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秋水：那一代青年人的高贵历千万世而不灭

源济

庄秋水：那一代青年人的高贵历千万世而不灭 

原创 2018-01-18 庄秋水 大家

断腿神父带领孩子们唱起了奇异恩典，歌声缭绕中，沈光耀驾机和敌人生死搏斗，明知煽情之极，那一刻，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2011年，我所在的历史杂志做了一期清华百年特刊。我写过一篇文章，主人公恰好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参军的学子们。读了上百篇当事者的回忆文章，还有一些关于这一段血与火的史料和专著，试图身受感同，体会身处战争状态下的那些年轻人的心境。在警报的尖叫声、炮弹的轰鸣中度日，他们没有回避自己的时代，没有旁观。在这过程中，有壮怀激烈，令人神为之夺；亦有青春陨落，不由肝胆俱裂。

其中，西南联大第一个牺牲的翻译官黄维，最令我感慨系之。

黄维是1939年转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借读生。战时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战区失学青年，联大的不少学生都是从其他大学转来的借读生，一学期或一学年之后，只有通过联大的转学考试之后，才能算是正式的联大生。此举既在特殊环境下保证了莘莘学子能够就学，也吸引了全国众多成绩优异的学生。

在他同班同学的回忆中，黄维是个极优秀的学生。他也是外文系教授吴宓钟爱的学生，师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联大研究《石头记》（《红楼梦》）“石社”的核心人物。当时，吴宓在联大开了《红楼梦》讲座，而且经常亲自跑去听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红楼梦课，联大一时兴起了一股红楼梦热潮。“该社团（石社）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逸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在这种场合，吴宓游刃有余，大展身手。”（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到1941年7月，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他带着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回到中国。被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急需要配备翻译人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了为期两个月的“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陈纳德

第一期译训班70余人，联大学生占了一半。由于太平洋战事爆发，翻译训练班的课程提前结束。1942年1月22日分配工作，联大外文系的同学们大都分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而黄维由于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同空军上尉”（大部分同学是中尉）。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

在1941年12月23日和25日，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中英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和《中英军事同盟》。中国将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缅北的英美军队。远征军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由罗卓英和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官。

吴宓在194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黄维来辞行，随四十七师（参考后来的日记，应为四十九师）赴缅甸。”生性浪漫的老师被触动，也动了从军的心思，“因之宓颇动壮心，欲自效为秘书、顾问之流，随第九集团军或第五军出国南征”，两天后，他又觉得自己的一生，最大职责，是“精神道德之探求及指导，此责任不宜抛弃也”，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滇缅路上，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仰光，抢购城市居民需要的紧俏货。国民政府里的官员也私下做了半个商人，借机倒卖物资。难怪通晓中国人情的联大外文系教授温德会如此批评中国人，“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吴宓日记》1942年3月6日）

吴宓

黄维所在的第六军第四十九师首批进入缅甸，2月初，主力集结于保山、芒市、大理等地，开始入缅。随后，第五军也相继进入缅甸。

1942年4月19日，日军以一个师团从东路进攻，十几天就打垮了远征军的5个师，前进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切断了中路4个师的归国后路。黄维所在的第六军溃不成军，一路狂退。败军撤退，流血漂橹。一位幸存者回忆说：“归国途中，死亡相继，尸体遍野，幸存者身体虚弱，每日至多走20余里。手持木棍，背垮小包，衣衫褴褛，活像乞丐。”（陈启銮：《第96师入缅远征的惨败》）

这与当日在“石社”与众同学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的风雅何啻天壤！ 参军原是血气所至，据同班女生甄露茜回忆，黄维饱经历练，竟造就了一个精神活泼体魄强健的青年。甄露茜也是第六军55师的随行翻译官，撤退时骑着骡子水中跋涉，靠着逃民们剩下的一点陈粮、野菜，才捡得了一条命。5月中，她和黄维短暂相逢，相约同返昆明。

然而，6月17日刚到澜沧江边，甄露茜才知，就在一刻钟之前，黄维和他的爱马渡江时落入水中，被急流裹走。

1945年8月23日，联大外文系为黄维召开追悼会，地点就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译员训练班。深情而浪漫的老师吴宓在会上回忆这个学生在文学上的非凡才华，亲撰了一幅挽联：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

黄维之死，除却为国捐躯给我带来的震撼，尚有在教育上的思考。

2011年我采访过黄维同班同学许渊冲，他也参加了第一期译训班，分到机场当译员。在他回忆中，当年听闻噩耗，机场工作的联大同学们都默念致哀。和黄维一样，许渊冲也是中英文俱佳的优秀学生。这位90岁老人还在继续做着翻译工作，仍然随口顺畅地背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

许渊冲

造就黄维和许渊冲们的教育，是清华外文系的传统。1925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成立，设有英文门、德文门和法文门。1926年，吴宓出任系主任，仿照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中国的情况和需要，由此确立了外文系的培养目标：为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汇通东西方之精神而互为介绍传布。

而自由独立、汇通中西也正是西南联大的灵魂。实际主政西南联大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一直奉行着他的学术自由宗旨。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梅贻琦日记》）联大学生们就是在自由教育之下，造就他们日后在各行业大展身手的心智条件。

梅贻琦

这种自由，又不全是缺少根基的舶来品。许渊冲回忆自己大一时上《大一国文》是何等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大一国文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

在黄维、许渊冲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的是，最好的中国部分和最好的西方部分汇通了，也正是因为此，他们在颠沛流离，自由散漫和忍饥挨饿之下，仍然葆有最充沛的元气和精神。这些在1930年代接受基础教育，1940年代前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无缝对接。在西潮涌动冲刷几十年之后，这代人似乎可以嫁接出最美丽的文化之花。他们真正做到了在文化上“无问西东”，开阔、自信，摘取全人类的文明果实。

在远征军担任翻译官的西南联大助教查良铮（穆旦），曾经写过一首诗《出发》，其中有一句我印象极深刻：“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需摧毁”。黄维们的死国，让那一代青年人的高贵历千万世而不灭，同样也让叹惋一种甫露新芽、生机勃勃的文明可能的夭折。

（本文原标题：《“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