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安娜得到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机会——给法国一家图片社做摄影记者,她又回到了北京。一回来,安娜就去了“河酒吧”,那时的“河酒吧”店面扩大了一倍,但店里还是她熟悉的人。
张玮玮注意到,这次回来,安娜的手里多了一台相机。“我那时没事就去‘河酒吧’待着。这么好的演出都不要演出票,当时都是点一杯喝的,我又不喝酒,所以就完全不花钱,坐在那儿听他们唱歌,拍下他们做音乐的故事。”安娜说。
一开始,安娜只是拍一些排练、演出的照片,但拍着拍着,她觉得“要有一个完整的东西”,从那之后,不管去哪里,做什么,她都一直带着相机,“我去了他们每个人的家,想看看他们家里是什么状态。”
万晓利的家。 图/三影堂+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张玮玮的家里特别干净,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小河也是这样,他家是一个排练室,事情都一二三条列好了,清清楚楚。”安娜对万晓利的家印象很深,“他是带着妻子女儿来北京的,需要养家。他特别特别低调,不多说话,我们没怎么说过话。但他那个时候特别瘦,我感觉作为音乐人真的吃不饱。”
“我的房间特别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堆乐器,其他什么都没有。”在张玮玮的印象中,安娜很会收拾,把他的被子卷了卷,堆在床边。大家往那一靠,就变成了一张沙发。
就是在那里,安娜拍下了张玮玮拉手风琴的照片。当时,张玮玮正在练琴,整个人完全沉浸在曲子的情绪里。安娜走进来看到这一幕,按下了快门。
张玮玮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图/三影堂+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玮玮都把那张照片用作演出的宣传照。看到那张照片,他就觉得很安静,“如果能让我选择一个样子这辈子永远不变的话,就是照片里的那个样子。”张玮玮说。
那时,安娜和这些还在地下的民谣音乐人几乎整天泡在一起。她听他们唱歌、和他们聊天,给他们拍照,大家彼此熟悉到张玮玮一度觉得安娜的相机是不存在的,“那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一直背着手风琴一样。”
他们也拿安娜当家人。有一次大家一起去长城,有人朝安娜喊“八国联军”,早已习惯了被人盯着看的安娜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张玮玮不干了,冲了上去,“别这样,干吗呢?”结果被人追着骂了一路。
安娜觉得,这批音乐人和自己很像。他们从外地来到北京,没有固定的工作,总被人称作“北漂”、“盲流”,但也正是和这群人在一起,让安娜在中国第一次有了归属感。“大家一起做饭,一起交谈,就像融入了一个大家庭,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新鲜的,充满活力。”
2003年的大年三十,小索组织不回家的朋友聚在“河酒吧”一起过年,安娜也去了,拍下了很多疯狂的瞬间。她本来不太把中国年当回事,但从那次起,她第一次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节日。
那天晚上,大家把酒吧关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围着一起吃饭、喝酒、唱歌,一整晚都没有间断。最后大家头顶着头,手搭着肩,围成了一个圈,跟着音乐原地转圈。转一圈,扑通一下栽倒一个人,继续转,扑通一下又栽倒一个。
“我们这么一帮朋友在一起也挺难的。”安娜提议大家一起去三里屯的一个老照相馆拍照留念,“我跟师傅说,我付钱,但是是由我来拍。我先给大家拍了合影,再单独拍照。我先让他们闭眼放松下来拍一张,然后再睁眼拍一张,最后整理到一起,我说这是我们的小家庭。”
2003年春节,安娜在三里屯照相馆为美好药店乐队拍下的合影。 图/三影堂+3画廊,©安娜伊思·马田( Anaïs Martane)
那阵子,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后一起到法国找一个小镇,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这么些人,谁都喜欢,就一辈子待在一起。”
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非典来了,北京大街上人心惶惶,那年夏天,“河酒吧”倒闭。
“关门以后我们都乱了,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在哪儿做音乐。那段时间,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安娜说。很快,野孩子乐队解散,张佺去了云南,张玮玮去了新疆,只有小索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