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火车上的中国人

源济

看客：火车上的中国人
凤凰图片 2018-02-25

南下北上，东去西往的三十年里，王福春累积了一万多张底片。2001年，他先后卖了三台机器，出版了《火车上的中国人》。那个黑白如薄雾样的年代，终于跃然纸上。编辑/简晓君



在第一辆高铁驶出站台之前，火车一度是中国行进的方式。纤细、闪亮的铁轨，从辽远而不知名的地方延伸过来，摇摇晃晃的车厢载着千差万别的人生，把那个刚松了口气的中国社会马不停蹄地发往下一个时代。而在王福春的身体里，也有一辆不断出发的火车。容纳着混乱、肮脏与性感的车厢，令这位普通铁路职工感到兴奋。




时间倒回至1977年。这一年，借铁路职工身份之便，王福春开始用一台海鸥相机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三十年间从未间断。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民工潮。当时的火车车厢，是一个“打个喷嚏，钱包和孩子就会消失不见”的魔幻之地。王福春时常在车上与小偷不期而遇。“他瞅着我，我瞅着他，他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被乘警铐起来的小偷，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他盯着镜头，有点窘迫和茫然。




车上的偷儿会斯文地把自己的西服挂在邻座的皮包上，等着下车时顺手牵羊。第一趟先找感觉，发现故事就摁快门。走到第三、四个来回时，人家就烦他了。十分钟后，乘警来到王福春面前，要查他证件。图为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位抱着孩子的父亲警觉地盯着镜头，不知眼中压着的是怒是惧。




在车上的三十年不是白白过去的——除了被当成小偷、被警察查证件之外，这期间还发生过许多事情，大部分都被他定格在黑白底片里。“吸毒的，扎了那么大的疤。有些大款在车里做这做那，我都拍过。”图为1997年，从哈尔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一名吸烟的乘客。




上车“搞春运”之前，值乘过上百万公里的老列车长召来一帮列车员，语重心长地训话说：“我们站的地面，是大社会。等下上了车，就进入小社会。小社会，出了事更难办，大家要留个心。”车开了以后，就什么都有了。“卖淫、嫖娼、吸毒、犯法，全在里头，社会有啥它有啥。”——还有一不留神把孩子生在火车上的。图为1997年，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新晋父母正入神地凝视着新生儿。




虽然拍摄时常遭遇障碍，但列车上的事情总归逃不过他的眼睛，包括“列车员是怎么回事”。80、90年代，列车员爱“带熟人”，一趟车超员100%到200%是常有的事。由于旅客众多，停靠时间又短，乘务员会帮忙将旅客“塞”上列车。在这样的车厢里，5米比外面的500米还要漫长。有时候，硬座车厢的人们，端着印有“康帅富”字样的泡面碗，经历半小时的厮杀才接到的一杯热水。




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有过三次乘火车的大潮，王福春都见证过。头一次是1966年的“大串联潮”。从四面八方坐火车上京接受检阅的红卫兵见车就上，一律“免票”。所有的车次都没了发车时刻，人一装满就开。第二次是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潮”，前后持续了三、五年。当时的列车窗户是可以打开的，经停站点的时候，乘客可以下车，吸口烟或者买点当地的特产解馋。每到停站的空隙，知青们就下车，有人戏说，这是监牢里的人出来“放风”。




八十年代，“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新经济政策打破了“圈地为牢”的旧体制，中国农民像出山的虎，涌到有工可做、有钱可赚的富庶之地去。火车成了民工潮的最明晰的见证。浪潮所及，全国没有一条铁路轻松。1995年7月，从武汉开往南宁的一趟超员列车上，门头角落里，一个五六岁小女孩光着膀子，满身汗泥，站着睡着了。




面对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物种迁徙”，当时的绿皮火车远远无法满足其运力需求。铁路部门于是将货车当作客车之用，所谓的“棚代客”列车应运而生。棚车里头没有座椅，也没有厕所，只有少数带有铁窗。整个车厢倒是像一个闷罐，白天闷热如同汗蒸，夜里则是天然的冰箱。用竹席围挡而成的“厕所”，因空气不流通而臭味熏天，仿佛车里装的不是人。图为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当年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如厕不便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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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武汉到长沙的地段，车外高温38.9度，车里干脆就40几度的高温。一位民工没有座位，光着膀子躺在座席背上休息，为了不掉下来，他不得不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虽无立锥之地，但火车上最不缺的，就是随遇而安的民间智慧。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为打发时间，乘客们组了一桌临时牌局。说笑中输输赢赢，不觉得半天过去，车又穿过一个省。




王福春常常在车上听到这样的对话：“还有五六个小时呢，要不玩会牌吧？”对面扑哧扑哧吃着面的人迅速喝完最后一口面汤，说：“好啊！”“老哥来一起玩吧 ， 两个人没意思。”随后第三个人也加入其中，牌局很快就开始了。不爱交际的那位，则窝在一旁，静观对局，车窗凹槽里塞满了他无声的烟头。图为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中铺女青年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娱自乐吸引了上铺和下铺的关注。




1999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卧铺车厢的过道里站满了做广播体操的人。




南腔北调，鼻息相闻，火车就像一系列“特别关系”的集合。那时，长途列车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姑娘坐在你旁边，她困极了，就下意识地靠在你肩膀上睡着了。你虽然也困，但为了陌生的姑娘能睡好，一天一夜纹丝未动，等姑娘醒了，马上决定要嫁给你。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相互依偎的情侣。




至于落实到现实里，周云蓬曾在《绿皮火车》中写过：“一个姑娘在我旁边坐下，很有方向性地叹着气，我心里窃喜，莫非传说已久的艳遇来了？我问她是否遇到什么困难。她说老板拖欠工资，现在身无分文，要回家。我连忙拿出卖唱时别人塞到我包里的饼干、面包，与她分享。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去青海湖的火车。我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说，她有男友了，既然你都把话说明了，两人再一起走就太尴尬了。她要去兰州，我只好去格尔木了。我想最后拥抱她一下……但上车时人很挤，她一把把我推上车，车门就 ‘咣当’一声关上了。”图为1997年，在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途中，一名男青年向对座的乘客展示新婚的结婚照。




如果遇上40小时以上的长途路程，遇到的故事就更宽广了。他留意过火车上的对话：斜对面讲的是一大串不足凭信的、在乡下听来的下流事情。后一排是传销现场，讲成功，金钱，治国平天下。耳朵感到腻烦了，再换个台。9点钟方向，一个姑娘正谈着她那个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她为他买了一桶红玫瑰，不料塑料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也有漫无目的的青年，背着吉他，任意地登上一趟不知去向的列车，向素味平生的人吐露心声……当然，如果邻座是个时刻酝酿着吐痰的赤膊大汉，那么你将什么也听不见，除了他频率极高的喉部扩张声。图为1998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洁白的手套为女青年号脉。




1995年，西宁至郑州，妻子为丈夫按摩。




1999年，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一位刚割了双眼皮的女乘客揽镜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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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从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列车上，各自占了一张长椅睡觉的男女青年。至于那些买不到（起）坐卧票的，就放下矜持，打着赤膊坐在过道上睡觉，时不时发出令人侧目的呼噜声。直到上厕所的人从他身上跨来跨去、推着小车的列车员把他弄醒。那个时代的列车推销员，卖零食用的是对联式的4A级文案，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瓜子花生八宝粥”，横批“来，腿收一下。”等小推车的聒噪声变远了，又再躺下。别着头蜷着腿，安忍如大地。




装满盒饭的小推车，未必能慰藉饥肠辘辘的硬座车厢。上来卖方便面和西瓜的小站村民，给了封闭的车厢另一种选择。




1995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瑟缩在同一条过道而缔结的友谊、共饮一瓶啤酒所带来的热络、分享小桌板的默契，在车厢里比比皆是。运气好的话，遇上不同省份的旅伴，还可以从广州吃到漠河。




1999年，从香港九龙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手捧哈达的年轻喇嘛，他们来自甘南拉卜楞寺。




从兰州到北京的列车上，两位回民在做礼拜，神情虔敬。




在王福春开始“拍火车”的1977年，国民经济复苏，铁路上跑的十有三四是“采购员”。到了80年代，走南闯北的“个体户”和“推销员”开始一统列车。90年代中期开始，富起来的中国人也热衷于去旅游。就这样，不同时代、宗教、职业的人物直接或间接地蓄积在他的镜头里。 1986年，18次特快列车从哈尔滨开往北京。这一年，电视机第一次悬挂在这趟车的车厢里。当时，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全车厢的人都伸脖子看电视。




而在随后的十年，变化陡然加剧。1993年，《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将有旅客10亿人次需要输送”，当时我国总人口不到12亿。速度与卫生成了中国铁路的当务之急。1994年，从沈阳开往大连的列车上，当年的“大款”用上了“大哥大”。




1999年，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一桌乘客插着耳机收看微型电视。 及至2007年4月18号，中国铁路迎来第六次大提速。次年，动车组首次投入到春运大潮之中。很快，王福春上车拍照，电视挂在头顶上，却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乘客们仿佛一夜之间持重了许多，都低着头在网上冲浪。“买我皮带，传宗接代”的广告文案也与时俱进，改成了“手机有电，感情在线。”列车推销员卯足了劲地喊：“充电宝啦，有没有人要充电宝啊？”




1996年，从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列车上，因空调太冷，硬座的乘客用椅套当成被子。那个车厢闷热如蒸笼的年代已日渐远去。




2018年2月1日凌晨，随着第一辆列车驶出，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开始。春运第三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880万人次，其中高铁是主力。经停小站时卖土特产的农民也基本绝迹。而在王福春的眼里，蒸汽机车则像一头喘着粗气的庞然巨物，徘徊在21世纪的门口，说“要不我就不进去了吧”。直到2005年12月9日，王福春把它拍到退出历史舞台。




南下北上，东去西往的三十年里，王福春累积了一万多张底片。2001年，他先后卖了三台机器，出版了《火车上的中国人》。那个黑白如薄雾样的年代，终于跃然纸上。在丹麦展览时，一位荷兰摄影师在久久凝视一幅作品。“他说，这张照片我买了，一张什么照片呢，就是一对情侣躺在一个被窝里头（那张）。”王福春对记者说。




画面里，姑娘眉如柳叶，鬓挽乌云，正深情地望着小伙子。那是一个晨光初醒后的故事。火车穿过漆黑的隧道，他们开始亲吻。有几个隧道特别长，他们就能亲上三五分钟。王福春问他为什么是这张，对方回答说：“中国人含蓄，情感不外露。这张就是中国啊。”那天，他们下了车，卧铺上留下了两个空白，如同一块历史的空隙。只有它知道，那两双年轻的眼睛里，为何会同时闪烁着希望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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