板一家的住处,福斯在旁边停下了车。冬娜在办公室里对我们打了个招呼,她是一个身材娇小,蓝眼棕发的女人,穿着一件护士制服。她正要去医院值晚班。


庄园汽车旅馆

 

在去我房间的路上,福斯告诉我,他儿子是科罗拉多矿业大学的大一新生,而他女儿因为有先天呼吸道疾病,所以高中就休学,在一个特殊的诊所住院接受治疗。他打开了我房间的门,一边打开空调,放下我的行李,一边说,他一小时后来接我去吃晚饭,“吃完之后我们回这里,我带你看下阁楼。”他说。

 

放好东西之后,我把我对杰拉尔德•福斯的印象写在了笔记本上。我对他的阁楼不感兴趣,只想让他同意我阅读他声称在过去十五年间写成的长达几百页的记录,说不定哪天他还能同意让我写一些关于他的东西。我知道他自认为是阿尔弗雷德•金赛那样的性学家,而且我猜他写下的肯定都是关于那些能让他性兴奋的东西,不过他也有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记录。偷窥者的行为都是靠欲望驱动的,一个偷窥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只为等待有那么一刻能够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不过为了能看到那么一次让他激动的时刻,他要翻来覆去地忍受各种无聊的日常行为——看电视没完没了地换台、睡觉打呼、上厕所、化妆,还有其他各种真人秀都不会记录的琐事。

 

我对于他偷窥者的身份很感兴趣。他在冒犯别人隐私的同时,无意充当了社会历史学家的角色。我最近读了文学批评家斯蒂芬•马科斯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人》(“The Other Victorians”)。其中一个主角是十九世纪的英国贵族,他从小受维多利亚式的家教压抑,长大后用放纵来补偿那段时光,其中也包括偷窥行为。和他有过一腿的包括侍女、妓女、别人的妻子,还有一位侯爵夫人。他还写了一大部回忆录讲述他和别人私通以及各种乱来的行为,将书命名为《我的秘密生活》。他让这本书匿名在欧洲大陆私下出版。那之后,各路盗版在黑市上流通开来,这本书渐渐地变得臭名昭著。到了1966年,该书在美国由格罗夫出版社首次合法出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人》中,马科斯将这本书称为是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各路洞见之集大成者。

 

“除了与性有关的描写,”马科斯写道,“《我的秘密生活》还向我们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发生的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一种看不见但却真实存在的社会生活,即性的秘密生活。”就如那位匿名的作者在回忆录中所写的,“人不能看到太多的人性。”如果福斯允许我阅读他的记录,那我希望他的记录也具有和《我的秘密生活》一样的意义,就像其续作一样。

 

福斯带我去了一家叫做“黑安格斯牛排馆”的餐厅(译者注:安格斯牛是原产苏格兰的著名肉用牛种)。他点了一份玛格丽塔鸡尾酒和西冷牛排后,答应我他会寄一份他那本记录的影印本给我。他说他得分开寄,因为他得到公共图书馆去影印这本书,为了不被别人看到,一次只能印几页。

 

我问福斯他有没有因为偷窥客人而感到过内疚。他承认他很害怕被抓到,但是却死不承认他在阁楼上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任何伤害。他说他只是在自家房子里放纵了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而已,而且他的客人并不知道他在偷窥,因此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争辩说:“如果没有人抱怨,那就不算侵犯他人的隐私。”但是他为了不被发现还是吃了很多苦头,他还担心如果被抓的话,他就要被起诉。

 

吃饭时他向我讲述他如何花费数月的时间使他那间旅馆的偷窥设施变得“毫无破绽”。他一开始打算在天花板上装单面镜,但是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那样被抓的话证据太明显。他又想到安装假的通风管的办法,并雇了一个铁匠帮他造了一批6*14英寸的百叶窗式通风口。只有冬娜因为知晓这个秘密而能够帮助福斯安装。她会到每个要装偷窥设施的房间,站在一把椅子上,将百叶窗式通风口装在天花板上福斯用电锯锯好的开口处。而福斯则趴在阁楼地板上,将通风口用一字螺丝拧在天花板的胶合板和椽子上。他还在阁楼中间的一长条地板上装了三层厚的粗毛地毯,固定地毯的钉子则用橡胶帽盖好,防止脚踩上去发出任何的吱呀声。

 

当通风口安装到位之后,福斯让冬娜到每个房间去,躺到床上看着通风口。而他则从通风口向下看着她,问:“你能看到我么?”如果她说可以,他就用钳子把通风口的叶片调节一下,直到他不会被发现,但又能够清楚地看到床和卫生间的门。

 

“这样不停调整的过程花了我们几周的时间,”福斯接着说,“也很累人。我一直要在房间和阁楼之间爬上爬下。用钳子调叶片弄得我的手一直疼。”


通风口里的偷窥视角


福斯说他是从1966年的冬天开始偷窥客人的。他的所见经常让他很兴奋,很满足。但也有很多次下面进行的事情无聊到让他昏昏睡去,在粗毛地毯上一睡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冬娜去医院前把他叫醒。有时她会给他带点零食(“我是这个旅馆里唯一享受客房送餐服务的人。”他笑着告诉我);有时候底下进行的事情特别让人“性”趣盎然的话,冬娜会在他旁边躺下来,和他一起看。有时他俩直接就在“观景台”上面做爱。

 

“冬娜并不是偷窥者,”他告诉我,“但却是一个偷窥者的贤内助。而且和我不同的是,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培养了健康自由的性爱观。”他继续说道,“阁楼就是我们的另一间卧室。”当冬娜没和他一起在阁楼上时,他要么“自己解决”,要么就记住底下发生的情景,等晚些时候和冬娜一起再现。

 

在开车送我们回旅店的路上,福斯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他提到这几天有一对年轻貌美的情侣入住了旅馆的6号房间,暗示我们可以当晚偷窥他们。这对情侣来自芝加哥,到科罗拉多来滑雪。冬娜总是把那些更年轻漂亮的住客安排到有偷窥设施的房间里。剩下的九间则留给家庭、独自出行的人和老年或不好看的夫妻和情侣。

 

我们离旅店越来越近,我开始感觉到不自在。我看到“客满”的霓虹灯已经亮起。“这是好事,”福斯说,“这就表示我们可以晚上把店门关起来,不用受深夜到店的客人打扰。”如果客人有什么需要,前台的一个蜂鸣器就会响起,在阁楼里也能听到。这样的话福斯就能在三分钟内从设在储物间的梯子下来,出现在前台。

 

在办公室里,冬娜的母亲把几封信交给福斯,告知他女佣的上班时间。我就在沙发上坐着等,头顶是几幅装在画框里的落基山脉的海报,还有两块写着“AAA”标志的的牌匾,代表着这里的卫生质量。

 

最后,和他的岳母道了晚安之后,福斯示意我跟他走,我们穿过了停车场到达了储物间,每间客房的小窗都拉上了帘子。我听到有几个房间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我觉得这对于福斯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储物间的一面墙上装着一架刷成蓝色的木梯。他向我示意噤声,随后带我上了梯子。爬上来之后他打开通往阁楼的门,进来后又把门锁好。我这时才在昏暗的光线中看清,左右两边那一根根斜着支撑屋顶的椽条,而在狭窄地板的正中就是铺有地毯的过道,宽约90厘米,横跨21间客房的屋顶。

 

我在福斯身后蹲在过道上,以免我的头撞到椽条。他指指地板上的其中一个通风口,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几英尺处的光线。别处的通风口也有光线透出来,但是从那些通风口传来的是电视的声音。而我们下方的房间却是安静的,只能听到轻轻的说话声和弹簧床的吱呀声。

 

福斯做什么我就跟着做:我跪下来,爬到通风口的叶片前,伸长脖子尽可能透过通风口看到下面的全貌,两个人的头差点撞在一起。终于,我看到下方的床上躺着一对一丝不挂的情侣,正在沉浸在前戏中。福斯和我看了一会之后,他抬起头给我竖了个大拇指,小声告诉我这就是芝加哥来的那对情侣。

 

我的脑袋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别再看下去了,但我还是继续观察着,还把我的头往下靠,以便看得更清楚。我都没注意到自己的领带滑过了通风口的叶片,已经伸出了房间的天花板,在离那个女孩几米远的地方晃动着。直到福斯抓住我的脖子,用另一只手把领带拉了回来,我才发现自己的失误。不过底下的情侣什么也没有发现,女孩背对着我们,而男孩的眼睛是闭着的。


 ◇领带掉进通风口


福斯无声地看着我,面上的表情带着相当的恼怒。我觉得很尴尬。要是我的领带让这个阁楼暴露了怎么办?但我转念一想,为什么我要担心杰拉尔德•福斯的安全?我在这上面是来干吗来了?我难道已经成为他的同谋?我跟着他爬下梯子,走入停车场。

 

“你得把你的领带收起来。”他送我回房间的时候终于开口说道。我点点头,向他道晚安。

 

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见到福斯的时候,他看起来已经没有一丝生气的样子了。对于我没打领带这件事也没说什么。“现在也没什么人,我打算让你瞥一眼我的记录。”他说,然后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拿出一个硬纸盒,里面装着约10厘米厚的手写黄色拍纸本,那是他十五年的成果。他的字写得很好看。这就是他叫做“偷窥者日记”的记录本。

 

他说他在阁楼上放了小的拍纸本、铅笔和一个手电筒。“要是我看到听到什么值得记录的东西,我就立刻记下来,然后我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再慢慢详细记到这本记录本上。”

 

他似乎急于和人分享他的发现。我好奇偷窥者们是不是都很想通过和别人分享来摆脱他们长久的孤独。马科斯这样描写维多利亚时期的那位冒险者:“如果他真的想将他的生活保密,他就不会动笔写下那些东西……他自问是不是所有男人的想法和行为都和他一样,然后总结道:‘我永远都没法知道,但如果我把我的经历付梓,也许别人能够知道我没法知道的事实。’”

 

一周后我回到纽约,收到了寄来的19页“偷窥者日记”,日期是1966年。第一条是这样写的:

 

今天是我的梦想实现之日,这件事萦绕我心头已久。今天,我买下了这家旅馆,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就圆满了。我终于能够满足我一直以来无法自控想要偷窥别人生活的欲望。现在我的偷窥欲终于能以一种别人想都想不到的方式得到满足。

 

他详述了如何花费了大气力将他的阁楼改造成“观景台”:

 

1966年11月18日,生意不错,我都没时间偷窥所有的客人。但是我一直很有耐性,我必须以我全部的聪明才智完成这一任务。

 

随着他的目标接近达成,日记的口气也变得越来越自大。“那些五金店的白痴就是木头脑袋,”他写道:“他们说,‘这样的通风口根本不能正常工作。’哪怕我告诉他们这些通风口的真实目的,他们也不会懂的。”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过阁楼里的偷窥设施,我觉得自己会很难相信福斯所写的。确实,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几十年过去了,我注意到他的故事当中有很多矛盾之处。比如他的“偷窥者日记”第一条的日期是在1966年,但从我向阿拉帕霍县有关部门拿到的房契显示,他买下旅店的时间是1969年。他的日记中还有很多的日期和他在笔记本上记下的日期不符。看来福斯当偷窥者是一流的,但他讲起故事来却不够精确可靠。我没法为他记录中每一条回忆的真实性打包票。

 

有时我都能在脑海中想象福斯搓着双手,像B级片中的疯子科学家一样。“我拥有世界上最为精良的实验室,可以让我观察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然后我就可以知道我自己关上卧室房门后要干什么。”他写道。

 

在一条日期为1966年11月24日的记录中,他描述了第一次使用“观景台”的情形。

 

观察对象1号:W夫妇,来自科罗拉多南部。

 

描述:男性,35岁,到丹佛出差。约178厘米,80公斤,白领,很可能上过大学。妻子35岁,162厘米,59公斤,微胖,很好看。黑色头发,意大利血统,受过教育,三围94-71-94公分。

 

活动:这对夫妇于晚上7点由我经手办理入住10号房。W先生在注册入住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很有档次,可以说是完美的首个观察对象。登记入住之后,我立刻跑到我的阁楼里。能看到第一个观察对象,进行第一次观察,这对我来说可是人生大事。观察对象进入房间了,他们进入了我的视线,我看到的比我预想还要清楚。我感觉我好像拥有极大的力量,同时非常的快乐。我做到了别人只能在梦里做到的事情,一股优越感和对我自己聪明才智的佩服充满了我的心。

 

我向通风口中窥视,能够看到整个房间,而且最棒的是卫生间也能看到,里面的洗脸池、马桶,以及浴缸……我能看到我下方的观察对象,毫无疑问,他们是最适合在我精心打造的舞台上第一个开始表演的,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对,而我就是观众。在走进卫生间并关上门之后,妻子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头发,慨叹自己的青丝中有了白发。而丈夫似乎对自己被派来丹佛出差不很满意,一副随时要吵架的样子。整晚一直平淡无奇,但到了8点半她终于褪下衣服,露出美妙的胴体,她身材微胖,但是仍然很性感。她躺到丈夫身边,但他似乎没什么兴趣,开始看着电视一支支地抽烟。

 

他终于开始亲吻并爱抚他的妻子,很快勃起并用男上位进入了她的身体。很少或者没有前戏,大约5分钟就达到高潮。她没有到高潮,结束后就起身去了卫生间……

 

结论:他们不是幸福的一对。丈夫太关注自己的地位,不愿意花时间关注自己的妻子。他虽然接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性爱过程和前戏却是一无所知。我的第一次观察就这样毫无特别之处。

 

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偷窥日记


除了记录性行为的方式、体位、前戏和枕边话等数据,福斯也对客人在卫生间的行为很感兴趣。为了更好地观察,他在好几个客房的卫生间都安装了窥视的气窗。他观察到一位女客人上厕所的时候喜欢“坐在马桶的一边”;一位男客人则喜欢面对着墙坐在马桶上。福斯写道:“(客人)上厕所的姿势或方式,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观察不到的。”数不清的男客人喜欢直接尿在洗手池里。对于马桶行业在防止男人尿出马桶上的失败,福斯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如果让我来做,我会把家用马桶设计成类似直立式的男用便池,”他跟我说。)

 

他还对吸烟的客人抱怨颇多,不是因为烟味污染了房间空气,而是“烟雾会上升,排到通气孔,”阻碍他的观察。福斯还记录下举止怪异的客人:比如一个男人悄悄往约会对象的波旁酒里尿尿;一个肥胖的男人和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人开房,然后让后者穿上带角的皮草,嘴里说道:“你美呆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小绵羊。”

 

然而,福斯常常觉得观察客人让他变得抑郁。他们要么争吵,要么总是看电视。(尤其是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客人,他们明明可以把时间花在做爱上。)有一次他观察了一场性爱,把它奉为女人得不到满足的典型案例。在这之后福斯写道: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们真实的样子!我感到很厌烦,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观察的感受。这些观察对象不可能幸福,离婚是唯一的结果。男方对做爱的意义和方法一无所知,只知道盖上被子、关上灯,挺入,抽插,然后高潮。

 

我的偷窥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喜欢这种精神状态……让我尤其恶心的是大部分的观察对象都和那些人是一个德性。如果所有人都有机会当一天的偷窥者,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会立刻不一样。

 

杰拉尔德• 福斯觉得做一个忠实的偷窥者已经成为“负担”,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困在陷阱中。他不能掌控自己看到的东西,又无法逃脱其对自己的影响。

 

在读完福斯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偷窥日志后,我发现他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从最初的第一人称叙事变成第三人称。有时他会用“我”来叙事,有时也会选择以“偷窥者”自称。

 

日记的口气越来越自命不凡,而福斯开始为自己这个全知全能的偷窥者角色注入无所不能的力量。他似乎越来越分不清现实。有一次,福斯在偷窥的时候失去控制,直接对房间里的人喊话,但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当时他正在观察6号房,发现客人正坐在床上吃肯德基。这个客人居然无视餐巾纸,直接用床单来擦手,然后又用被罩抹掉胡子和嘴巴上的油。福斯当时忘了自己正在偷窥,下意识地朝下面喊道:“你这个混蛋!”

 

那个客人马上停下动作,环顾四周,然后走到窗边伸出头往外看。很明显他听到了有人在骂人,但不确定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于是他再次走到窗边看了一遍,沉思了一下,然后接着回到床上继续刚才的行为。

 

福斯失控了好几次,每次都差点暴露了自己。有一次他正在观察一对夫妻,他们是来镇上买牛的。在吃完麦当劳汉堡(把手擦在牛仔裤上),看了《荒野大镖客》的重播后,他们便准备上床睡觉了。正当福斯迫不及待地等着妻子脱衣服时,丈夫突然把灯关掉了。“这简直不能忍,”他在日志中写道;“我回到一楼,把车开到他们房间的正前方,然后打开大灯。”但等福斯回到阁楼后,麻烦事又来了。

 

房间已经被大灯照的透亮,丈夫开始在被子下面像野兽一样抽动起来,(三分钟后)抽出,走向了浴室。妻子掀开被子,坐在床单上开始擦拭身上的精液,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身体。她有着迷人的身体比例,但估计智商也同样感人。

 

丈夫从浴室出来,说起了房间外还在亮着的灯。他说:“那辆车有什么毛病啊,一直开着大灯。”

 

这条记录最终以沉思结尾:福斯正一步步陷入孤立与绝望的深渊。我读得越多就越确信,福斯正试图通过这种僵硬的形而上学把自己扰人的娱乐方式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

 

结论:我还是不确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显然,我必须要独自承受趴在阁楼偷窥他人的后果,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越来越感到压抑,但我还是会继续自己的观察。有时候我会想,自己可能根本不存在,只是代表了客人梦境中的一个物体而已。反正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作为一个偷窥者得到的成果,那么,这种像梦一般的表现形式大概就能解释我身处的现实。

 

福斯在一开始就清楚地向我表明,他把自己的行为当成一项严肃的研究,虽然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开展,研究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每年年末,他都会把一整年的记录整理成年度报告,试着以此来发现重大的社会发展趋势。1973年,他记录了目击到的296次性行为,其中195次的主角是异性恋白人,他们喜欢传教士体位(译者注:正常姿势,男上女下)。福斯总共观察到184次男性高潮和33次女性高潮。接下来的一年,福斯观察到了329次值得记录的性行为。他还按照性欲把观察对象进行分类:

 

—在旅馆观察到的伴侣中,12%属于性欲旺盛。

 

—62%性欲相对旺盛。

 

—22%性欲低下。

 

—3%完全没有性行为。

 

在1973年,福斯只观察到了5次跨种族的性行为;到1980年,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接近25次。福斯认为,这是自己这个小小的旅馆能反映整个社会变化趋势的众多例子之一。

 

福斯还有其他的分类,其中一项分类下最大的群体,是“忠诚但不幸福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外地的夫妻,在短暂的旅途中不断抱怨自己的婚姻。这不断提醒福斯,拥有冬娜作妻子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她是一名护士,也是自己偷窥的共犯、掌管家庭财务的可靠经理、以及自己的私人秘书,福斯太累时,还会帮他速记他口述的记录。

 

随着时间的流逝,福斯越来越渴望得到外界对自己开创性的研究的认可。由于情况特殊,他隐藏在暗处,继续在自己研究人类行为的实验室辛勤工作。他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对金赛性学研究所和麦斯特与强生性学研究小组来说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性研究只能在志愿者身上开展。但因为福斯的客人完全不知情,因此能为他们提供更准确,并且在他看来,更有价值的信息。


 窥淫狂杰拉德·福斯


在70年代末,两件事改变了福斯观察日志的性质。他对客房中的事感到越发厌倦,并开始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科学界的认可,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得的。于是他不仅记录下观察客人的感受,还开始从童年时代偷窥凯瑟琳小姨的经历开始,写下他对自己和自己这种冲动的认识。

 

他开始了另一本更像自传形式的笔记,并取名曰“搜集者”。在这本笔记里,福斯回顾了我们见面那晚,他在机场回来的车上告诉我的事。但他选择了第三人称,把自己当成小说里的一个角色:

 

少年在夜色中悄悄地走着,穿过草地,爬过带刺的铁丝网……百叶窗被毫无戒备地拉起,西北微风吹进她的卧室,缱绻柔情。少年朝里望去,忘记了屋外的寒冷和风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在年轻人的注视下,小姨开始往她的收藏品走去。

 

福斯有一次差点承认自己对小姨有特殊感情,那是在他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跟妈妈说很羡慕小姨有一套漂亮的顶针和娃娃,自己也想要。妈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建议他收集棒球卡片。他一生的爱好就此开始。1980年我们见面的那天,45岁的福斯已经拥有成千上万张体育类卡片了。但他一直将自己的爱好与少年时期对小姨的迷恋联系起来。他写道:“少年分不清性与收集物品的艺术……小姨的裸体和他的收集爱好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接下来几年,他也开始收集邮票、硬币和古董枪支,身为男孩的他还藏有一堆麝鼠尾巴,那是他跟父亲捉到麝鼠剥皮后的副产品,是他必须要做的琐事之一。(那些尾巴最后腐坏了,他说,而父母也在抱怨“房间里有股怪味”。)

 

杰拉尔德是娜塔莉•福斯和杰克•福斯的第一个孩子,比自己的弟弟大5岁。杰拉尔德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人”。当他不忙着做农活或者偷窥小姨的时候,他常常“仰望天空,相信那里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在母亲的推荐下,他办了张借书证,一看书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这样写道:“我对书感到着迷,书是‘思想的生命’,而生命不是手工劳动或种田或家务活,而是这些活动的升华。”

 

从福斯的一些回忆录中,可以窥见他以后的人生方向:“这个小镇是一片真正的乡村天堂;即使是在20年代,这里有2000个左右的农场,平均每个有32公顷那么大。”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

 

我对见到的所有人和事都感到十分好奇……就像所有孩子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可以逃避大人的监视雷达。充分的自由导致了我过早的独立。

 

福斯从未忘记他的初恋,一个名叫芭芭拉•怀特的高中拉拉队队长。她在看台上与所有观众一道,为福斯的全垒打和触地得分欢呼。那是在1953年,福斯大三,我看到他从科罗拉多州当地的《格里利每日论坛报》上剪下来的新闻,都是关于他的照片和成绩。“福斯一个漂亮的过人,在争球线避开了几个企图拦截的对手,在10码线被撞了之后又继续推进,”一篇报道写道。芭芭拉发现福斯有恋足癖后和他分手了。

 

福斯的从军经历很少出现在他的笔记里,因为他声称自己在海军服役的那段最有趣的日子是“最高机密”。

 

退役多年,即使是在自己的旅馆建了偷窥平台后,福斯还是时不时觉得自己还在海军服役,漂浮在海上,从房间天花板的气窗往下窥探,一如当年站在甲板上透过望远镜观察水面情况,寻找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阁楼的生活单调而乏味。他的旅馆就像一艘干船坞里的船,而乘客只会看电视、闲聊、要么盖着被子做爱,要么干脆不做——如此的乏味,以至福斯找不到任何素材,有时候笔记本上一片空白。

 

他同样对客人的种种欺瞒行为感到厌烦。有时他们会逃房钱,一个星期很难不碰到一次欺骗行为。一对工薪阶层的夫妇请求福斯给他们宽限几天交钱。他在第二天来到他们的房顶,结果听到丈夫对妻子说:“那个前台的蠢货以为几天之后能收到芝加哥寄来的支票,但他不知道自己就像奥马哈那家旅馆的老板一样被耍了。”福斯把这两夫妇锁在房门外,扣留了他们的物品,直到他们偿还房费。

 

结论:几千个不幸福的人来到科罗拉多州,想要填满他们灵魂深处的渴望,提高生活质量,但身无分文的他们来到这里只发现了绝望……社会教会了我们说谎、盗窃和欺骗,而欺骗是人们最重要的伪装……在偷窥进行的第五年,我开始对我们的社会未来的走向感到悲观;当确信这些行为毫无意义后,我感觉自己变得更抑郁了。

 

这些体会刺激福斯产生一个想法:密谋一次“诚实度测试”。他在客房的衣橱里放了一个行李箱,简单地用挂锁锁上。当客人入住时,福斯就当着他们的面跟妻子说,一位客人刚打电话来说自己把装有一千美元的箱子忘在客房里了。然后福斯就来到阁楼偷偷观察新入住的客人发现箱子时的反应,琢磨着是敲掉挂锁一探究竟还是把箱子交给旅馆办公室。

 

共有15个人“参与”了本次测试,包括一位牧师,一位律师,和一位陆军中校,但只有两位客人把箱子完璧归赵。剩下的客人都打开了箱子,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把它丢弃。那位牧师把箱子从浴室的窗户扔到了灌木丛中。

 

在福斯开始把日记影印本寄给我的几年后,我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他在1978年长达三百页日记的打印稿。其中不乏他早年的偷窥心得,但更大一部分是我从未见过的新内容。这些内容跟早期的记录风格一致——千篇一律又冗长的性行为描述,以及客人之间的口角。但有一条1977年的记录,描述了这位偷窥者声称其第一次见到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目击了一场谋杀。就发生在10号房。

 

根据他的描述,租客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订了几个星期的房间。男方快三十岁,体重大约160斤。福斯从偷听中得知,他大学辍学,现在是个小毒贩。女方是个金发美女,拥有34D的胸。(福斯趁他俩外出时溜进房间偷看了女方的内衣,他说这种事情他做得不少。)福斯花了一页又一页赞颂这对情侣的激烈性爱。笔记上还记录了人们时不时来到10号房找男人买毒品的事情。这让福斯感到不安,但他还是没有报警。以前他看到有人在旅馆贩毒会通知警察,但警察没有进一步行动,因为他不能暴露自己偷窥者的身份来指证嫌疑人。

 

一天下午,福斯看到这个男人在10号房把毒品卖给几个年轻的男孩。这让他大为光火。他在日志中写道:“男人下午离开房间后,偷窥者潜入了他的房间……他默默地把剩下的所有毒品和大麻冲进了厕所,不带一丁点的负罪感。”这种事情他干过好几次,而客人也没怎么样。

 

但这一次,10号房的男人把事情怪到了女友头上,指责她偷了毒品。

 

日志中写道:

 

争吵和推搡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后,气窗下的情景开始转向暴力。男人狠狠地掐住女人的脖子直到她昏迷倒地。接着男人感到很惊恐,于是带上自己的东西逃离了旅馆。

 

偷窥者……毫无疑问地……看到女人的胸口还有起伏,于是确认她还活着,并无大碍。因此偷窥者自我安慰道,这个刚被袭击的女人会安然无恙。当晚他迅速离开了观景台。

 

福斯经过考虑,认为他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记者,而且事发现场根本不应该有他的存在。”

 

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冲进办公室,说在10号房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尸体。福斯马上报了警。警察赶到后,他提供了毒贩的名字、外貌特征和车牌号码等信息,但没有说自己目击了事情经过。

 

福斯写道:“偷窥者终于要直面自己的良心,且余生都要受到沉默的煎熬,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绝不会谴责自己的决定或行为。”

 

第二天,警察回到旅馆,告诉福斯毒贩用的是假名,他的车也是偷来的。

 

看见这些资料时,离我在奥罗拉和他见面已经过了几年,距离这桩谋杀案更是已经过了6年之久。我当时震惊了,福斯竟然没有早点告诉我。似乎在他眼里,谋杀那天只是阁楼日子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天。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那种“自己本不该出现在事发现场”的反应,其实符合他对自己人格分裂的自我认知。他那么不顾一切地保守自己阁楼上的秘密。万一警察对他严加拷问并确定他隐瞒了信息,他们就可以拿到搜查令,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旅店杀人事件记录 


我立刻给福斯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是那场谋杀的目击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帮凶。

 

他并不愿意讲述日记内容以外的事情,还提醒我之前曾签署过一份保密协议。我数夜未眠,反复自问是否应该让警察来抓福斯。然而我又这样劝自己:我就算这么做也不能救回毒贩的女友。况且,毕竟我在替偷窥狂保守秘密,我担心自己也会被牵连成共谋。

 

我把这份凶杀案记录和他寄来的其他材料归档保存到了一起。关于偷窥狂,现在我已掌握了自己想要了解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福斯从科罗拉多的奥罗拉不断写信给我。他和我提到,据他所知,侦查员没能找到凶手,但警察因为其他原因去了他的旅馆。他告诉我,有一个旅客开枪自杀了;一个重约227公斤的男子突发心脏病而亡,但因为尸身臃肿无法从房门通过,消防员只得把落地窗拆了。

 

除了提供这些新闻,他一如既往地抱怨着目睹到的骇人恶行,包括抢劫、强奸和性奴役。他原本对六十年代早期问世的避孕药感到庆幸,后来却认为这种药物的诞生助长了许多男性寻求色情服务的心态:“女性赢得了合法的选择权,但丧失了选择合适的时间的权利。”他认为两性之争已经升级,两性关系也并无改善,反而越来越糟。(福斯所赞赏的女同性恋是个例外。)

 

随着他对人类的厌恶加深,他对旅馆客人的形容越来越像他在无意中描述自己的良知。他写道,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虚幻、伪善、狡诈不知所措。”此外,“人们本来就狡猾、不洁,他们欺骗他人,编造谎言,自私自利。”他声称自己极度孤僻,不在阁楼时会避免和客人见面。

 

在我看来,福斯大概快崩溃了。他让我想起了1976年的影片《电视台风云》中患有精神病的男主播,他突然崩溃,大喊“我完全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还想起了约翰•契弗写于1947年的《巨型收音机》,故事中一对夫妻无意中从新收音机中莫名听到了邻居们的对话和秘密,这渐渐危及他们的婚姻生活;还有纳撒尼尔•韦斯特1933年的小说《寂寞芳心小姐》,书中有一位回复读者咨询的专栏作家,因为读者不断向他倾诉悲哀而空虚的生活,他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熬。杰拉尔德• 福斯打着文学和科学的幌子,但却毫无自知之明。这个躲在阁楼里的偷窥者声称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对毫不知情的人们指指点点。

 

在这件事中,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是偷窥者的笔友,听他坦白的人,又或者是他选择吐露一部分秘密时抓来的一个对象。这些年来,我有几次曾想到过,中断通信才是明智的选择。我无法报道他,但还是好奇他的偷窥生涯会怎样结束。他会被抓吗?如果被抓,他的律师会怎么为他辩护?他会不会无知地认为陪审团会听信他的说法,把阁楼当作是探求真理的实验室?更重要的是,我会不会被传讯并出庭作证?

 

不过只要收到福斯的信,我还是会打开来看。1985年3月,在沉寂了很久后,他写信告诉我,冬娜过世了。她活了40多年,患了狼疮。他的生命中迎来了新的女人,一个叫安妮塔•克拉克的离异女子。他们相遇在一天下午,她当时正在东科尔法克斯大街把两个小孩从红色马车上抱下来。安妮塔接手了冬娜在旅馆的职责。她和冬娜一样,开心地加入了福斯不为人知的偷窥生活。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够格的偷窥者。我从之后的信件中了解到,旅馆生意十分兴隆,1991年福斯还买下了第二个旅馆,并起名为里维埃拉(译者注:Riviera,即海滨度假胜地)。他在那所旅馆的卧室天花板上安装了四个伪装的通风设备,但原来的旅馆仍是他的偷窥大本营。

 

尽管表面上事业有成,福斯却依然饱受折磨。他写道,“偷窥者是残废的人,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劣迹斑斑、有些缺陷,上帝不会保佑他们。”

 

2012年7月,我已经很久没听到福斯的消息了。在《时代周刊》的头版,我看到一条新闻,说一名二十四岁男子(一位护士的儿子)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家影院内开枪射杀十二人、击伤数十人的消息。我看了一下文章,福斯的名字并不在受害者名单中,于是就给他打了电话。令人诧异的是,他告诉我他曾去过这名持枪歹徒的寓所内:福斯的儿子此前租住在那。“我给儿子搬了家,搬到了另一个居民区,”他说,“显然这人搬到了我儿子原先租住的房子里,不过我们好像没见过他本人,现在他的照片可是频频出现在新闻里。”

 

几周后,杰拉尔德• 福斯恢复了和我的信件往来,还以他一贯的夸张风格点评了电影院枪击事件:“就因为奥罗拉的人们没能以友善和体贴对待别人,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么?”

 

1995年时,他的膝盖关节炎十分严重,已经不能再爬上梯子,在阁楼上匍匐爬行了。因此他卖掉了两家旅馆。卖之前,他先撤下了通风口,补好了天花板上的洞。他和安妮塔用所得的收入在洛矶山脉买了一座大农场,他们有时在那里度日,有时住在奥罗拉一处高尔夫球场边的房子里。他怀念自己的旅馆,并将之称为“那片保护区,那片圣地”,不过他也会给自己找安慰,因为卖之前生意本来也日渐萧条。六十年代,他的生意刚起步时, “幽会生意”使得旅馆行业欣欣向荣;旅客可以直接下车、进入房间,不必经过大堂,也无需坐电梯。他说,如今的情侣或夫妇似乎不再注重那样的保密性,也不再那么慎重了。

 

他在信里和我说,自己怀念昔日那份偷窥者的权力。在信里他提到,在染过头发后,细细打量镜中的自己让他感到羞愧:他自认为是一个讲真话的人,而染发则是一种欺骗,这颠覆了他的自我认知。

 

上次通信时,我得知福斯有了一个新爱好。他开始潜心研究政府及企业的监视活动。“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全都被记录了下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他谈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几乎全都遭到了媒体的曝光,甚至连中情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都没法避免自己的性生活报道登上头条。他坚持认为媒体做的是“偷窥狂的行当,而最大的偷窥狂就是美国政府,”政府会使用安全摄像机,也会追踪人们的上网痕迹、信用卡、银行记录、手机、GPS及飞机票等信息。

 

他问我,“也许你会想,杰拉尔德• 福斯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因为有可能联邦调查局会过来说,‘杰拉尔德• 福斯,我们有证据显示你从观测台上看别人。你是什么人,色狼吗?’接着杰拉尔德• 福斯就会答道‘那你呢,老大哥?这些年来,我走到哪里都有你的监控。’

 

2013年春,我认识他已有三十三个年头。福斯打电话给我,说准备好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了。此时距他出售旅馆已有十八年,以前的住客就算状告他侵犯隐私,也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他提醒我说,自己已经七十八岁了,他觉得如果现在不将自己的发现公布,可能有生之年就没机会这么做了。他表示终止了我于1980年签署的保密协议,允许我提笔写他,也允许我使用过去几十年来的所有资料。(今年晚些时候,我将出版一本有关福斯的书,大部分内容来自“偷窥者日记”的记录。出版商在使用这份手稿时给了他一笔费用。)

 

我飞到丹佛,在机场一家旅馆同福斯和安妮塔吃了早餐。他带着一根手杖,花白的头发渐已稀疏,好在还有灰白的小胡子和山羊胡子。他厚实的胸膛下是一件粗呢夹克,夹克里面还有一件橙色运动T恤衫。安妮塔和他在信中描述的一个样:比杰拉尔德•年轻十八岁,个子娇小,十分安静,一头红色卷发。


 年轻时的杰拉德·福斯


他想给我展示自己的体育收藏品——那是上万张体育卡片,安妮塔已经按字母表顺序整理好了。他解释说,自己目前愿意公布偷窥者身份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媒体传播开来的恶名可以让人注意到他的收藏,而他正急于出售这些藏品。他相信这些卡片价值上百万。

 

我更愿意和他讨论的,是据他所称于1977年在那个10号房间目击到的凶杀案。我告诉福斯,我希望在不透露他是目击者的情况下与奥罗拉警局取得联系,从而发现警局是否查到了什么新线索。福斯没有拒绝我的提议,并说自己也后悔对此事疏忽大意。他公开自己的经历,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希望多少获得一些“救赎”。


未完……


纪录片《偷窥者》

 楼主| 发表于 2018-3-10 08:2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偷窥三十年:美国旅馆老板的性爱记录(下) | 译读纽约客 

2016-04-30 译读纽约客

偷窥三十年:美国旅馆老板的性爱记录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作者/Gay Talese

编译/宠爱 & 葱油饼 & 公仔 & 陈常然 & eve


译读:T-Read |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编者按 “他坚持认为多数人天生就是偷窥者。”偷窥狂店主的价值观愈发清晰……本文为偷窥狂全文连载的第二部分,在公众号页面回复【偷窥】获取第一部分唷⁄(⁄ ⁄•⁄ω⁄•⁄ ⁄)⁄。


……


除了记录性行为的方式、体位、前戏和枕边话等数据,福斯也对客人在卫生间的行为很感兴趣。为了更好地观察,他在好几个客房的卫生间都安装了窥视的气窗。他观察到一位女客人上厕所的时候喜欢“坐在马桶的一边”;一位男客人则喜欢面对着墙坐在马桶上。福斯写道:“(客人)上厕所的姿势或方式,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观察不到的。”数不清的男客人喜欢直接尿在洗手池里。对于马桶行业在防止男人尿出马桶上的失败,福斯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如果让我来做,我会把家用马桶设计成类似直立式的男用便池,”他跟我说。)


他还对吸烟的客人抱怨颇多,不是因为烟味污染了房间空气,而是“烟雾会上升,排到通气孔,”阻碍他的观察。福斯还记录下举止怪异的客人:比如一个男人悄悄往约会对象的波旁酒里尿尿;一个肥胖的男人和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人开房,然后让后者穿上带角的皮草,嘴里说道:“你美呆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小绵羊。”


然而,福斯常常觉得观察客人让他变得抑郁。他们要么争吵,要么总是看电视。(尤其是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客人,他们明明可以把时间花在做爱上。)有一次他观察了一场性爱,把它奉为女人得不到满足的典型案例。在这之后福斯写道: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们真实的样子!我感到很厌烦,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观察的感受。这些观察对象不可能幸福,离婚是唯一的结果。男方对做爱的意义和方法一无所知,只知道盖上被子、关上灯,挺入,抽插,然后高潮。


我的偷窥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喜欢这种精神状态……让我尤其恶心的是大部分的观察对象都和那些人是一个德性。如果所有人都有机会当一天的偷窥者,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会立刻不一样。


杰拉尔德• 福斯觉得做一个忠实的偷窥者已经成为“负担”,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困在陷阱中。他不能掌控自己看到的东西,又无法逃脱其对自己的影响。


在读完福斯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偷窥日志后,我发现他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从最初的第一人称叙事变成第三人称。有时他会用“我”来叙事,有时也会选择以“偷窥者”自称。


日记的口气越来越自命不凡,而福斯开始为自己这个全知全能的偷窥者角色注入无所不能的力量。他似乎越来越分不清现实。有一次,福斯在偷窥的时候失去控制,直接对房间里的人喊话,但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当时他正在观察6号房,发现客人正坐在床上吃肯德基。这个客人居然无视餐巾纸,直接用床单来擦手,然后又用被罩抹掉胡子和嘴巴上的油。福斯当时忘了自己正在偷窥,下意识地朝下面喊道:“你这个混蛋!”


那个客人马上停下动作,环顾四周,然后走到窗边伸出头往外看。很明显他听到了有人在骂人,但不确定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于是他再次走到窗边看了一遍,沉思了一下,然后接着回到床上继续刚才的行为。


福斯失控了好几次,每次都差点暴露了自己。有一次他正在观察一对夫妻,他们是来镇上买牛的。在吃完麦当劳汉堡(把手擦在牛仔裤上),看了《荒野大镖客》的重播后,他们便准备上床睡觉了。正当福斯迫不及待地等着妻子脱衣服时,丈夫突然把灯关掉了。“这简直不能忍,”他在日志中写道;“我回到一楼,把车开到他们房间的正前方,然后打开大灯。”但等福斯回到阁楼后,麻烦事又来了。


房间已经被大灯照的透亮,丈夫开始在被子下面像野兽一样抽动起来,(三分钟后)抽出,走向了浴室。妻子掀开被子,坐在床单上开始擦拭身上的精液,我终于看到了她的身体。她有着迷人的身体比例,但估计智商也同样感人。


丈夫从浴室出来,说起了房间外还在亮着的灯。他说:“那辆车有什么毛病啊,一直开着大灯。”


这条记录最终以沉思结尾:福斯正一步步陷入孤立与绝望的深渊。我读得越多就越确信,福斯正试图通过这种僵硬的形而上学把自己扰人的娱乐方式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


结论:我还是不确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显然,我必须要独自承受趴在阁楼偷窥他人的后果,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越来越感到压抑,但我还是会继续自己的观察。有时候我会想,自己可能根本不存在,只是代表了客人梦境中的一个物体而已。反正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作为一个偷窥者得到的成果,那么,这种像梦一般的表现形式大概就能解释我身处的现实。


福斯在一开始就清楚地向我表明,他把自己的行为当成一项严肃的研究,虽然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开展,研究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每年年末,他都会把一整年的记录整理成年度报告,试着以此来发现重大的社会发展趋势。1973年,他记录了目击到的296次性行为,其中195次的主角是异性恋白人,他们喜欢传教士体位(译者注:正常姿势,男上女下)。福斯总共观察到184次男性高潮和33次女性高潮。接下来的一年,福斯观察到了329次值得记录的性行为。他还按照性欲把观察对象进行分类:


—在旅馆观察到的伴侣中,12%属于性欲旺盛。


—62%性欲相对旺盛。


—22%性欲低下。


—3%完全没有性行为。


在1973年,福斯只观察到了5次跨种族的性行为;到1980年,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接近25次。福斯认为,这是自己这个小小的旅馆能反映整个社会变化趋势的众多例子之一。


福斯还有其他的分类,其中一项分类下最大的群体,是“忠诚但不幸福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外地的夫妻,在短暂的旅途中不断抱怨自己的婚姻。这不断提醒福斯,拥有冬娜作妻子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她是一名护士,也是自己偷窥的共犯、掌管家庭财务的可靠经理、以及自己的私人秘书,福斯太累时,还会帮他速记他口述的记录。


随着时间的流逝,福斯越来越渴望得到外界对自己开创性的研究的认可。由于情况特殊,他隐藏在暗处,继续在自己研究人类行为的实验室辛勤工作。他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对金赛性学研究所和麦斯特与强生性学研究小组来说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性研究只能在志愿者身上开展。但因为福斯的客人完全不知情,因此能为他们提供更准确,并且在他看来,更有价值的信息。


在70年代末,两件事改变了福斯观察日志的性质。他对客房中的事感到越发厌倦,并开始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科学界的认可,虽然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得的。于是他不仅记录下观察客人的感受,还开始从童年时代偷窥凯瑟琳小姨的经历开始,写下他对自己和自己这种冲动的认识。


他开始了另一本更像自传形式的笔记,并取名曰“搜集者”。在这本笔记里,福斯回顾了我们见面那晚,他在机场回来的车上告诉我的事。但他选择了第三人称,把自己当成小说里的一个角色:


少年在夜色中悄悄地走着,穿过草地,爬过带刺的铁丝网……百叶窗被毫无戒备地拉起,西北微风吹进她的卧室,缱绻柔情。少年朝里望去,忘记了屋外的寒冷和风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在年轻人的注视下,小姨开始往她的收藏品走去。


福斯有一次差点承认自己对小姨有特殊感情,那是在他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跟妈妈说很羡慕小姨有一套漂亮的顶针和娃娃,自己也想要。妈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建议他收集棒球卡片。他一生的爱好就此开始。1980年我们见面的那天,45岁的福斯已经拥有成千上万张体育类卡片了。但他一直将自己的爱好与少年时期对小姨的迷恋联系起来。他写道:“少年分不清性与收集物品的艺术……小姨的裸体和他的收集爱好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接下来几年,他也开始收集邮票、硬币和古董枪支,身为男孩的他还藏有一堆麝鼠尾巴,那是他跟父亲捉到麝鼠剥皮后的副产品,是他必须要做的琐事之一。(那些尾巴最后腐坏了,他说,而父母也在抱怨“房间里有股怪味”。)


杰拉尔德是娜塔莉•福斯和杰克•福斯的第一个孩子,比自己的弟弟大5岁。杰拉尔德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人”。当他不忙着做农活或者偷窥小姨的时候,他常常“仰望天空,相信那里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在母亲的推荐下,他办了张借书证,一看书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这样写道:“我对书感到着迷,书是‘思想的生命’,而生命不是手工劳动或种田或家务活,而是这些活动的升华。”


从福斯的一些回忆录中,可以窥见他以后的人生方向:“这个小镇是一片真正的乡村天堂;即使是在20年代,这里有2000个左右的农场,平均每个有32公顷那么大。”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


我对见到的所有人和事都感到十分好奇……就像所有孩子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可以逃避大人的监视雷达。充分的自由导致了我过早的独立。


福斯从未忘记他的初恋,一个名叫芭芭拉•怀特的高中拉拉队队长。她在看台上与所有观众一道,为福斯的全垒打和触地得分欢呼。那是在1953年,福斯大三,我看到他从科罗拉多州当地的《格里利每日论坛报》上剪下来的新闻,都是关于他的照片和成绩。“福斯一个漂亮的过人,在争球线避开了几个企图拦截的对手,在10码线被撞了之后又继续推进,”一篇报道写道。芭芭拉发现福斯有恋足癖后和他分手了。


福斯的从军经历很少出现在他的笔记里,因为他声称自己在海军服役的那段最有趣的日子是“最高机密”。


退役多年,即使是在自己的旅馆建了偷窥平台后,福斯还是时不时觉得自己还在海军服役,漂浮在海上,从房间天花板的气窗往下窥探,一如当年站在甲板上透过望远镜观察水面情况,寻找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阁楼的生活单调而乏味。他的旅馆就像一艘干船坞里的船,而乘客只会看电视、闲聊、要么盖着被子做爱,要么干脆不做——如此的乏味,以至福斯找不到任何素材,有时候笔记本上一片空白。


他同样对客人的种种欺瞒行为感到厌烦。有时他们会逃房钱,一个星期很难不碰到一次欺骗行为。一对工薪阶层的夫妇请求福斯给他们宽限几天交钱。他在第二天来到他们的房顶,结果听到丈夫对妻子说:“那个前台的蠢货以为几天之后能收到芝加哥寄来的支票,但他不知道自己就像奥马哈那家旅馆的老板一样被耍了。”福斯把这两夫妇锁在房门外,扣留了他们的物品,直到他们偿还房费。


结论:几千个不幸福的人来到科罗拉多州,想要填满他们灵魂深处的渴望,提高生活质量,但身无分文的他们来到这里只发现了绝望……社会教会了我们说谎、盗窃和欺骗,而欺骗是人们最重要的伪装……在偷窥进行的第五年,我开始对我们的社会未来的走向感到悲观;当确信这些行为毫无意义后,我感觉自己变得更抑郁了。


这些体会刺激福斯产生一个想法:密谋一次“诚实度测试”。他在客房的衣橱里放了一个行李箱,简单地用挂锁锁上。当客人入住时,福斯就当着他们的面跟妻子说,一位客人刚打电话来说自己把装有一千美元的箱子忘在客房里了。然后福斯就来到阁楼偷偷观察新入住的客人发现箱子时的反应,琢磨着是敲掉挂锁一探究竟还是把箱子交给旅馆办公室。


共有15个人“参与”了本次测试,包括一位牧师,一位律师,和一位陆军中校,但只有两位客人把箱子完璧归赵。剩下的客人都打开了箱子,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把它丢弃。那位牧师把箱子从浴室的窗户扔到了灌木丛中。


在福斯开始把日记影印本寄给我的几年后,我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他在1978年长达三百页日记的打印稿。其中不乏他早年的偷窥心得,但更大一部分是我从未见过的新内容。这些内容跟早期的记录风格一致——千篇一律又冗长的性行为描述,以及客人之间的口角。但有一条1977年的记录,描述了这位偷窥者声称其第一次见到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目击了一场谋杀。就发生在10号房。


根据他的描述,租客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订了几个星期的房间。男方快三十岁,体重大约160斤。福斯从偷听中得知,他大学辍学,现在是个小毒贩。女方是个金发美女,拥有34D的胸。(福斯趁他俩外出时溜进房间偷看了女方的内衣,他说这种事情他做得不少。)福斯花了一页又一页赞颂这对情侣的激烈性爱。笔记上还记录了人们时不时来到10号房找男人买毒品的事情。这让福斯感到不安,但他还是没有报警。以前他看到有人在旅馆贩毒会通知警察,但警察没有进一步行动,因为他不能暴露自己偷窥者的身份来指证嫌疑人。


一天下午,福斯看到这个男人在10号房把毒品卖给几个年轻的男孩。这让他大为光火。他在日志中写道:“男人下午离开房间后,偷窥者潜入了他的房间……他默默地把剩下的所有毒品和大麻冲进了厕所,不带一丁点的负罪感。”这种事情他干过好几次,而客人也没怎么样。


但这一次,10号房的男人把事情怪到了女友头上,指责她偷了毒品。


日志中写道:


争吵和推搡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后,气窗下的情景开始转向暴力。男人狠狠地掐住女人的脖子直到她昏迷倒地。接着男人感到很惊恐,于是带上自己的东西逃离了旅馆。


偷窥者……毫无疑问地……看到女人的胸口还有起伏,于是确认她还活着,并无大碍。因此偷窥者自我安慰道,这个刚被袭击的女人会安然无恙。当晚他迅速了离开了观景台。


福斯经过考虑,认为他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当时他只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记者,而且事发现场根本不应该有他的存在。”


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冲进办公室,说在10号房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尸体。福斯马上报了警。警察赶到后,他提供了毒贩的名字、外貌特征和车牌号码等信息,但没有说自己目击了事情经过。


福斯写道:“偷窥者终于要直面自己的良心,且余生都要受到沉默的煎熬,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绝不会谴责自己的决定或行为。”


第二天,警察回到旅馆,告诉福斯毒贩用的是假名,他的车也是偷来的。


看见这些资料时,离我在奥罗拉和他见面已经过了几年,距离这桩谋杀案更是已经过了6年之久。我当时震惊了,福斯竟然没有早点告诉我。似乎在他眼里,谋杀那天只是阁楼日子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天。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那种“自己本不该出现在事发现场”的反应,其实符合他对自己人格分裂的自我认知。他那么不顾一切地保守自己阁楼上的秘密。万一警察对他严加拷问并确定他隐瞒了信息,他们就可以拿到搜查令,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立刻给福斯打电话询问情况。我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是那场谋杀的目击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帮凶。


他并不愿意讲述日记内容以外的事情,还提醒我之前曾签署过一份保密协议。我数夜未眠,反复自问是否应该让警察来抓福斯。然而我又这样劝自己:我就算这么做也不能救回毒贩的女友。况且,毕竟我在替偷窥狂保守秘密,我担心自己也会被牵连成共谋。


我把这份凶杀案记录和他寄来的其他材料归档保存到了一起。关于偷窥狂,现在我已掌握了自己想要了解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福斯从科罗拉多的奥罗拉不断写信给我。他和我提到,据他所知,侦查员没能找到凶手,但警察因为其他原因去了他的旅馆。他告诉我,有一个旅客开枪自杀了;一个重约227公斤的男子突发心脏病而亡,但因为尸身臃肿无法从房门通过,消防员只得把落地窗拆了。


除了提供这些新闻,他一如既往地抱怨着目睹到的骇人恶行,包括抢劫、强奸和性奴役。他原本对六十年代早期问世的避孕药感到庆幸,后来却认为这种药物的诞生助长了许多男性寻求色情服务的心态:“女性赢得了合法的选择权,但丧失了选择合适的时间的权利。”他认为两性之争已经升级,两性关系也并无改善,反而越来越糟。(福斯所赞赏的女同性恋是个例外。)


随着他对人类的厌恶加深,他对旅馆客人的形容越来越像他在无意中描述自己的良知。他写道,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虚幻、伪善、狡诈不知所措。”此外,“人们本来就狡猾、不洁,他们欺骗他人,编造谎言,自私自利。”他声称自己极度孤僻,不在阁楼时会避免和客人见面。


在我看来,福斯大概快崩溃了。他让我想起了1976年的影片《电视台风云》中患有精神病的男主播,他突然崩溃,大喊“我完全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还想起了约翰•契弗写于1947年的《巨型收音机》,故事中一对夫妻无意中从新收音机中莫名听到了邻居们的对话和秘密,这渐渐危及他们的婚姻生活;还有纳撒尼尔•韦斯特1933年的小说《寂寞芳心小姐》,书中有一位回复读者咨询的专栏作家,因为读者不断向他倾诉悲哀而空虚的生活,他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熬。杰拉尔德• 福斯打着文学和科学的幌子,但却毫无自知之明。这个躲在阁楼里的偷窥者声称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对毫不知情的人们指指点点。


在这件事中,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是偷窥者的笔友,听他坦白的人,又或者是他选择吐露一部分秘密时抓来的一个对象。这些年来,我有几次曾想到过,中断通信才是明智的选择。我无法报道他,但还是好奇他的偷窥生涯会怎样结束。他会被抓吗?如果被抓,他的律师会怎么为他辩护?他会不会无知地认为陪审团会听信他的说法,把阁楼当作是探求真理的实验室?更重要的是,我会不会被传讯并出庭作证?


不过只要收到福斯的信,我还是会打开来看。1985年3月,在沉寂了很久后,他写信告诉我,冬娜过世了。她活了40多年,患了狼疮。他的生命中迎来了新的女人,一个叫安妮塔•克拉克的离异女子。他们相遇在一天下午,她当时正在东科尔法克斯大街把两个小孩从红色马车上抱下来。安妮塔接手了冬娜在旅馆的职责。她和冬娜一样,开心地加入了福斯不为人知的偷窥生活。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够格的偷窥者。我从之后的信件中了解到,旅馆生意十分兴隆,1991年福斯还买下了第二个旅馆,并起名为里维埃拉(译者注:Riviera,即海滨度假胜地)。他在那所旅馆的卧室天花板上安装了四个伪装的通风设备,但原来的旅馆仍是他的偷窥大本营。


尽管表面上事业有成,福斯却依然饱受折磨。他写道,“偷窥者是残废的人,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劣迹斑斑、有些缺陷,上帝不会保佑他们。”


2012年7月,我已经很久没听到福斯的消息了。在《时代周刊》的头版,我看到一条新闻,说一名二十四岁男子(一位护士的儿子)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家影院内开枪射杀十二人、击伤数十人的消息。我看了一下文章,福斯的名字并不在受害者名单中,于是就给他打了电话。令人诧异的是,他告诉我他曾去过这名持枪歹徒的寓所内:福斯的儿子此前租住在那。“我给儿子搬了家,搬到了另一个居民区,”他说,“显然这人搬到了我儿子原先租住的房子里,不过我们好像没见过他本人,现在他的照片可是频频出现在新闻里。”


几周后,杰拉尔德• 福斯恢复了和我的信件往来,还以他一贯的夸张风格点评了电影院枪击事件:“就因为奥罗拉的人们没能以友善和体贴对待别人,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么?”


1995年时,他的膝盖关节炎十分严重,已经不能再爬上梯子,在阁楼上匍匐爬行了。因此他卖掉了两家旅馆。卖之前,他先撤下了通风口,补好了天花板上的洞。他和安妮塔用所得的收入在洛矶山脉买了一座大农场,他们有时在那里度日,有时住在奥罗拉一处高尔夫球场边的房子里。他怀念自己的旅馆,并将之称为“那片保护区,那片圣地”,不过他也会给自己找安慰,因为卖之前生意本来也日渐萧条。六十年代,他的生意刚起步时, “幽会生意”使得旅馆行业欣欣向荣;旅客可以直接下车、进入房间,不必经过大堂,也无需坐电梯。他说,如今的情侣或夫妇似乎不再注重那样的保密性,也不再那么慎重了。


他在信里和我说,自己怀念昔日那份偷窥者的权力。在信里他提到,在染过头发后,细细打量镜中的自己让他感到羞愧:他自认为是一个讲真话的人,而染发则是一种欺骗,这颠覆了他的自我认知。


上次通信时,我得知福斯有了一个新爱好。他开始潜心研究政府及企业的监视活动。“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全都被记录了下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他谈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几乎全都遭到了媒体的曝光,甚至连中情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都没法避免自己的性生活报道登上头条。他坚持认为媒体做的是“偷窥狂的行当,而最大的偷窥狂就是美国政府,”政府会使用安全摄像机,也会追踪人们的上网痕迹、信用卡、银行记录、手机、GPS及飞机票等信息。


他问我,“也许你会想,杰拉尔德• 福斯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因为有可能联邦调查局会过来说,‘杰拉尔德• 福斯,我们有证据显示你从观测台上看别人。你是什么人,色狼吗?’接着杰拉尔德• 福斯就会答道‘那你呢,老大哥?这些年来,我走到哪里都有你的监控。’


2013年春,我认识他已有三十三个年头。福斯打电话给我,说准备好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了。此时距他出售旅馆已有十八年,以前的住客就算状告他侵犯隐私,也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他提醒我说,自己已经七十八岁了,他觉得如果现在不将自己的发现公布,可能有生之年就没机会这么做了。他表示终止了我于1980年签署的保密协议,允许我提笔写他,也允许我使用过去几十年来的所有资料。(今年晚些时候,我将出版一本有关福斯的书,大部分内容来自“偷窥者日记”的记录。出版商在使用这份手稿时给了他一笔费用。)


我飞到丹佛,在机场一家旅馆同福斯和安妮塔吃了早餐。他带着一根手杖,花白的头发渐已稀疏,好在还有灰白的小胡子和山羊胡子。他厚实的胸膛下是一件粗呢夹克,夹克里面还有一件橙色运动T恤衫。安妮塔和他在信中描述的一个样:比杰拉尔德•年轻十八岁,个子娇小,十分安静,一头红色卷发。


他想给我展示自己的体育收藏品——那是上万张体育卡片,安妮塔已经按字母表顺序整理好了。他解释说,自己目前愿意公布偷窥者身份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媒体传播开来的恶名可以让人注意到他的收藏,而他正急于出售这些藏品。他相信这些卡片价值上百万。


我更愿意和他讨论的,是据他所称于1977年在那个10号房间目击到的凶杀案。我告诉福斯,在没有透露他是目击者的情况下,我尝试联系了奥罗拉警局,以发现警局是否查到了什么新线索。福斯没有拒绝我,并说自己后悔对此事疏忽大意。他公开自己的经历,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希望多少获得一些“救赎”。


吃早餐时, 我给福斯看了来自奥罗拉警局的一位处长保罗•奥基夫的一封信,此人曾是一名中尉,他在信中写道,“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有关这起案件的记录。”他查阅了几个陈年悬案资料库,但什么都没有发现。两名法医处也没有任何线索。在随后的电话中,两位前警官表示现存的警方记录里不可能有我描述的那类无名女尸案:被害人的身份无从知晓——毕竟凶案发生时,警局还没有人们的电子档案。


由于福斯将日记用新格式重抄了一份,因此他可能在记录时出了差错,或者是他记下的凶案日期本来就不准确。这些年来,随着我对福斯的故事挖掘加深,我发现有多处不一致的地方——大多数是日期问题——致使他的可信度存疑。


“貌似这名年轻女子只是被忽视了,”福斯说。我想他可能感到了释然,然而他又告诉我自己已经和一名律师谈过了。他公开承认自己目睹了凶案却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我可能是一起凶案的从犯。我或许会被判有二级谋杀罪。”


然而,福斯继续表示,在经过多年隐瞒后,他决定如实坦白。“生活中总会有危机,但是我们不可能杞人忧天,”他说。“我们就是要说出真相。”


饭后,我们开车来到了福斯夫妇的家里。“我希望自己不会被描述成色狼或偷窥狂,”他说。“我认为自己是性研究的先驱。”我问他有没有考虑过记录旅客的影像或录音。“


“没有,“他回答道,解释说若被人发现这类设备,就会被定罪,要使用这些也不现实。


他坚持认为多数人天生就是偷窥者。“但相比看别人来说,大部分女人更喜欢被人看,”他说,“这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男人会花很多钱看色情作品,而女人会花大钱在化妆品上。”


然后,我问福斯有没有听说过电视体育节目主播艾琳•安德鲁斯,有跟踪她的人对旅馆房间的猫眼做了手脚,偷偷拍下了她在房内出浴的录像。偷拍者后将安德鲁斯的裸体录像发到了网上,结果被判重罪,在监狱里呆了二十个月。安德鲁斯将此人和旅馆告上了法庭,要求7500万美元作为对其带来的 “恐慌、尴尬及羞辱” 伤害赔偿。上个月,陪审团判决她将得到5500万美元。


福斯持续关注着这起事件的新闻报道。他对此事的反应并未令我意外;这和他多年来对自己行为的古怪辩解一模一样。“虽然我说大多数人都是偷窥者,可有些偷窥者——就像安德鲁斯事件中的怪人——他们卑鄙至极,”他这样对我说。“这种人随着新科技出现,他将受害者公布在网上,他和我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我只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心存报复、残酷无情。如果我是陪审团一员,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判他有罪。”他坚称自己和安德鲁斯事件偷窥者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我问他既然大半辈子都在侵犯他人隐私,为什么还会这样批评政府为国家安全而开展的情报收集工作。他反复重申自己的监视“没有危害”,因为客人们并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的目的也不是陷害或曝光任何人。他说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爱德华•斯诺登一样,他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雇员,非法地公布了政府文件,里面揭露了包括美国情报部门监听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的手机等等机密。


“在我看来,斯诺登是个揭发者,”福斯说,他还表示斯诺登不应被起诉,反而应因“曝光了社会恶行”受到赞扬。


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揭发者,尽管除了他的两任妻子和我,他没对任何人透露这些信息。我问他哪些“恶行”是他愿意曝光的,他答道,“总的来说,你不能相信人类。多数人撒谎、欺骗,他们是虚伪的。他们私下表现出那一面,却要在公开场合竭力掩饰;他们在公开场合展现给你的那一面则不是真正的自己。”


在他谈到道德问题时,我再次把话题引到了凶杀案上。


“如果我知道那一位女士处于濒死状态,我会马上叫救护车来,”他说。他后来还设想过怎样在不牵连自己的前提下挽救这名女子。“我会说,‘我从窗边经过,听到了一声惨叫’——或是之类的话。”


福斯再次描述了凶杀的当晚,补充了一些我几十年前未曾在日记中读到过的细节:当清洁工在10号房发现尸体时,“我想,天呐,不会吧,”福斯说。他让冬娜去看看那名女子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之后他叫了警察。法医把尸体抬到面包车上时,福斯形容说“我感到一阵不舒服,告诉自己,‘知道吗,我可能要对这件事负责。’”然而,即便承认了自己对这起凶杀案感到自责,他还是没有把自己阁楼上的举动看做严重的不道德行为。


对于杰拉尔德• 福斯的动机,我依然感到困惑不解。将自己见不得人的往事公之于众,有什么好处呢?这可能会很容易让他遭到逮捕,惹上官司,进而激起公愤。他为何会想让自己声名狼藉?《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人》一书中提到,十九世纪的冒险家曾写下长篇自白《我的秘密生活》,但却匿去了自己的署名;而福斯和此人不同,他想把自己的手稿公开给全世界的人,并且他愿意冒一切风险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我看来,福斯和另一个美国人有几分相像,这人也希望让世人看到自己所写下的东西:那就是“炸弹怪客”西奥多•卡克辛斯基。1995年,他用自制炸弹杀害三人、伤害二十三人后,提出若《时代周刊》或《华盛顿邮报》愿意刊登他谴责工业社会的声明,他就答应“停止制造恐怖”。卡克辛斯基的愿望实现了,但他随即就被发现并遭逮捕。他的兄弟通过笔迹认出了他;炸弹怪客就这样因自己写的一份手稿玩脱了。


1995年从杰拉尔德• 福斯那里买下旅馆的人大概不会知道,为何有些客房的天花板上会有纸面石膏板补过的痕迹。2014年,第一家旅馆被一家合伙经营的房地产企业收购,企业老总名叫布鲁克•班伯里,是本地一名开发商。交易结束后的第二天,旅馆的前任主人突然离开了那里,留下一些私人物品和旅馆的一些物件。他们遗留的东西中有一把微型冲锋枪、三个装满的弹匣以及零零散散的子弹。


班伯里的妻子曾想过要把旅馆里的物品捐赠给一家当地的福利机构,然而却找不到愿意全部照收的机构。于是她的丈夫找来了拆屋工,将一切拆毁清空了。不到两周,旅馆就被夷为了平地,一圈钢丝网围栏把这里围了起来。


这就是四个月后,我陪同杰拉尔德和安妮塔夫妇回去时所看到的一切。他们之前并不知道旅馆已被拆毁,安妮塔噙着泪水把车停在了围栏旁。


“看来是什么都不剩了,”福斯一边感慨着,一边打开车门,拄着拐杖走下了车。夫妇两人手挽着手,走过了那扇开着的围栏大门。


“希望咱们能找到些东西带回家,” 福斯说。他缓步走着,低头寻找一两样可以用来留念的物品——或许还能找到一个门把手,一块门牌号呢。然而,拆屋工把一切都拆成了粉碎。最后,福斯弯下了腰,拾起了两块刷成绿色的石头,原来的停车处过道砌了一排这样的石头(他亲手给这些石头绘上了颜色);他还捡到了一段电线,那曾是串成“庄园宾馆”几个红字霓虹灯招牌的一部分。


“可惜了,我们没能早一点来这儿,”他说。“或许还能留下那一块招牌的。”


两人低着头,缓缓绕着那片空地走了十五分钟。天很热,福斯流了很多汗。


“咱们回家吧,”安妮塔说。


“好,”他表示同意,然后走到了门口。“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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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1 02:4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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