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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特刊》第78期:脆弱的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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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2 01: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脆弱的儿科
201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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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7日,天津海河医院的儿科门诊贴出了一张“停诊”通告,上面写着“该科室3名儿科医生均已累倒,儿科宣布停诊”。以这事件为标志,有媒体称,2017年底开始肆虐了全国多地的流感,成为了压垮儿科的最后一根稻草。截至目前,北京、天津、四川等地医院的门诊情况显示,流感的就诊人数已经开始降低,但因流感暴露出的看儿科看病难、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儿科医生荒等问题,在今冬流感的冲击下再度成为社会和医疗界热议的话题。图为2001年,一名糖尿病产妇在厦门174医院剖宫产下重达5700克的巨大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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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周末》报道,2017年11月19日开始,流感报告数量陡增。一周之后,国家流感中心宣布“流感进入冬季流行季节”。此后,北京儿童医院日门诊量一度破万,儿科医生成了“最忙碌的人”。增加的门急诊量中,大部分都是流感患者。家长们自带板凳、被子和各种玩具,有的凌晨2点带孩子去看病,直到上午11点才见到医生。图为2017年12月26日,武汉市儿童医院门诊部输液室,因输液位置不够,不少家长自行购买撑衣杆做作“挂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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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似打仗,挂号如春运”,流感高峰的到来让儿科医生进入超负荷工作状态。2018年1月7日,天津市三甲医院海河医院发布儿科停诊通知,“因我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目前均已病倒,自今日起儿科不得不停诊,何日开诊尚不能确定,特此通知,请理解见谅!”网友们这才注意到,流感高峰期,儿科医生工作的超负荷问题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图为2018年1月8日,重庆九龙坡区人民医院50多岁的儿科医生杨晓毅在连续工作11小时后,累倒在岗位上,由工作人员搀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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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流感疫情已经逐渐减弱,但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并没有降低。图为2018年1月27日,儿科医生郭佳丽和陈龙纷纷倒下,经过抢救后仍然生死未卜。供图:@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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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似乎是医疗困境中最结实的一个死结:医生收入偏低、晋升不易、工作强度大,人才流失严重,报考人数少……医疗人员的普遍问题,在儿科上体现得更为严重,甚至连遭到医闹的风险,也比其他科室更高。图为2013年4月10日,广东佛山,一位儿科医生的上衣口袋里插着5支笔。因为每天都要填写不同的材料和登记资料,有些材料需要有特点的笔来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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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显示,中国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约为11.8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0.53人,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0.85~1.3人的水平。这还是平均了一线城市的数据——在河南,平均每4870名儿童才拥有1名儿科医生;在内蒙古,每1000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仅为0.17名。2012年7月18日上午9时左右,北京,在儿童医院的建卡挂号中心,家长仍排起了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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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当年全国高校改革中,有关部门以“儿科划分过细”“应与国际接轨”为由,把“儿科”划为“临床学”下,成为二级学科,实际上导致医科院校的儿科系停止招收本科,这被普遍视为当今儿科医生稀缺的主因之一。此后16年,中国儿科医生仅净增5000个。2017年,新生婴儿人数减少,反而成为了减缓未来儿科压力的“好消息”。图为2005年8月29日,安徽合肥早产的四胞胎姐妹在儿科病房首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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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科具有“药品使用率低,小病多,但诊次量大”的特性,学生选择该专业的意愿本来就不强。儿科在众多科室中收入偏低,也间接导致中国多家大型综合医院在过去十几年陆续关闭儿科科室,“大家(有从事儿科医生意向的学生)毕业了根本没地方去”。图为2013年5月2日中午,广东佛山妇幼保健院,排队候诊的家长和患儿把儿科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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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儿科医生在流失;另一方面,儿科医生的招聘非常困难。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的李冰肖医生曾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面试医学生时,她发现没有一个主动报儿科。2013年4月5日,广东佛山,医生通宵值班室的设施较为简陋。值夜班的医生必须在医院住宿,值班室未安装洗澡间,为的是防止医生在洗澡时遇到病人有突发情况而耽误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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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学生愿不愿意服从调剂,他说反正除了儿科,其他科室都可以。”同城的珠江医院,仍然有80岁的老医生在一线工作。招不来人,留不住人,退休医生仍出诊,这三句话形象说明了当前儿科医生极度缺乏的现状。图为2012年6月5日凌晨4时50分,广东佛山市妇幼保健院,排队队伍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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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科这个“哑科”,医生所服务的通常是一群表达不清、免疫力低、用药需谨慎的孩童。医生与患儿通常很难直接交流病情,家长的描述又未必准确,导致风险增加。培养一个合格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十年,而人才培养“断档”加剧了儿科医生荒现状。图为2018年1月9日,广州,9个月大的女婴小妍误吞小部件,发生呛咳,被送到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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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抵抗力最差、最容易生病、最不会表达的人群,却往往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裴洪岗认为,让医生选择远离儿科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儿科的险”。儿童各个器官发育欠成熟,对疾病耐受力低,所以病情变化更快,有些新生儿疾病可以一天内发病导致死亡。图为2015年1月29日,广东深圳一11岁男孩因腹痛入院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回家后病情加重,再到医院时不治身亡。悲痛的母亲情绪失控。供图:陈文才/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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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无法接受孩子病情恶化,也给医生带来了很大风险。图为2006年12月4日晚11时,北京酒仙桥华信医院儿科病房内,一男孩煤气中毒抢救无效。老人自行将已被放入冰柜的孩子的尸体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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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曾发文称,儿科是医界公认的医患冲突重灾区,若他们在与患者家属关系处理上稍有不慎,冲突一点即燃。图为2016年10月3日上午,山东莱钢医院一名儿科医生被患者家属砍伤,其中头部受伤严重,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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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生是刚需,接受采访的儿科医生裴洪岗和林锦都认为,供求不平衡不是靠建几家大的儿童专科医院就能解决的问题。2014年3月19日,福建莆田,两男婴接种疫苗后一死一出皮疹,失去亲子的母亲在卫生院的大厅里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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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得虽好,如果不能给儿科医生合理的待遇,结果只能招到一些其他专业淘汰下来的医生给孩子看病,这个现象已经是普遍存在。”图为2003年8月9日,汤媛的母亲守在医院,在女儿尸体旁边哭泣。当事医生林术涛称怕家属难过,在家属未知情前提下将死婴丢进水池里。当地卫生官员称医生没开死亡证明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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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儿科医生称全国各地都在扩大、新建儿童专科医院,结果发现医院建好后招不到人手,只好一再降低用人标准,结果是医疗质量逐步下降,医患矛盾更激化,暴力事件更多,而每一次暴力事件只会让更多的医学生远离这个专业,加速现在儿科医生的流失,到时候儿童看病只会更难。图为2011年10月26日,佛山南海区红十字会医院一名早产婴儿被当成死婴丢弃至厕所,家属赶到查看后发现婴儿仍存活。院长黄作特地向婴儿母亲刘冬梅鞠躬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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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就诊有个特点,一般去医院的多是一家三口,父母分工—— 一个排队、另一个看孩子;有的家庭甚至全家四五个人一起出动。有些小孩哭闹不止,这也让原本不宽敞的急诊走廊显得更加拥挤和忙乱。图为2015‎年‎11‎月,张彦萍一家人睡在北京儿童医院附近的小隔间里,她儿子乐乐被确诊腺泡状横纹肌肉瘤,她本人也患有癌症。不过相对于日常疾病,乐乐病情是重疾,确实需要更多家人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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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锦称,“儿科对医院创收没有吸引力,所以即使政府号召医院院长发展儿科,医院也没有太多的动力。”而能否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提高儿科看病的价钱,给儿科医生合理待遇?裴洪岗认为,“阻力在政府的医疗定价部门,但同时政府也会顾及民意,所以根本问题还是放开社会办医,增加市场化。”图为2014年5月以来,湖北省鹤峰县中营乡陆续发现311个4至16岁的青少年和儿童患有臀肌挛缩症,被称为“蛙脚”。这些孩子染病为臀部多次注射引发,用于减少注射疼痛的苯甲醇可能是致病主因。救治工作因当地经济困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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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营医院、私立医护机构的发展,更多市民选择了高消费医疗服务。据《北京商报》报道,一所专注于医疗投资公司于2017年上半年发布财报称,得益于儿科的稳步发展,该公司2017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0%。从北京某三甲儿科跳槽到私立医院的黄强医生,称“救活了自己”。图为2012年1月6日,上海浦东桃林路有一家国际月子会所,参照五星级酒店配置,在此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母婴生活设施,最高的档次达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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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黄强医生这类评价,证明了丁香园一篇报道里,多位儿科医生均认为,相比外部的改革,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还儿科医生职业尊严,让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尊重,最终才会有共赢的可能。图为2018年1月4日,广州,晚上12点半,一对父母正陪伴发烧的孩子打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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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9日,四川成都,刘跃辉再次来到地铁站出入口筹款。北川人刘跃辉今年24岁,女儿1岁7个月,2016年12月查出患有L2型白血病,治疗费用需要70-80万。平时在建筑工地上班的刘跃辉工作并不稳定,为了给女儿筹钱,他扮作皮卡丘在地铁站附近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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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2日下午2点,小冰清因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登上了发往郑州的大巴车。母亲去世,父亲患精神分裂症,从商城县吴河乡陈洼村到郑州,1000多里路,7个多小时车程,她不得不自己一人去看病。图为由于患病后免疫力低下,她满脸疲惫早早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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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希望广州小家”2014年开始为前来广州看病的贫困家庭免费提供住所,由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设立。2017年6月24日,广州,每隔一段时间,李姐会为小家的小朋友举办生日会,有时,生日会也会演变成“出院会”,欢送疗程结束、病情好转、出院回家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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