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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人物] 杨渡:余光中曾参与的文学论战如何改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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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7 01:1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杨渡:余光中曾参与的文学论战如何改变时代 

 2017-12-15 杨渡 大家


1976年4月,刚刚接办《夏潮》杂志的苏庆黎约了陈映真出来见面,她有重要的事想请教他。


当时的台北还没有什么咖啡店,他们也不敢约在冰果室,只能满街散步,边走边谈,以避免被窃听。


陈映真刚出狱不久。他是知名的小说家,在文坛早有盛名,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之后,迭有佳作。然而,1960年代中期,他的小说逐渐从早期伤感的浪漫主义,失落的理想主义,向反讽的、写实的风格开展,他的思想也走向现实主义。1966年之后,他受到一位日本友人的帮助,得以大量阅读理论书籍和来自大陆的消息,而有一种“必欲付诸行动”的热血,和朋友组织了读书会,最后竟因被读书会的朋友出卖,1968年被逮捕入狱。当时像他这种“叛乱”的罪名,必然死刑。幸好有一位难友与蒋家有亲戚关系,他因此幸免于一死。1975年,蒋介石过世,才特赦出狱。


他是一个随时被监视的人,苏庆黎找他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他们沿着大街小巷缓步而行,随时注意后面有没有跟踪的人。想不到,苏庆黎提出来的事,危险更高。她说:“我们来办一份社会主义的杂志。


陈映真讶然问:“你神经有没有问题?”


苏庆黎于是开始叙述自己的想法。


《夏潮》杂志原本是精神科医生郑泰安所创办,学习《读者文摘》式的风格,但办了两期就办不下去了。他就找了苏庆黎来接手。苏庆黎在大学曾办过校刊,帮一份党外政论杂志《台湾政论》写过文章,1975年《台湾政论》被查禁后,台湾就没有政治性刊物了。苏庆黎是郑泰安的前妻,虽然离婚了,还维持着朋友的关系,她也有办杂志的理想,就决定接手。但她不想再继续政论刊物的模式,想创造一种新的思想的、文艺的刊物,而背后的思想根底是社会主义,就来找陈映真。


陈映真被说动了,决定全力协助。苏庆黎明也找了陈明忠,一个参加过二二八的学生突击队队长、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代被逮捕的老政治犯。他和一些老政治犯有连络,他们出狱后散落各地,即使面临生活的困境,但只要“老同学”(老政治犯总是如此互相称呼,以纪念他们是“绿岛大学”的同学)有需要,每个人愿意出钱出力,赞助反抗运动。陈明忠向这些白色恐怖时代的老左派去募款,即使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像许金玉这样在屏东的乡下,制作咸蛋,艰难的自谋生计的老同学,也尽量凑钱来支持苏庆黎。


陈映真则为苏庆黎介绍《文季》的作家朋友:尉天骢、黄春明、王拓、王祯和、蒋勋等。再透过正在收集台湾文学资料的李南衡介绍,认识了一批年轻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林载爵、林瑞明等。而淡江的王津平则不仅自己常常来当志工,参与编辑校对,也介绍了李双泽、梁景峰。再结合《台湾政论》时认识的党外、学界朋友,写作队伍相当强大。


1976年7月,在苏庆黎手上改版的《夏潮》可说集结了当时台湾文化界的精英


苏庆黎,1946年生,她长得眉清目秀,白晰娇小,读台大哲学系,在国民党的教育体系下长大,所有左派的书籍和思想,早已在图书馆、校园里被清除到近乎绝迹,怎么会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呢?


她的名字就是答案。她的父亲叫苏新,1907年生,台南人,因抗日被台南师范学校开除,转赴东京读书时,加入台共。1929年回台后,到宜兰从事伐木工作,在林场和矿区,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日本逮捕全台共产党人时入狱,坐牢12年。1943年出狱后,和狱中难友萧来福的妹妹萧不缠结婚。1945年台湾光复后,他转到台北,担任《人民导报》《政经报》等的编辑记者。1946年,生下一个女儿,为了记忆台湾光复这历史的时刻,他帮她取名“庆黎”,庆祝台湾的黎明。可惜不到一年,二二八事件爆发,他因牵涉甚深被通缉,只得带着妻女流亡上海。但当时上海的国民党也在追捕,他只能依组织的要求,去香港和谢雪红会合,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了不让妻女随着他亡命天涯受到牵累,他请朋友带回台湾。


苏不缠带着苏庆黎回到台南,为了生存,只有再回到医院,继续以前护士的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她把女儿托给妹妹一家照顾。而妹妹非常疼爱苏庆黎,让她学钢琴、读艺术书,总是带着她去到处逛。有时在街上碰见穷困的人,她也会接济。她总是告诉苏庆黎:世界没有天生贫穷的人,唯有需要照顾的人。


长大后,苏庆黎总是说,是她的阿姨让她变成一个“朴素的”社会主义者。但她从来不知道父亲的下落,直到大学,才知道父亲是苏新,在大陆,却从来也不曾连络过。直到1980年,好朋友李黎去了北京,才代替她探望了苏新。而苏新望着李黎,看了再看,热切的问道:“她长得有像妳吗?是不是有一点像?”他也不曾见过自己的女儿,只有1949年还可以通信时的一张小照。李黎望着那热切的眼睛,只能点着头,差一点流下眼泪。


1929年加入台共的苏新,1947年参加谢雪红二七部队、担任突击队长的陈明忠,1968年因为社会主义读书会而入狱的陈映真,和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苏庆黎,彷佛四代人一脉相承的思想,决定办一份刊物。


资料图:工作中的苏庆黎


苏庆黎虽然长得清秀娇小,个性却非常男子气,大喇喇的抽烟,一根接一根,她的办公室烟雾弥漫,笑声爽朗,隔壁皆听得到,催稿的时候,电话一通接一通。平辈的朋友都叫她苏婆子,年轻人都叫她苏姐。


在她的主持下,《夏潮》杂志集聚了思想文艺界的精英,带动了1970年代台湾思潮。《夏潮》开启了台湾史的研究,重新刊载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如杨逵、吕赫若、黄师樵、赖和、钟理和等人的小说,开启了台湾文学研究。它也开启了国民党历史的研究,如孙中山联俄容共时的左派如廖仲恺等,以孙中山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冲淡左派色彩。


她也参与社会活动:举办了民歌座谈会,找来李双泽、杨祖珺等谈民歌运动;找年轻人到农村、山地、工厂采访,写报导文学。


这是《美丽岛》杂志之前,唯一的一份“党外杂志”,当然非常敏感,备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瞩目。最重要的,它所标举的宗旨“乡土的、文艺的、社会的”,对当时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的乡土文学论战,对台湾的文艺思潮、社会思想与文化觉醒,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在谈乡土文学论战之前,必须先了解台湾在保钓之后,台湾所面对的最大问题:自我认同的危机。


在国际孤立的背景下,台湾失去了原先的身份,它被迫自问;“我是谁?我存在的意义何在?我的未来在那里?”


1950年代后期,政治上的反共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支撑,被现代主义思潮所取代。1960年代的现代文学则以其虚无主义、反工业文明、反礼法体制、存在主义等,否定现实存在的意义,来达到对戒严体制的反抗。


然而,历经保钓运动、国际孤立,让蒋介石所主张的“反攻大陆”意识形态陷入困境,他那一套代表“法统”“道统”的论述也失去正当性,台湾内部陷入苦闷、彷徨、寻找出路的闷局。


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有了结构性的改变。1960年代的进口替代经济政策,成为民间中小企业崛起的契机;而由于农工部门之间的不等价交换,迫使得年轻农民无法在农村生存而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加工出口型经济则为劳工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再加上石油危机之后,蒋经国以“十大建设”投资公共建设,为民间注入资金,再加上充满活力的民间中小企业的崛起,1970年代的台湾是工业化全面启动的年代。


孤立的地位,没落的农村,崛起的民间企业,转型的社会,失去对现实解释能力的旧思想已告破产,在这样巨变的氛围里,人们不正视现实也难。


1970年代的台湾,彷佛一个少年要转型到青年阶段,必然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self-identity crisis)。


心理学上,所谓的“个人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是指“对于自己的一种持续且一贯的自我了解,以及对于自己的一种再认感,拥有自我认同可以使我们在不同的环境扮演不同角色时,了解自己其实还是同一个人。在婴儿期过后,自我认同都一直存在,但是在青少年时,个人的自我认同会有强烈的改变,此即许多书籍常提到的认同危机;青少年的认同危机是一种积极的探寻自我价值以及作人生决定的过程。”


1970年代的台湾正是一种“再认”的过程。它逼使人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从过去被教育的框架中,挣脱而出,再认自我存在的真实与意义。


乡土文学运动,唯有在这样的大脉络下加以反省,才能理析出它完整的意义。


在戒严时代,对政治现实的直接批判既敏感又容易获罪,最容易突破的反而是边缘的领域。那就是文学。


文学上首先发难的是新加坡学者关杰明。1972年,关杰明写出《中国现代诗的困境》、与《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二文,在当时影响力较大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造成轰动。他所批判的不仅是某一个诗派,而是台湾的现代诗的共性:脱离现实,一味向西方学舌,失去民族特色,根本看不出它是中国人所写的诗。


1973年唐文标在《龙族》诗刊发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这个标题,直接点出了台湾自我认同的最大困惑: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


随后他在《中外文学》《文季》等刊出《僵毙的现代诗》《诗诗的没落》和《日之夕矣》,短时间内,他集中火力,炮火猛烈,被文坛称为“唐文标事件”。或者把他和关杰明合起来叫“关唐事件”。


当然,台湾诗界不是没有回击的。洛夫、余光中、颜元叔都出来反击,甚至直指唐文标是“社会运动家”,“是从社会看文学,而不是从文学看社会”。虽然各种讨论最后仍不免回到“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课题,但这一把火已点燃了乡土文学论战的前哨战。


在认同危机下寻找自我存在与创作意义的思想,在其它领域也同时出现。特别是经历过1968年,美国、法国学生运动,以及海外保钓运动的留学生的归来,形成新一波的文化浪潮。


林怀民在1973年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他是台湾第一个创办的舞团,标举的宗旨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舞给中国人看”。而最初的舞码即是白蛇传。1978年,他创作了《薪传》,则是以台湾人祖先渡海来台,经过台湾海峡的黑水沟,历尽千辛万苦,生死挣扎,终于抵达的那艰难的旅程。他使用的音乐,即是陈达。陈达当时已七、八十岁,一个朴素的恒春老歌手,用一把老月琴,用自己即兴编唱的词,唱出台湾先民渡海的苦难史。


林怀民带着这一支舞,在台湾各地巡演,在庙口、在校园,在民间的广场上,有些老人家,带着全家老小来看,看得眼泪直流。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一段历史,是所有台湾人共同的生命经验,却未曾被正视过,呈现过?或者,它触动了自我生命底层最深的感情呢?那感情是什么?


不仅是林怀民,蒋勋在流浪欧洲游学后回到台湾,进入《雄狮美术》也让美术开始介入于现实。他整理台湾美术史,发掘台湾过去的艺术家有过的奋斗,也请陈映真采访吴耀忠,让坐过牢的年轻艺术家自述创作与思想的历程。


而在当时唱着西洋流行音乐为主的西餐厅,李双泽笑问胡德夫:


“你是卑南族人,为什么不唱一首自己的歌?”


林怀民的话最具代表性:“突然之间,我要想清楚自己是谁。”


在美国经历过1968学生运动,参与过保钓的王津平曾回忆说﹕“我整个是在建中被美国意识型态培养长大的年轻人,豁然发现作为台湾土生土长的中国人identity认同的问题,我脑筋里都是美国的价值观,而另外一个理智的声音告诉我,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立足台湾,我要在那里,往哪里走?那时候的困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困惑。”


事实上,在乡土文学论战前,优秀的反映台湾现实的文学作品早已出现了。《文季》《台湾文艺》以及其它文学副刊都曾刊载不少优秀的小说:陈映真、尉天骢、黄春明、王祯和、王拓、钟肇政、李乔、宋泽莱、杨青矗、洪醒夫等皆是。他们的作品面貌多样,刻划主题从农村到渔村,从社会边缘到城市的变貌等,这些作品敏锐的掌握了台湾社会与人心的脉动。其实无待乡土文学论战,他们早已是19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声音。


论战起于王健壮主编的《仙人掌》杂志。1977年4月,杂志刊出王拓、银正雄、朱西宁的文章,分别讨论乡土文学。王拓文章标明《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因为文学中所刻划者,不仅是农村,还有城市社会生活。而银正雄则认为:“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


但真正点燃战火的是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在联合报的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他直接点名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三人,“不辨善恶,只讲阶级”,直接扣上了左派的帽子。这就引起了尉天骢的反击,认为他们在“戴帽子”。但更惊心动魄的是余光中的《狼来了》一文。


他直接表明:“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针对文坛有人批评“戴帽子”,他干脆明言:“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由于文章杀气腾腾,而且“抓头”的比喻明显是要国民党抓人的意思,一时之间,台湾文化界风声鹤唳。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那文章可以变成大兴文字狱的开端。多年后,相关的文学作家都还能背出余光中这一段文字。


那种恐怖的气氛,让文学作家不得不出面写文章自清。尉天骢、黄春明、王拓、杨青矗、叶石涛等纷纷为文应战,试图化解这种肃杀。


但真正对国民党起作用的反而是《中华杂志》的胡秋原,以及新儒家学者徐复观。徐复观直接点明:“关于后者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写此文的先生,也感到这是在给这些年轻人戴帽子,但他认为自己已给人戴不少帽子,则现在还他们一顶,也无伤大雅。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二是反共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一切为人民……难道我们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反共吗?这类的做法,只会增加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长的与年轻人的隔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胡、徐二人的文章一出,才让论战开始平息。


但乡土文学论战的影响却余波荡漾。台湾开始了写实主义文学,也有了正视本土的认知,从国民党的“法统”“道统”之中挣脱而出,新一波的对台湾历史、文化、艺术的寻根旅程,自此展开。


放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上,乡土文学论战只是台湾整个“自我认同的追寻”的一环,包含了乡土文学、民歌运动、艺术自觉、现实主义、社会运动等,带来总体的变革。加上中产阶级的崛起、大量劳工的出现、农村经济的没落、都市的文明的兴起等等,整个台湾社会结构转变,它标志着台湾文化的觉醒。


到了1970年代后期,《夏潮杂志》被查禁停刊后,出现以《美丽岛》杂志结合政治人物而形成的运动,就不是意外的事了。


余光中在“为台湾文学朗读”节目中,杨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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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年前曾经做过访谈节目,与余光中、洛夫这些诗人接触,后来结集成一本《乡愁与流浪的行板》。访谈中听他讲自己的创作过程,朗诵他的诗,觉得蛮幸运。”[余光中访谈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全文]


余光中在“为台湾文学朗读”节目中,杨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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