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那些被裁掉的年轻人

源济

年底，那些被裁掉的年轻人 

原创 2018-01-05 卫诗婕 曹彦 每日人物

离新年还有3天，王健林寄予厚望的万达网络科技集团，被媒体曝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据称，此次架构调整将只保留公司职能部门——这意味着超过千人面临被裁员的命运。

裁员从不鲜见。但作为个体的员工，处于行业的神经末端，变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更细微和具体。

2018年伊始，我们找了过去一年中4位被裁员的年轻人，他们都经历了人生中一场闪电般的风波。

文 | 卫诗婕 曹彦

编辑  | 金匝

1

弱小的个人和庞大的机构去对抗，会有胜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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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网科裁员的新闻喧嚣尘上时，我已经办完了离职手续。还有一些同事坚守在岗位上，拒不签署离职协议，为他们的权益做最后一点微小的斗争。

其实早在2017年8月，我所在的部门就被上级领导告知：整个team都会被砍掉。10月份，HR就来约谈了：“不是你工作的问题，是公司业务架构调整。”调整的后果，是包括我在内的上百名员工面临“友好协商离职”的结局。

我们被要求签署的协议强调，是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以“n+1”的形式获得赔付。知道自己无法再多争取什么，更深知个人与庞大集团的对抗是无意义的，我非常爽快地签署了协议，抓紧找起了下家。

当初来到万达是个偶然。2014年，由于父母生病需要照顾，我辞掉之前在银行的工作。等重返职场时，手头有好几个offer：除了银行，还有法国一家互联网公司。我最终选择了万达网科，这家万达旗下的公司当时正立志要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领域做出成绩，有王健林背书，我认为是OK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万达给出的薪酬高于行业三到五成。

现在回想起来，高薪酬下的面试流程简洁得不可思议。上午，一位副总裁面试了我半小时，询问了我的学历、履历、薪资。连薪资审核都没走，下午，面试官就电话通知我：准备给我出offer了。后来我了解到，当时招人非常多，速度也非常快。

更大的震惊在后头。等我入职时，我被告知：面试时遇到的那位副总已经调离了。之前这位副总与我商定，我入职后主要负责支付业务，但现在局面发生了巨变。事实上，直到我离职，我一天支付业务也没有做过。我所在的team被不断地重组、并入其它部门，业务内容也在不停更换。

后来我越发感受到，在万达网科，中层以上领导更换频繁，任免显得过于随意：比如A入职时原本谈好将出任某team领导，可过段时间后，某位副总觉得B不错，就用B替代了A的位置，再过阵子又有高层觉得C挺好，team的leader又变成C。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导致同事之间的磨合成本大大增加。起初几个月，一群陌生人在逐渐了解和适配，等磨合得差不多了，往往领导又换人了。

而不同的领导之间，用人偏好也不同。一个互联网领域过来的副总会认为互联网思维更重要，通常会招许多互联网人过来；但没过多久，副总的职位被另一位重视金融的高层替代，自然会招更多券商或者银行的人。至于前领导招进来的人，就该干嘛干嘛了，可以确定的是，不会得到重用。

公司的疲软，是很早就能感受到的。我们原本非常重视互联网金融业务，想打造一款app，类似于支付宝的支付产品，名字经历了很多次更换，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飞凡”。但公司内部有各种消息，说我们的产品始终找不到赢利点，一直在烧钱。618啊，双11之类的节日，砸钱搞了很多线下活动，很多人薅羊毛，但是推广期过了，就没人再用了。

12月份，裁员达到高潮，规模也到了峰值。据我所知，我所在的部门，所有同事已经悉数离职。坦白说，我很平静，也没有任何留恋。我是上海本地人，有车有房无房贷，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再加上我心态较好，只是把这次裁员看作我工作中的一段小插曲，并没有太多负面情绪。

但我的一些同事，不是本地人，睁眼就要交房租，突然被裁，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裁员发生在年前，这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好时机，对沪漂而言，意味着极大的风险。

那些还在岗位上坚持着的同仁们，无非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和多一些的补偿金，尽管他们非常痛苦——员工之间流传着一份转岗通知，显示公司正利用某些手段逼迫员工：如果不签署协议，公司将把你派往广州、贵阳等地区，工资调整为2800元／月，要求员工3日之内必须到岗。弱小的个人和庞大的机构去对抗，会有胜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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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深夜，我偷偷把竞争对手的单车都给拉走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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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上海的天气已经让人燥热不安了，我刚经历了2017上半年的种种不顺：与朋友合伙开的保安公司倒闭了，自己又生了一场病。等痊愈后，才打起精神再次回到上海，希望找份工作过渡一下，攒点学费，开始下一场事业。

在这家非常知名的共享单车公司，我的职位是调度。当共享单车在城市某一处过度堆积时，我们开着面包车去把它们搬走，挪至需求量大的地方。

我入职时，共享单车市场的激烈竞争正逐渐拉开序幕。上海的投放空间很大，公司大规模扩招，面试流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要能干，就能留下。这份工作在招聘时写的是运营岗位，其实纯属体力劳动。即使我当过兵，身体素质过硬，也觉得工作有些超负荷。

上海的盛夏几乎天天高温，酷热一直延续到初秋。即使在极端高温天气（40度左右），我们的工作量也从没进行过相应的下调。印象深刻的是，有段时间，面包车的空调坏了，驾驶座下边就是发动机，车里的温度可能接近50度吧。那天我喝了两桶1.5升的水，外加两瓶500毫升的饮料，一天下来一次厕所都没上，都是出汗蒸发掉了。

下雨时，我跟同事们又常常被淋成落汤鸡，公司不发雨具，大雨中，我们还得掏出自己的手机对车辆进行扫码，有时手机进了水，操作不灵，漏扫或少扫，都将被扣除相应的工资。在天气情况最恶劣的几个月中，我们的任务额也在不断地增加，从7月时每天100辆，到120辆、130辆……9月份，共享单车之间的竞争到达白热化，各种品牌的车辆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我们那时的单日任务达到了155辆。

那段时间，不同公司之间的员工冲突也是最频繁的。市场趋于饱和，车辆投放空间越来越有限。那时，每天挪车都会遇到竞争对手，有时非常尴尬，只有一小块空地，就看谁能先把自家的车先放进去。都是年轻人，有些性子比较冲，可能会骂一句“我x”，或者踹一脚车，你一言我一语，容易吵起来，甚至打架。有次我同事和别家打起来，最后还惊动了警察，那阵子这样的新闻特别多。

纠纷多了，就开始有记者关注这个事儿。有一天，我老家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找到我们采访，那记者很热情，一口一个老乡，我很想帮帮他，但公司有规定，不能接受采访，一旦透露一点公司相关信息就会被开除；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在电视上露面，让老家人看到我在做这个工作，挺丢脸的，我干这个我爸妈不知道。

那天我心情很郁闷，想到自己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未来又找不到方向，越想越憋屈，晚上就跑去喝酒了，第二天到岗迟了。干完一天后，领导说要扣我的全勤，我就和他求情，他就对我说，不扣也行，那你帮我做件事儿。

按他的意思，我在深夜带着司机师傅，开到一个商区，偷偷把竞争对手的车辆全给搬走，运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扔了。

这当然是很低素质的事情。可我当时为了生活，也没办法。共享单车的运营以地域划分，就拿我所在的上海来说，每个区都有一位区长，负责地域内整体的单车调度。每位区长手下则有六七十名运营人员。底层的管理相当混乱，不同区长的理念、指导风格不同，带出的团队质素也相差很远。

我也没有多高尚，后来10月底，市场完全饱和，领导想找茬开掉一部分人，其中就有我。当时我威胁公司，说要把这里的工作情况爆料给媒体，领导就没有动我。

快要入冬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一大波共享单车正在死去。我所在的片区，陆续有同事离开。就在20天前，由于对于克扣工资不满，我和领导理论起来，发生了口角。都是年轻人，谁也经不起说，领导说“要么扣工资，要么走人”，我负气甩出一句：“不干就不干。”

我就这样离职了。现在，因为交不起房租，只能暂住在朋友家，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在上海呆下去。

但今年春节，我想我不会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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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换血”的同时，我决定永远告别加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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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集团人事部的领导把我叫到会议室，第一句话是：“你代打卡的事，被公司发现了。”

在公司内部，至少在我们部门，代打卡的现象十分普遍，同事们偶尔“互相帮助”，没有人会把这种行为和“开除”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但那天不同，领导坐在办公桌对面，表情严肃，他略带威吓地告诉我，与我“合作”的同事已经“全部交代了”，何时何地帮我打卡，打了几次。 “你严重违反了公司规定……”紧接着，他把一份离职合同推到我的面前。

事后我才知道，当天被“约谈”的同事不下30个，他们的结局都和我一样，主动签下合同，声明“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没有额外赔偿。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我们多少都是带着有些憋屈的心情，开始了各自的2017年。

事后我再回想，这场人事地震并非偶然，它极有可能和领导层的变更有直接关系——大约一周前，我的部门领导A被调离，紧接着，新任领导到岗。几天后，“代打卡”的调查与肃清就开始了。

我当时只能用果断离开来掩饰我的难堪：既然知道自己非走不可，就得阻止了人事部门的进一步盘问，“不用说那么多了，我签”。离职手续闪电般地办完了，我搬着纸箱，一刻也不想多停留，离开公司时，大脑飞快地旋转，思绪却是一片混乱。

入职近两年，其实人事上的微妙我已经察觉了。就拿我自己来说，从来都是跟着我的大领导履新。他调到哪儿，便把我带去哪儿。但这次没有。没有哪位新任领导会用前领导留下的人，他们如同弃子，要面对完全未知的命运。但我又不得不承认，以这样的方式被“清理掉”，一定和我自身的表现有关——我是公司加班制度的挑衅者。

刚加入这家崇尚加班文化的互联网企业时，我特别纳闷，离下班时间已经过去20分钟，可座位上没有一人起身，完成了当天工作的我背起包自顾自地回家了。第二天，同事对我说，干完了活也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我内心嗤之以鼻，在之后的几天，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保持准点下班。

一周后，有领导发现了我这只“出头鸟”，先是谈话，然后用生僻的专业词汇考我，潜台词是：你学得够了吗？还不加班努努力？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人。人跟人的追求不同，看着公司里上至高管、下至刚毕业的年轻人，没有时间与家人相处，更没时间谈恋爱，个人生活完全被工作挤压，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

再看看我们生活的时代，好像只形成了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只有用青春去奋斗，换取未来的薪酬、地位和价值，才算得上是成功，至少在职场是这样。我是这种价值取向中的异类。

离职以后，别的部门风声鹤唳，部门领导纷纷告诫手下，严禁代打卡，一旦被发现将“给予警告”，但不是开除。

我没有在“被离职“的阴影中纠缠太久，开始试着寻找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最近，我和几个朋友承包了黑龙江一个市区的私家菜外卖，让点外卖的人尝到家的味道，是我们的创业目标。坦白说，比起坐在办公室里被迫加班，这样的事业更让我感到存在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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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年了，没有客户说我不好，但我还是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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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哈尔滨农村，2012年的夏天，只身到北京，想为自己谋个发展。来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进了这家公司做房产中介。

在老家时，我干过一些杂活，东北整体经济不行，挣得少，一个月七八百块，连自己生活都不够。还卖过一阵子保健品，感觉那是忽悠人的，一个月干满就辞了。

刚来到北京，感觉真是不一样，房地产行业正在上升期，南边到处都是刚建起来的楼盘，公司也特别好，一切都很有秩序，我只需要穿着西服，坐在办公室里找房源，等一个又一个顾客自己上门，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感觉很充实。

一开始的日子很苦，我在方庄租了一个小二楼的单间儿，一个月400多，只有四五平米，一进屋就上床了。冬天风特别大，窗户漏风，我当时用那种东北用的塑料布糊窗户，但风把塑料布扑开了，半夜把我冻醒了。

但我心里还是觉得，每一天都有奔头。带我入行的师父是个辽宁人，很能担当。带客户看房的时候我就跟着，他负责教我话术。他跟我说，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不能一天到晚想着玩儿。

第一年没挣着钱，我没脸回家过年。除夕夜零点的时候，跟朋友在鞭炮厂放残次品玩儿。那时给父母打电话，心想日子不会这么一直苦下去，得干出一番事业来。

等第二年，每天晚上回去，我都会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5年多的时间，我从A0一路干到A4（不同的职级对应不同的提成），最高是A9，一级一级往上升。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这样的成就感，感觉自己有一个持续的目标，也眼看着我们公司做到了行业内数一数二的品牌。当时说实话，我们确实很高傲，根本瞧不上其它公司。一个小区里如果说有4套房子要卖，我们公司就能卖掉其中的3套，当时就做到这种程度。

但情况在16年底至17年初发生了变化。半年内，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楼市的政策，我们的交易量大幅下跌。从2017年开始就能明显感受到，来看房的人少了。于是领导抓量化抓得特别紧——量化是行话，就是即便市场不好，也要带人看房子。

人都不买房，中介也得继续上去硬拉——你看房子吗？留个电话，那就算带看房了。但我不愿意干这些，这不是骗人吗？

量化达不成，领导会问怎么办？有同事出招，去小区里边插房源纸，就跟发传单一样，往业主门儿上插。还有人承诺了，干不到多少业绩，我就离职。但我从来没给过领导态度，我认为我不拿底薪，赚的是我的提成，没必要这么逼着我。

到了2017年的冬天，我被逼得也不行了，就做了一次假量化——那真是我5年多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假。我报了一个假的手机号码，谎称带客户看过房了，结果被公司发现了。

实际上，今年没有中介不做假量化。原本不至于被开除，刚好公司又来了一个客户，我带他去看房，也做了记录，但后来对方不认，公司再次认定我做假量化。按照公司的规章，两次触犯黄线就累积成一条红线，要被开除。今年我所在的片区，就我所知，至少有5个资深中介，因为这点原因被撸下去了。

我也求过情，跟领导说，你怎么罚我钱都行，甚至扣我积分，把我扣没了都行。但是公司一点情面不讲。我只好自己递了离职申请。

刚离开时，眼泪都要下来了。说实话，我真把这份工作当自己家来维护了。走到哪我都说这个行业好——这么多年的青春都放在这里了。

现在，我又回哈尔滨了。收入和之前没法比，以前在北京，平均下来一个月是15000元，现在一个月能有5000元就不错了。心里还是有不甘，到现在我还在探前领导的口风。

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回去。虽然那里也伤透了我的心。但你要知道，还差一个月，我就在这里干满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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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