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编辑 | 喜多 撰文|宗波
二战,是上世纪人类的浩劫。
在梦魇散去、伤痛平复的72年后,重回历史现场,面对当年的遗迹,我们要如何看待和把握这一特殊的历史遗产,成为一个复杂的课题。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档案墙
早在1979年,有“死亡工厂”之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引发过争议。作为纳粹德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一处令人生厌的大屠杀场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总会让人心生不适。
1996年,日本广岛和平公园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第二个与二战有关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座建筑的正式名称是“广岛和平纪念碑”,然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称它为“核爆圆顶屋”。广岛市政府在圆顶屋周围建立起“和平纪念资料馆”和“和平纪念公园”,成为二战后日本的重要遗址公园。
今天,法国诺曼底海滩、中国哈尔滨七三一部队遗址也在积极申遗的过程中。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它们?
战争遗产,有人将之称为“负遗产”,它指向人类曾经的罪行或屈辱,是人类的负面教训与集体创伤记忆。人们对创伤记忆的本能反应是——遗忘。二战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对纳粹历史选择了集体回避。
△残存的日本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建筑。
以文学为例,当时德国主流文学学派——废墟文学中,对二战采取了不评价态度,创伤记忆游离在集体记忆的边缘。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大审判为转折点,德国才开始直面过去,清算罪行,对战争作出全面的反思与自省。奥斯维辛也才开始发挥其价值:不仅是罪行的追诉,还是历史的见证与警戒。
一旦直面二战遗产,挖掘遗产的价值,人类又会在此基础上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
△诺曼底的美军公墓,埋葬着在诺曼底战役中牺牲的士兵,一座座十字架整齐排开,向人类宣告自由。供图/DrangonImage
奥斯维辛之后,思想界通过哲学、神学、各种文艺方式,检讨奥斯维辛,将之作为“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对奥斯维辛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挖掘,这一行为甚至影响了思想界的言说方式。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将“奥斯维辛之后”(After Auschwitz)作为一项哲学课题提出来。
奥斯维辛作为一道分水岭,成为考察现代哲学转向的参照系。
△如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参观者不计其数。图为法国中学生在集中营幸存者的带领下参观奥斯维辛。供图/Sipa
有学者评价:奥斯维辛“迫使哲学去重新理解人性,重新理解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重新理解自身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和使命,并因而使哲学在精神气质、思想内容、理论姿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折。”
或许这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奥斯维辛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层原因,也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二战遗产的坐标系。
△这两张照片,几乎选取了同一个角度。七十余年前,被战争摧毁的斯大林格勒的privokzalnaya广场满目疮痍,少先队员像后,硝烟弥漫。如今的广场,则宁静祥和得多,少先队员像重修后依然矗立,见证了这段历史。供图/Sipa
二战遗产不是要彰显仇恨,追诉罪行,而是要人类思考战争的根源,记住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并将之作为人类进化的动力和源泉。从这个角度来说,二战遗产不仅是物质遗产,更是精神遗产。
72年后的今天,不少地区依然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宗教、种族、文化冲突不断,二战遗产的价值凸显。
历史的路标总是指向着未来,或许此时此刻,我们所做的应该不仅仅是纪念和追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