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中国家庭精神创伤的代际传递

源济

尼德罗：中国家庭精神创伤的代际传递 

原创 2018-01-30 尼德罗 大家

年关将近，本该筹划回家过年的事宜，媒体却曝出一位曾经的地级市高考理科状态、北大生物系高材生12年没有回家过年，拉黑父母6年的新闻。这位化名王猛的受访者今年34岁，他在所写的15000字的长文中，详细回顾和反思自己与父母糟糕关系的始末，引发了不少同龄人的共鸣。

在长文中，王猛一步一步说明了自己的人生是如何被父母控制和毁掉的。例如，幼儿园举办文艺演出要求所有孩子穿短裤，当年王猛的母亲因为担心孩子着凉而坚持给孩子穿长裤。以这样的方式成为全场焦点，孩子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到了初中，因为学校合并，成绩优异的王猛想去更好的中学，但父母以“太小不能骑车”、“受不了好学校竞争”等理由多次拒绝孩子的要求，并对孩子在学校遭到欺凌置若罔闻，甚至要求孩子“要学会跟有问题的人交往”。

高考之后，王猛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在一场被迫出发的旅行中，父母一味的炫耀孩子和糟糕的社交方式，使得旅行变成一场创伤。王猛自己回忆那场旅行，几乎让他窒息。之后尽管上了大学，但是父母凭借着各种社会关系，委托多位亲戚朋友照顾王猛，最终却让王猛付出“惨痛代价”。王猛自己回忆道：大一一年体重下降了12千克，至毕业时下降了16千克。此外，他也得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王猛是敏感之人，许多细节描绘之清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从叙述来看，其父母的许多行为也的确超出了“关心”的界限，这一点也得到了王猛高中同学的佐证。在王猛看来，父母始终没有接纳自己，也没有尊重过自己，而只是把自己当初工具，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在今天，拥有类似想法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否则，豆瓣也不会早早出现“父母皆祸害”的小组，并且队伍越来越壮大。

经典的说法是父母“以爱之名绑架孩子的人生”，一方面，父母是任劳任怨、甘于牺牲的典型；另一方面，父母不明白孩子真正的需求，强行把想法和行动施加给孩子。的确，在很多父母眼里，孩子就是自己的延伸，孩子就是一个“mini版的自己”，孩子在成年之前，就不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所以，父母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就像对待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觉得有尊重孩子意愿是件大事。

在父母看来，王猛考上了北大，翅膀硬了，没办法留在身边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王猛的母亲之所以在毕业旅行期间一会炫耀自己的孩子成绩优异，一会发疯似得责骂王猛，很可能是基于一方面是北大，一方面是远游的矛盾心态而不能自处所致。

王猛的父母都是出身事业单位，学历较高，包括后来委托许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亲戚照顾王猛，这些都表明王猛的父母拥有较强的掌控能力。王猛的父母有掌控孩子的欲望，又有掌控孩子的能力，掌控王猛也就成了顺其自然。

凭借高考走出家庭的王猛，与父母的委托人也爆发了严重冲突，12年来，也与父母处于断绝关系的边缘。为了拯救自己，他选择了申请美国大学心理学硕士的学习，甚至还打算回北大继续读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在长文中，他的分析条缕清晰，论述也算严密，最终把责任归结到父母糟糕的教养方式。他呼吁“我的成长经历决不能被效仿，更不能被遗忘”，并认为这沉重的一切，必须被钉在教育的耻辱柱顶端。

王猛的经历和呼吁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同辈人的集体共鸣，许多人都开始回忆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在客观上，这股思潮甚至汇聚到了“如果不能对孩子负责，就不要生”这一观点上，算是为计划生育部门送上了神助攻。当然，这样表述更凸显的是孩子对于父母这种无法取代的亲密关系糟糕状况的绝望心态。毕竟，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父母，决裂也无法带来好的结局。

不得不指出的是，拉黑父母，与父母决裂，这一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当然，王猛也承认自己敏感、内向、自卑，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我们很难要求他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去修复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决裂并不能真正让王猛得到轻松的生活状态，与父母的关系处理将会影响他今后的人生，而且几乎是每到重要时刻，都会起反作用。

不只是王猛，每一个跟父母无法建立良好关系的孩子都应该明白，在这段糟糕的亲子关系两端，父母和孩子都是受害者。这样说，不是“同理心泛滥”，也不是分析原因时的“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因为父母和孩子的联系太过紧密、唯一，根本没有办法分开处理。亲子关系的修复，必须以家庭为单位，逃避是没有意义的。

更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作为80、90后，在指责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使父母是高学历，但他们也未必拥有在亲子关系方面的反思能力。因为父母身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在做父母时缺乏足够正确的思想资源来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父母。

事实上，王猛也承认“我的父亲在一个缺乏情感交流的家庭长大，极端自卑，而我的母亲作为老幺从小受宠”。的确，父母也是从孩子走过来，他们继承了祖辈的一些精神遗产，并将这样的遗产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

王猛在分析父母的个人性格问题时，轻描淡写了一句“时代大背景权且不谈”。在这里，我必须要郑重指出，决定父母对待孩子方式的不仅仅有他们的家庭教育方式，也包括我们的父母所经历的历史时期。某种程度上，后者的影响还可能更大。

作为5060后的一代，他们所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除了塑造出缺乏自我、善于攀比、努力趋同的性格之外，实际上也受到了许多隐性的社会创伤。这些基于人际关系，基于人情冷暖，基于时代背景产生的精神创伤，会在无形之中投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并传递给自己的孩子。

德国心理学家阿夫·葛拉赫曾做过“纳粹集中营”对受难者内心创伤的研究。他和他的团队发现，这种创伤最多可以持续五六代人之多。许多创伤的表现形式，都是以孩子们的童年阴影继续存在。所以，对王猛来说，他远没有真正走入父母的内心世界，更谈不上了解自己家庭的精神状况变迁历程。因此，王猛需要审视父母，审视父母的经历，并把他们当做受害者来看待。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的朋友黄广明先生写的一本小说《遗产》。尽管《遗产》是一本精彩纷呈的推理小说，讲述的是一起凶杀案解谜的过程。但是，小说同时也呈现了中国家庭创伤的代际传递问题。小说描述的情况与王猛的情形有些相似：小说的女主角和王猛都属于“别人家的孩子”，但他们的内心却都非常自卑，不可名状的低沉情绪常常会淹没自己，而他们都无法获得解脱。他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接收了一笔负向的家庭精神遗产。

可以预见，写出15000字长文的王猛并不会因此而获得更好的人生状态，攻读北大心理学博士学位对改观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帮助。对于当事人来说，最终都需要面对现实，接纳现实。30年前，母亲没有真正接纳王猛，30年后，王猛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接纳现实，接纳自己就是有这样不能理解自己的父母。只有建立在接纳现实的基础上，王猛和有着共鸣的读者们，接下来的努力才有意义。

本文原标题：《糟糕的亲子关系：两代人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