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们正青春。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杀人。”
这是五十年前的电影《邦妮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的宣传语。
[编注：《Bonnie and Clyde》的电影片名，一般直译《邦妮和克莱德》，还有更普遍的译法为《雌雄大盗》，台版译名为《我俩没有明天》。本文统一为《邦妮和克莱德》。]
这个他们中的男主角，本来可能会是Bob Dylan——至少在1966年时，这部电影的制作人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一度这么想过，毕竟当时Dylan刚换上摇滚外衣，是那时代最铿锵的青年之声。
1960年代，当整个美国社会被翻天覆地地搅动，当流行音乐在声响中不断回荡着青年的不满与困惑时，好莱坞电影圈却依然保守、老化，直到1967年的这部电影《我俩没有明天》吹起了美国电影的革命号角，开启了好莱坞最有创造力的十年。
2.
《邦妮和克莱德》的故事是在1930年代，一对亡命鸳鸯过着不羁的生活，他们抢银行，意外杀了警察，最后被警察所围剿枪杀。
这部电影原本并不被看好。
原创剧本班顿（Robert Benton）和大卫·纽曼（David Newman）不是电影工业内的人，而是Esquire杂志的编辑。这两个文艺青年热爱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尤其是让-吕克·戈达尔的《断了气》（又译《筋疲力尽》）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夏日之恋》（Jules et Jim，又译《朱尔和吉姆》），班顿说他至少看过后者十二遍。对他们来说，“法国新浪潮让我们可以去写更复杂的道德，更暧昧的人物性格，更纠缠的关系。”
《朱尔和吉姆》，1962
1963年，他们读到一本关于1930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时代不法之徒的书《The Dillinger Days》，书中提到一对来自德州的鸳鸯大盗邦妮和克莱德，他们深深着迷于这个故事，想象着如果是用法国新浪潮的风格来拍摄，那么这部片会是《筋疲力尽》加上《朱尔和吉姆》加上美式犯罪类型片的新品种。
他们把这故事改写成剧本，并希望由偶像特吕弗来导演。特吕弗很喜欢这剧本，甚至花了几天和他们一起脑力激荡，但因为没时间，转给另一个法国导演戈达尔。戈达尔也想拍，也是没成。最终特吕弗把这剧本推荐给年轻的美国演员沃伦·比蒂，觉得很适合他。比蒂打电话给陌生的班顿说想看这剧本，半小时后就出现在他家门口来拿剧本，几个小时后就说要买下这版权。
比蒂成为电影的制作人和男主角，找了阿瑟·潘（Authur Penn）担任导演，费·唐纳薇（Faye Dunaway）担任女主角。
邦妮和克莱德电影版（左）与原型人物（右）
彼时他们都很年轻。电影中的邦妮和克莱德帅气美丽，他们虽然抢钱杀人，但不会让人觉得邪恶与坏，反而只觉得他们是活泼调皮、可爱任性——当他们一度抓到德州巡警时，邦妮甚至亲他一下来羞辱他。他们也不像后来的《闪灵杀手》（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1994）中的情侣寻求无意义的暴力和血腥，而只是想追求自由与不受体制约束的生活方式。邦妮和克莱德虽然都是在社会底层，但他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他们可能成为的样子。
原始剧本有一部分剧情是三角关系（想想《朱尔与吉姆》），是克莱德和另一个跟随他们的小子的暧昧情愫，但导演阿瑟·潘推翻了这一段，他认为如果主角作为杀人抢犯又是同性恋，会很难获得观众认同。后来改成男主角克莱德是性无能，让性挫折连结上他对暴力的喜好。
班顿说，“如果邦妮和克莱德是活在今天，他们会是hip的。他们的价值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当然这不是指抢银行和杀人，而是他们的行事风格、他们的情欲、勇敢和有教养的高傲、他们充满自恋的不安全感、满怀的好奇心，都和今日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确，他们所关怀的不只是过去的历史，而更是关于“现在发生了什么事”(“what’s going on now”)。
电影虽然得到电影公司华纳兄弟投资，但他们却不看好，没有积极推广，因为对大片厂来说这像是一部艺术电影。1967年8月电影上映后，得到许多负面影评，票房也普通（但在纽约很好），华纳兄弟在12月中就让它下片。当时最支持这部电影的影评是Pauline Kael在《纽约客》写的，说这部影片是近年来最让人兴奋的美国电影。她是唯一慧眼独具的影评，这篇文章也让她成为《纽约客》的专属影评人。此文之后，也开始有许多正面评论出现。
12月初，《时代》杂志由知名普普艺术家Robert Rauschenberg以《邦妮和克莱德》为本制作了一个封面，标题是“新电影：暴力…性….艺术”。这篇报导承认他们原先给的负评是错的，并且说“不论是对影迷或影评来说，越来越有一种共识是，《邦妮和克莱德》是当年最好的电影，是一个分水岭，并开启了一种新风格、新潮流。”
《时代》封面上的《邦妮和克莱德》
这则报导之后，比蒂希望电影重新上演。次年2月，在奥斯卡金像奖宣布入围名单那天，该片重新在更多戏院上映，影片获得了十项提名，让沃伦·比蒂大大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只拿下两个奖，但《邦妮和克莱德》不仅成为1968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并且成为影史上的经典电影之一。
3.
电影上映的1967年夏天，正是嬉皮文化的高潮时刻，是所谓“爱之夏”。而整个六十年代，是青年世代追求自由、反抗旧体制的时代。在《邦妮和克莱德》中，坏人是警长、是父母，这两个迷人的抢犯以及他们的伙伴则是酷的，是纯真且加上一点正义感的，他们对抗的是老旧陈腐的道德秩序、法律和银行，完全切合时代精神。他们更将犯罪与不法之徒浪漫化，将反抗体制的暴力正当化。
纽曼说，对1960年代的反战世代来说，“作为一个不法之徒是一个很屌的事，不论你是克莱德·巴洛或是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我们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关于如何撼动中产阶级社会，关于如何跟一般守规矩的人说：‘我们不做那些，我们只做我们想做的’。不过我们爱邦妮和克莱德的部分不是因为他们是银行抢犯，因为他们是很糟的抢犯。真正让他们如此有魅力、对社会如此有威胁性的地方，在于他们是美学上的革命者。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最终杀了他们的因素不是因为他们违反法律，而是他们在C.W. Moss（注：跟随两人抢劫的一个年轻人）身上放了一个刺青。C.W. Moss的父亲对他说，我不敢相信你让这些人在你皮肤上画图。我想这才是六十年代的核心。”
片中呈现的暴力是当时好莱坞少见的。这是因为它恰好处于两种体制转换中的空隙：一个是从1930年代就开始采用的旧审查制度，另一个是1968年开始的分级制。所以可以有更多的暴力，且所有人都能在戏院看。
这些暴力画面成为现实的隐喻。在戏院之外的现实社会中，就在嬉皮的迷幻斑斓过后，美国的天空转变成血染的红色。
1967年夏天，几个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黑人暴动，火焰四起。1968年初，越战加温，4月金恩博士被枪杀，6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被枪杀，8月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警察和群众间爆发严重流血冲突。同时，黑人愤怒青年组成黑豹党，白人愤怒青年组成“气象人”，两者都主张暴力抗争，不论是用枪或炸弹。
在拍摄最后一幕邦妮和克莱德被警察团团包围枪杀时，导演阿瑟·潘想到那个夏天的黑人暴动和越南战争。他希望这一幕让人联想到那个时刻的黑暗与惊悚。
邦妮与克莱德的退场
《邦妮和克莱德》这部电影的革命性是多重的，一方面他们不仅响应了那个时代躁动的青年文化，让观众看到片中主角如何对抗传统权威，另方面这部片本身就是一个对好莱坞既有体系的挑衅者。此前好莱坞电影公司最赚钱的是007、约翰·韦恩的西部片、迪恩·马丁（Dean Martin）的喜剧、怀旧音乐剧、或战争片，且大都是老演员主演和重复的剧情。这个工业不鼓励导演个人的自主性与个人风格，也与那个正在剧烈变化的现实毫无关系。
年轻的观众越来越不耐于这样的电影，到1960年代中期票房不断下滑。当摇滚乐早已表达出青年世代的声音与新时代的感性时，他们终于在《邦妮与克莱德》中看到有电影呈现出他们的语言和感受。
这部片成为一份文化与政治宣言。愤怒青年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警察暴力、越南战争，种族暴动。虽然班顿他们在六十年代初期前写剧本时，这切问题都还没那么严重，但确实他们是希望这电影能够反映现实，只是他们当初想的更多是鸳鸯大盗的反叛与浪漫，是超越一般伦理的爱情（三角恋）、以及新的电影语言。
更重要的是，《邦妮和克莱德》解放了大片厂的旧思维，促进了以作者为主导的“新好莱坞”，甚至也迫使影评人进行典范转移。纽约时报原本的资深影评人不断批评这部电影，但他在1968年底被撤换。该报编辑说，“我们需要有人从全新的眼光来理解新的电影”。
那年12月，有同样挑衅社会规范的《毕业生》，第二年有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然后马丁·斯科塞斯、阿特曼、科波拉、乔治·卢卡斯、伍迪·艾伦，他们一一在1970年代拍下美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作品。
《毕业生》，1967
导演阿瑟潘说，“我们不知道当时打中了什么。但在《邦妮和克莱德》之后，一切的墙都倒下了。”
虽然，Peter Biskind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经典著作《Easy Rider， Raging Bulls》中说，到了十年之后的《大白鲨》和《星球大战》这种“大片”，又让好莱坞片厂夺回主导权。当然历史总是曲折地来回，1990年代之后又兴起一股独立电影浪潮，改变好莱坞的美学，但《邦妮和克莱德》的五十年后的今天，又有很多新的墙被树立起来：英雄片、续集、动画成为美国市场最主流的电影。不过同时，新的平台和新的参与者如Amazon、Netflix等又给创作者新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新的晃动年代，既有的种族、性别权力关系正在被激烈地挑战，传统的电影工业模式正在被剧烈地冲撞与重组。一场新的电影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只是战场已经不只是在戏院中了。
(原标题：《青春、爱与暴力：一部电影与一个时代》)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2-15 12: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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