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罗威：欧洲在怕什么？

源济

基思·罗威：欧洲在怕什么？ 

原创 2018-01-19 基思·罗威 大家

撰文/基思·罗威

翻译/陆大鹏

民族主义正在欧洲高涨。这产生的后果，在几乎每一天的欧洲报纸上都读得到：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希望脱离西班牙；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想要脱离英国；英国民族主义者正在领导他们的国家脱离欧盟。全欧洲有很多人对这些事件越来越感到惊恐。

更让人惊恐的，是更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我们考虑一下2017年的事件。在法国，去年春天，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距离赢得总统大选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在荷兰，公开鼓吹种族主义的“自由党”成为第二大党。在奥地利，同样奉行种族主义的“奥地利自由党”成为联合政府的组阁搭档之一。在波兰，去年11月，6万人在华沙游行，高唱法西斯主义的口号，这在仅仅五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德国自1945年以来始终避开任何形式的公开的民族主义，而即便在德国，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突然在去年秋季成为第三大党。

2017年1月21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举行峰会，图中右三为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一切为什么在今天发生？仅仅是欧洲近期经历的经济萧条造成的反弹吗？按照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的说法，人民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会转向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他在《小品警语录》（Essays and Aphorisms）中说：“所有可悲的傻瓜，自己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值得骄傲，最后就会为了自己所在的民族而骄傲。”

或许是因为今天的社交媒体？美国心理学教授尼古拉斯·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说，社交媒体是一个“回音室”，将人们各自的立场放大，并将其两极化。有极端思想的人在今天有更多机会与其他极端主义者串联并互相煽动。

我更愿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民族主义。我始终相信，如果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成为他那种样子，就必须先理解他害怕什么东西。那么，这些民族主义者害怕什么呢？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在那里见到一位斯洛伐克记者，他为一家民族主义报纸撰稿。采访期间，我问他，他在政治层面害怕什么东西，他所在的报纸又害怕什么。他很高兴向我直抒胸臆。他说，斯洛伐克社会受到了威胁；有太多移民来到斯洛伐克，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斯洛伐克的独特文化可能就完了。他特别担忧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对他自己的、古老的基督教传统的威胁。最后，他怨恨欧盟的干预。前不久，欧盟坚持要求斯洛伐克接受一批叙利亚内战的难民，而斯洛伐克政府只同意接受几千难民，并且只肯接受基督徒，于是欧盟批评了斯洛伐克政府。这位记者说，欧盟不应当管这么多；斯洛伐克人应当有权自己决定愿意欢迎什么人、拒绝什么人。

害怕移民、害怕伊斯兰、害怕被外来者主宰。我在欧洲不管走到哪里，都听到了同样的担忧。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都有这样的焦虑。但这种焦虑是理性的吗？

当我听到人们表达这些恐惧时，我不禁听到了过去的回音。拿我这位朋友对伊斯兰的恐惧举个例子：这早就不是新鲜事了。500多年里，从1095年到17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与穆斯林邻国交战。1683年，奥斯曼帝国大举进犯，一直打到欧洲腹地的维也纳城下。每个欧洲人都有这样的文化记忆：他们的祖先对抗伊斯兰的战争。在整个欧洲大陆，这些记忆被保存在故事、画作、教堂和街道名称里。

好几个世纪里，斯洛伐克是基督教欧洲与东方穆斯林国家的边界。所以当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说到现代伊斯兰“侵略”时，我不禁认为，他们受到了上述记忆和故事的影响。伊斯兰对斯洛伐克文化的真正威胁可以忽略不计：今天斯洛伐克境内一共估计有5000到6000穆斯林，仅占总人口的0.1%。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如果相信这么微小的人群是威胁，就非常不理性了。他们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昔日恐惧的回音，它隐藏在国民潜意识的深层。

民族主义者的另一种恐惧——害怕被“外来”势力主宰——也是这样。我们再把我的斯洛伐克记者朋友的焦虑放到历史框架内。斯洛伐克在过去曾多次被邻国主宰。大约900年里，它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1918年它取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之后，又被邻国捷克主宰，后来被纳粹德国统治，最后是被苏联主宰。其实，斯洛伐克真正独立仅仅是1993年的事情。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有时会偏执地担忧自己的国家再度被外国主宰，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欧盟这样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干预，也让斯洛伐克人为自己的国家主权担心。

全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受到类似恐惧的折磨，而这些恐惧是同等地非理性，但同等地情有可原。比如，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坚持说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统治的受害者，而事实上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裕、自治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些人自认为是受害者，这与现代的事实没有关系，而完全关联到过去，因为历史上加泰罗尼亚的确曾经受过西班牙的压迫。同样，苏格兰是英国一个高度自治的组成部分，有立法权，有征税权。但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看来，今天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友好关系不能弥补历史上的不公与剥削。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以及它对脱欧的执迷，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也有很大影响。英国每个小孩在学校里都听过他们的岛国受外来威胁的故事：9、10世纪维京人入侵不列颠，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进犯，英国还与荷兰、法国和德国不断发生战争。我在上一篇专栏文章里讲到，英国民族主义报纸经常把脱欧与1940年英国在敦刻尔克逃离希特勒军队相提并论。上述的所有历史事件都和今天的现实没有任何可比性。但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总是喜欢把不相干的事情作比较。

我们很容易指出民族主义者的恐惧是多么非理性，但欧洲的其他人呢？那些立场较温和的人呢？那些主流政党、文化精英和平凡百姓呢？比方说我这样的人呢？我们对欧洲的未来也有恐惧。他们是怎么说我们的呢？

我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时候在该市的主要剧院参加了一系列公开辩论。参加辩论的人很多，观众席坐满了人。在舞台上参加辩论的有来自全欧洲的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我这样的历史学家，也有哲学家、政治家、小说家、诗人、记者和经济学家。这一系列辩论的题目是“什么东西让善良社会变邪恶？”

很快，大家就有了答案。在我们的辩论当中，我们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讨论的真正主题不是“邪恶”，而是民族主义。辩论的绝大多数参与者自然而然地相信，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疾病，正在欧洲大陆扩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言所说，民族主义是“人类的麻疹”。会议结束时，观众和辩论者都把“邪恶”和“民族主义”当作同义词。

现在回想这次辩论，我不禁觉得，我们讲话的方式有一些非理性的地方。首先，我们一直没有真正定义什么是“民族主义”。今天的欧洲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从奥运会期间人们表达的无害的爱国热情，到很多教会和宗教团体表达的宗教民族主义。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者都属于极右翼。有些民族主义者，比如法国共和党，比较温和。有些民族主义者，比如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实属于左翼。虽然我不同意上述绝大多数群体的立场，但说他们“邪恶”也不对。

其他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也是这样。2016年有超过50%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这些人都是恶人吗？去年有将近34%法国人投票给玛丽娜·勒庞，这些人都是恶人吗？投票给右翼政党的20%奥地利人、13%荷兰人、12%德国人和10%捷克人都是邪恶的吗？我确信这些人都受到了误导，或许是非常危险的误导。但他们是邪恶的吗？当然不是。

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辩论用善恶来衡量民族主义，所以这次辩论更多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恐惧，而没有体现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看到右翼政治家在奥地利当选，我们立刻想到希特勒。我们看到“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大选当中取得很大成绩，我们立刻想到纳粹。欧洲近期经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随后是民族主义兴起。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20世纪30年代。我们没有说出口的恐惧是，今天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也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同样，我们看到今天的穆斯林和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受到妖魔化，我们害怕发生新的种族灭绝。

考虑到我们的历史，我们有这样的恐惧实属正常。但要假装这些恐惧是完全非理性的，也很愚蠢。身为历史学家，我不断提醒自己，虽然今天的欧洲和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有很多相似点，但也有很多不同点。今日的欧洲比那个时期团结得多。我们拥有一些强大的、全欧洲范围的机构，它们缓和了经济衰退的恶劣影响。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和德国今天相处融洽。它们之间几乎完全不可能发生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样暴烈的冲突。今天的民族主义也和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不一样：总的来讲，今天的民族主义更温和。就连最不宽容的政治群体似乎也愿意接受法治。没有人希望战火复燃。对这些群体保持谨慎是对的，但我们还没理由惊慌失措。欧洲仍然是世界的一个非常温和与稳定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辩论得出的结论不是很准确。今天欧洲社会面临的最大邪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恐惧。所有人都会恐惧，不管他们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恐惧会让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作出非理性的事情。对今日欧洲来讲，最重要的教训是克服这种恐惧。

我们的世界在快速变化。新技术、越来越多的移民、新思想出其不意地涌现：这一切都会让人焦虑。欧盟需要找到办法来应对这些变化，但也需要控制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欧盟需要帮助人民更好地面对未来，但也需要让大家放心，他们不会丧失自己的古老传统。欧盟需要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架起桥梁，毕竟60年前欧盟建立以来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希望欧盟能达成这些目标。如果它成功的话，那么也许所有人，不管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能冷静下来。那么也许将来就不需要辩论我们社会里的善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