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过年，父母心里苦，但父母不说

源济

曹东勃：过年，父母心里苦，但父母不说 

原创 2018-02-15 曹东勃 大家

独生子女这代人的一系列特有问题，正按照“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去解决”的金科玉律，不走寻常路，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生发诸多新的社会现象。年关将至，在这个人口大流动的时代，“回谁家过年”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两个同为独生子女的小夫妻，回谁家过年，这在十年前大概还是个新问题，每年都有不少“狗血”报道出来。多年前，我也专门分析过这类“回家困境”：独生子女夫妻逢年过节有几种可能。两人共同行动，两地错时奔波，但这里就涉及到先后问题，涉及到时间价值的通兑与换算问题，比如大年三十的一个晚上大约可以换算为几个大年初二、初三的价值？当然也可以采用轮换制，一年一换。也可以三个家庭在一地共同过年。也可以三个小家庭在三地各自过年。每种选择，总有几家欢乐几家愁。

我在做上述分析时，还是单身状态。这些年来，娶妻、生子，组建了家庭，慢慢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

今年，就是我头一回去丈母娘家过年，准确地说，是三十多年来头一次不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过年。这个想法是我父母主动提出来的。原来他们一直把过年这个仪式看得很重，说句玩笑的话，也许真的可以像前面所做的量化，三十一晚值千金，哪怕大年初二就走，守岁必须按照从夫居、从父居的“老规矩”，祖孙三代齐聚一堂，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但是今年年初，家父突然很郑重地对我说，你们一家三口今年到你丈人那过年吧，早点走，晚了的话还要堵车。我和爱人听了，将信将疑，没急着表态，心里琢磨，莫不是客套话，试探试探？

我说这个故事给几个同龄好友听，他们不约而同表示，自己的父母也多少流露出这种情绪。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代际倦怠和交往疲劳，称为独生子女世代父母们的“天伦之倦”。

从传统社会的天伦之乐，到独生子女时代的天伦之倦，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核心家庭，还是三代同堂？

社会学喜欢讲功能和结构，经济学喜欢讲效率和收益。在解释婚姻这种组织形式上，他们是有共鸣的。冷冰冰地来理解的话，婚姻是一种经济互惠组织，是双方当事人执行显性和隐性责任的一份不完全合约。

婚姻的成本是：双方都要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关于个人习惯、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婚姻的收益是：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为繁育孩子提供便利。婚姻的交易成本是：与结婚和离婚直接相关的费用。婚姻的机会成本是：结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单身所获得的福利，离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婚姻所获得的福利。两个人只有在结婚的共同收益大于单身时的各自收益之和的情况下才会决定结婚。

如果说，婚姻的功能在于“承担家庭中资源及利益在代际中转移而不至产生损失的压力”，恐怕主要是自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步入而立之年、进入结婚生子轨道的产物。在独生子女不成其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时，在多生子女时代的中国，婚姻的代际资源再分配功能，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记的。所谓富不过三代，有不少是分出来的。

自古以来，分家析产总是一段婚姻之后的首要步骤。分家在生活层面上的标志，是分灶吃饭，因为“吃人的嘴短”，而分灶吃饭的背后是分灶财政，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特别是目下的代际分裂程度的加深、速度的加快，往往一代人之间，横亘的是两个文明、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鸿沟。两代人勉为整合，难免“文明的冲突”。

社会主义革命，不仅革了地主的命，也革了乡村传统的命。翻身、解放、平等，新的政权直插到底。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业生产的合作规模愈加庞大，早已突破了家庭甚至村庄的界限。工分制的计量方式，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先存在于家庭中的等级秩序体系。家庭“收入”的来源取决于出工、出力，年老体衰的父代逐渐丧失话语权。此外，从理论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养老责任是由集体和国家负担的。因此，分家对于年轻一代是极具诱惑的。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波分家的浪潮是和城市化、人口流动相伴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波分家浪潮是“男拐女”，打工仔在工厂结识打工妹并日久生情“裹挟”回家，再往后一波分家潮的目的地则既非男方所在地、也非女方所在地的第三地。

在流动的年代里，两个青年人在时间上的婚姻年龄差不断拉开，空间上的婚姻半径也空前扩大。这对于生活在现代中国的每一个体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对于治理这个异常复杂国家的人们来说也是不曾有过的挑战。城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在空间上的分离，在“人户分离”背后，其实是传统的“家庭”观念与现代国家户籍管理制度所规定的“户口”观念之间的断裂。

对人丁滋长状况进行统计，自古以来都是国家试图加强基层控制和数目字管理的必要步骤。户是治理视角，家则是文化视角。分户式管理固然有助于分而治之，防止世家豪族坐大进而对政权产生离心力量，但这种核心家庭化的现代趋势，实际上也撤除了传统家庭对于个人的保障与责任。

可是，独生子女却是奇葩的一代人。在“4—2—1”或“4—2—2”（四个老人、一对双独夫妻和一到两个子女）家庭结构下，位于顶端的老年人，其实并不可能轻易抽离自己对子女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这实际上是对“核心家庭”这一公认的现代化后果的某种颠覆。尽管在户籍上的账面状况是核心家庭的，也就是三个户口本。四个老人并未进入法定的户口籍册之中，但他们实际上是以“人户分离”的方式“常驻”小家庭之中，共同或接续发挥着对后者的重要支撑作用。

代际支持，还是服务外包？

最新一期《中国青年研究》刊发了陈辉关于“老漂”的研究，澎湃新闻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对诸多当事人做了视频采访。其实，所谓老漂，就是比照“北漂”的意涵，对老年流动人口跟随子女来到陌生的城市，继续发挥“余热”、“扶上马、送一程”，让子女一代的城市化根基更加稳固的现象。

必须看到，这种支持的根本性质是一种代际支持，而不仅仅局限于城乡之间的支持。现代都市生活的高度紧张和巨大压力，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是刚刚落户的新市民都很难凭借一己之力站稳脚跟，必须仰赖自己的原生家庭，从中汲取支持。

这造就了一种紧密咬合的新型家庭结构和内在关联，一方面是传统家庭伦理中讲究的名义上的天伦之乐，另一方面是现代都市生活艰辛不堪背后实质上的代际支持，而且是举两家之力托举起一个新兴的核心家庭。很多收入颇高的独生子女夫妇，仍然免不了要劳烦双方父母接力式、阶段性地“进城”支持，这又不能简单以“啃老”二字指摘了。

这种新型代际关系之下，也催生出许多新的现象和模式。这里重点分析一个例子：月子会所。

有一段时间，人们是很乐于以举着科学的旗子高声抨击“坐月子”的陋俗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理解为一个社会现象，并将之置于这种新型代际关系之中，恐怕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了。

“月子会所”的关键不在（是否信奉做）“月子”，而在“会所”。月子其实是一个噱头了，并没有多少人还一本正经地坐月子。所以，针对月子来批判，总给人一种战风车的感觉。这不过是消费社会的一种表现罢了。月子中心、月子会所这类新事物其实是一种解脱，是资本介入后把一团乱麻的礼俗、摆不平的家庭内部新型关系结构给消弭于无形，也就是俗话说的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那就不是事儿了。等于是让七大姑八大姨，男女双方家长各方面都满意，不必为谁先谁后、你几天我几天而失衡，大家统统一齐消停一个月。

这一个月，大家都是上帝，都享受顶级服务，哪方家属都与有荣焉，挑不出理来。这就是新型坐月子的本质。当然，这个市场确实也比较混乱，伪科学未必敢大张声势，却也不是没有。里面很多工作人员，一介绍起来都说是知名妇幼保健医院退休的资深护士（长），但真正什么资质，谁也没查验过。毕竟，带孩子、伺候产妇这种事，似乎有点经验的都可以头头是道说出一大坨唬人的道理。话说回来，能解脱一个月是一个月，过了这一个月，“上帝”下野，“小祖宗”登基，新的家庭结构开始运作，全家人就要“终身为奴”了。

服务外包是子代面对复杂的父代干预和代际结构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借他人之口、甚至假科学之名完成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消解。看似是一种话语霸权，但同时又不只是话语霸权，有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成分。

那么问题就在于，在结构的面前，文化或礼俗究竟有多坚硬，又可以抵挡多久？抑或是，究竟是把这理解为科学对礼俗的胜利，一种新时代的“新生活运动”，还是仅仅是提供了对男女双方原生家庭而言都心照不宣的一种“卸责”方式，同时又平衡了家庭代际结构？哪些可说，哪些不可说？什么时候可以外包解决，什么时候又只能依靠父母支持？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父母心里苦，但父母不说

两年前，宜家针对“老年相亲团”出手时，我写过一篇《老人不可怕，就怕老人有文化》，提出一个判断：“这一届老年人真的不一样。我所指的绝非‘老人变坏’或‘坏人变老’之类的刻薄指摘，而是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状态不一样。这一届老年人过上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能够凸显现代化内涵的生活，他们甚至有条件过上某些科幻片所描摹的那种生活，躺在床上，动动手指，通过操控各类机器就可衣食无忧。然而，今天的老年人又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备感精神上的紧张和焦灼。”

撇开家国巨变、社会转折的历史行程给他们刻上的深刻时代烙印和沉重生活影响不谈，仅就代际关系论，他们这一代人“作茧自缚”地创造了一个旷古绝今的独生子女一代，并且在今天不得不“自食其果”地将“溺爱”进行到底。人们常常只看到独生子女这一代本身在未来面对的种种可怖的社会负担——每对夫妇的头上顶着四个老人，这种单一的子女视角，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反过来看，独生子女的父辈这一代何尝不是更加“痛苦”的一代？

他们明明是普遍生于1949年之后、因而是大面积扫除文盲、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甚至较高教育程度的一代人，他们对于养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之前的20后、30后、40后。所以养老院的几张床位、几张麻将桌根本不能“打发”他们：他们有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要满足物质文化需要，还要追求美好生活；他们要去跳舞，他们占领了广场；他们要黄昏恋，他们占领了宜家；他们要养生，他们占领了微信朋友圈。

现在，他们的子女却要用千百年来看待历届老年人的一种固化了的眼光，继续将已经大为不同的他们“打回原形”，要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用他们的孙辈一代，以天伦之乐的名义，要求他们再做五到十年的“牺牲”，把他们困缚于一个陌生城市之中。这种局面是有着更强自我意识和精神文化追求的他们能够长期忍受的吗？

想到这里，我逐渐理解老爸前面要赶我去丈人家过年的心情了，那背后的潜在情绪是真实的：一年到头了，该给我们放放假了，让我们清静清静吧。

只不过，想起小时候奶奶还在世时，他常跟我讲的“我们这一代，无法保证自己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一定保证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这一代，无法确保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但一定确保自己的父母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以及“过年就是要一家团圆，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忍不住眼中一热。

就要开车上路了，写下这些文字，给老两口先拜个年。

本文原标题《“天伦之乐”到“天伦之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