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枕头另一半的归属，捍卫厨房的主导权，提供一个受精卵容纳的器官……这样的工作，母亲干了二十年后被辞退。
和父亲裸婚领证后，母亲生了2个女儿，当了20年任劳任怨的家庭妇女。期间，她偷瞄过3个陌生女人给父亲发来的暧昧短信，在父亲的裤袋里2次搜出房卡和电影票，2次打赢小三击退战，得到父亲示弱4件战利品——1套房，1辆车，1枚钻戒和1只翡翠手镯。
硬碰硬的战争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母亲的尊严，可当这段婚姻的第二十个年头到来时，事情发生了变化。
一
十一月初，父亲给我打了今年的第一个电话。我以为他会问问我的学习情况，或者聊聊他的新工作。可当我拿起电话，他就问我能不能劝母亲和他离婚，还说自己在新公司找到了一个能给他理想生活的女人。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电话那边传来催促声，父亲话没说完便匆匆挂断。
我迷迷糊糊地翻动手机，瞥到了一张老照片，那是我们家为数不多的几张合影之一——那时候，妹妹还没有出生，在农村老家的一片泥瓦墙前面，父亲搂着母亲，母亲搂着我，笑得一脸满足。
母亲当时肯定想不到，二十年后，父亲说分开这件事都要由我代劳。
我的父母是高中同学，父亲比母亲小半岁。从高二开始，父亲就总跟在母亲身边，不仅眼神有些“奇怪”，还喜欢拉着她讨论题目。那时的父亲家境贫寒，其貌不扬，母亲没把他放在心上。
高考落榜后，母亲开始复读，还有了一个暧昧对象，两人约好一起考大学。二次复读后，男生考上大专，母亲再次落榜。在那个高考决定命运的年代，少男少女找对象时多少都看重学历，男生去了学校后，便与母亲断了联系。
这时，失落的母亲才想起一直默默关心她的那个男生，也就是我的父亲。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去亲戚家吃饭，还特地叫上母亲，掏钱买了鲜蘑菇煮肉汤给她喝。这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
其实父亲家里很穷，和母亲家一样是住土坯房子。后来因为伯伯超生，那土房还被推倒了，父亲穷得连学费都出不起，平日里只能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吃饭，瘦的只剩下皮包骨，穿得也大多是大伯剩下的土布衣。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面对城里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们，父亲感到了自卑。那个躁动的年纪，贫穷不能阻挡父亲身体里的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是不重要的。他没有忘记同样贫穷的母亲。
当时的母亲已经放弃读书，前往广东打工。父亲每周都会写一封情书寄过去。信件从北到南，从大陆运往海边，到母亲手上时，信封上总沾着淡淡的海腥味。虽然父亲又穷又丑，但至少是个大学生，这弥补了母亲自己的缺憾。为了让父亲能顺利完成学业，她几次用自己打工的钱替父亲交了学费。
那些发黄了的情书，至今还被母亲留在老房子家中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和户口本、结婚证放在一起。母亲现在还记得当时收到情书的心境，像是白水冲了红酒，朦胧算得上爱情，带着一种温淡的兴奋。
父亲追了母亲两年，到 1994年大学毕业，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错的感情，从开始的一瞬间就在做减法。
网络图 | 电视剧《福斯特医生》
二
他们俩是因为我才不得不结婚的。
父亲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湘潭工作，母亲则在广东一个临海小镇当小学代课老师。只要手头有余裕，父亲就会去找母亲。1996年的冬天，母亲怀孕有了我。我的出现成为摆在父母面前的第一道选择题。
父亲不希望母亲把我生下来，生了孩子就得结婚。可经济困难加上一直分居，父亲对结婚这件事心里一直没谱。直到母亲怀胎四月，他还在劝说母亲流产。
母亲执拗，瞒着父亲把我在肚子里装了七个月。直到临产前一个月，她才辞掉工作，挺着肚子，只身来到湘潭找父亲。因为我是非法出生的，所以得到了“超超”的小名，就是超生的意思。
父亲没有办法，带着母亲匆匆去民政局领证，然后请了几个朋友吃饭，权当婚礼。这就是他们婚姻的开头，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母亲舍不得把我给爷爷奶奶照料，就留在了湘潭。小城市工作机会少，母亲找不到什么能做的事情，就全职在家带我，家里全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收入养活我们三张嘴。我们总是三个人吃两个菜，最好的菜就是一盘肥肉。我不吃肥肉，就着菜油泡饭吃。那时虽然穷，爸妈却不怎么吵架。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工作调动，我们一家人去了长沙。大城市机会多，父亲接的订单也变多，家里的经济情况好了一些，有钱下馆子了。
父亲赚的钱越多，参加的饭局和酒局就越多。那时候我还小，父亲就偶尔带着我去参加饭局去蹭一些好肉好菜。去的次数多了，我发现他的有些同事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还带过小姑娘，长得年轻标致，温柔乖巧。
我把这事儿回家告诉了母亲。她倒不怎么在意，和我说那些叔叔都只是父亲的酒肉朋友，父亲和他们不一样，便继续做家务去了。
过于频繁的酒局让父亲的体重逐渐上涨，脂肪肝相继而来，最夸张的时候，一米七的个头，体重有一百八十斤。他和酒桌上的那群朋友长得越来越像，也开始半夜出去打麻将，母亲不得不凌晨三点起床开门，第二天再继续早起照顾我。她越来越憔悴，瘦成一把，体重只赶得上我爸的零头。
有什么东西是变了，但还说不出口，那感觉就像火灾发生前看到火星攒动一样让人不安。而之后的我明白了，那是钱让人原形毕露。
三
在长沙呆了几年之后，我正式入学。父亲到处跑工程，又需要转去岳阳谈业务。所以母亲留了下来照顾我，他们俩又不得不开始分居两地。
前半年，父亲每个星期都会坐火车从岳阳回来，慢慢地，变成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就算回家，父亲的眼神也总是躲躲闪闪，闲聊的时候总蹦出一些奇怪的话：“你看别人对我多好，你看看你。”母亲觉得有些蹊跷。
有天晚上，母亲给父亲洗衣服，果然从西裤口袋里掏出一张附近酒店的房卡。母亲拿着房卡质问父亲，他说自己是在附近酒店里谈业务。争吵的时候，父亲的电话响了，他毫不犹豫地摁了红色的挂机键，没有看屏幕。
父亲知道是谁在给自己打电话。
趁着父亲上厕所的间隙，母亲拿走了父亲的手机，拨通了上面经常呼叫但没存姓名的号码，一个陌生女人接了电话。母亲很快挂掉，被气得浑身颤抖：“回家第一天，就在酒店里和女人开房谈业务？”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饭桌上没有晚饭，母亲去了老乡的家里。父亲经常出差，家里没有他其实我早就已经习惯，但是家里没有母亲，我和父亲连饭都没法按时吃上。
在我大吵大闹的情况下，三天后，父亲终于主动打电话给母亲承认，那是他在岳阳租房时的女房东。并向母亲承诺，会尽快向公司申请调动，回长沙工作，不再和房东往来。
漫长的婚姻里出现一点瑕疵在所难免。父亲哄哄，递过来一个台阶，母亲也就下来了。只是从那时候开始，母亲的生活就多了一些危机感，开始了后来和父亲长达多年的“猫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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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母亲的朋友都是父亲的朋友，又长期呆在家里照顾孩子，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什么话语权。况且，爷爷奶奶早就表达过重男轻女的不满，母亲手里没有太多筹码。她开始慌乱地想办法，又开包点店，又筹划着生二胎，想尽量让自己有点钱，抑或，给父亲生个儿子。
好事成双就不一定还是好事。包点店正开蒸蒸日上的时候，母亲被查出来怀孕。为了安心养胎，母亲只能把店铺低价转让，就连店里收留的流浪猫，也被套上塑料袋丢在了垃圾桶旁边。
第一次尝试经商的母亲亏了几万，这都成为后来父亲用来抱怨母亲的口实。
四
父亲一开始就不同意生二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正严，被查到的话，需要缴纳十万以上的罚款。二胎的事情，父亲是撒手不管的。
他那时从湖南调往内蒙古工作，剩下大着肚子的母亲和我两个人，在长沙的老房子里东躲西藏，把家活成了没人的模样。我们晚上不敢开灯，靠点根蜡烛就熬过黑夜；白天还要提防着计生委的家访，陌生人的到来往往会让我们如临大敌，吓出冷汗。
终于熬过七个月的孕期，为了落户方便，母亲带上我，坐了两天火车到内蒙古备产。这次，母亲不仅没怀上男孩，还差点难产，剖腹让她元气大伤，腹部永久留下了蜈蚣状的疤痕。黄褐斑慢慢爬上她的脸颊，母亲开始成为父亲口中的“黄脸婆”了。
父亲并没有那么欢迎小妹的出生，孩子让家庭的经济压力陡然上升，而作为唯一有收入的自己工作却并不顺利。公司暗流涌动的人事斗争让他很苦闷，在办公室，父亲甚至都没能为自己争取到一台专属的办公电脑。我亲眼目睹过半夜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瘫倒在在内蒙古的水泥马路上，随手抓过一把黄沙就往嘴里送，还不停地问我和母亲：“这是下雪了吗？”
最后，母亲支持父亲辞职回家，大不了另寻工作。
母亲是想着回家之后，就重新来过的。但父亲马上就以寻找新工作的名义，去岳阳找了之前的那位女房东。父亲从岳阳回来的当晚，母亲的直觉告诉她不对劲，打开父亲手机就看到了他们俩充满性暗示的挑逗短信。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客厅被惨澄澄的黄灯笼罩着，母亲当着我和妹妹的面，把父亲新买的摩托罗拉的手机摔成了雪花屏。父亲恼羞成怒，又捡起来再狠狠地摔了一次。
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就像疯了一样。她偷走了父亲身份证，去电信营业厅查电话记录，又花了些钱，查到了女房东的父母和丈夫。母亲开始没日没夜地打骚扰电话，被拉黑了，就再买一个电话号码。等到有人接听的时候，她就会咒骂那个女人不得好死。
母亲的焦虑和绝望传染了我，我第一次感到这个家快要分崩离析了。我从母亲的手机上抄来了电话号码，攥着小灵通，拨了过去，几乎是绷紧全身力气吼了一句“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爸爸了”！然后匆忙挂掉电话，连对方的声音都没敢听清。
这场争夺最后以女房东的主动退出告终。她被母亲骚扰得没办法，彻底断掉了和父亲的联系。这一次，父亲又回到了母亲身边，但母亲露出的狰狞面目，还是让父亲对这份婚姻的厌倦多了几分。
母亲后来从父亲那里得知，原来女房东的丈夫也包了小三。父亲还开玩笑说：“现今的中年男人，哪个不出轨，不过是逢场作戏。”
这和多年前他那群酒肉朋友的说法，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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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正愁在长沙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时候，父亲遇到了新伯乐，只不过要去广西。母亲吸取了之前异地的教训，决定带着妹妹和父亲同去。而我，就留在长沙读寄宿中学。
借着家乡有一批“农民工”资源，也就是爸妈的兄弟姐妹远房亲戚们，父亲很快发了一笔小财。每天忙着去工厂里检查机器和电路，母亲也在工地上帮忙，给工人们做饭。
在外人看来，他们俩夫唱妇随，情比金坚。但母亲知道，“等我赚到一千万，你就配不上我了，你就自动放弃吧”这种玩笑话，其实是父亲的真实想法。在人前，母亲会故作轻松地笑着反问：“现在就能离啊，为什么还要等。”但人后，就只能躲在车上哭。
“走投无路了就要求我和他一起共渡难关，发财了就把人踢的远远的。难道我对他来说，就是个工具吗？”母亲本以为之前发生的问题多少因为异地，所以她再辛苦都要跟着父亲。但那时候她慢慢清醒了，就算在一起，他们俩除了互相消磨之外，其它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父亲最后还是没能赚到一千万让母亲自动放手，那之后的几年，承包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父亲就辞去了工作，把发财梦寄予在股市上。他读了一摞又一摞的巴菲特研究，都没能杀出重围。新买的房子每月都要还房贷，两个女儿还在读书，其中一个又体弱多病，患上了变异性哮喘，光在不同的医院花去的检查费就上万。
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父亲开始把气撒到母亲身上，每天变着法子给母亲找茬，不过绕来绕去也绕不开让母亲滚出去赚钱。
母亲并非没有想过帮帮父亲。她尝试投资，拿了五万成为了一家汗蒸馆的股东，稍微有空就会去馆里帮着拉客户，收拾场地。但汗蒸馆经营不善，倒闭。后来母亲又注册成为专车司机，开了一周后，发现挣得的收入还远远不如奥迪车的损耗，再次放弃。
母亲自知理亏，往往顶着风湿腰干着手上的活默默承受。实在受不住吵起来，母亲的脸总要被气成猪肝色，然后回房间躺好一会儿，说自己心脏不舒服。
除此之外，父亲还请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拳击手当私人教练。我原以为他不擅长互联网，竟学会了给美女主播打赏。今年6月，父亲还在陌陌上约陌生女子出来看电影、开房。票据没丢，连遮掩都懒得做，母亲洗衣服的时候直接就从口袋里翻了出来。
只不过这次，母亲异常平静。后来借着给妹妹治病的契机离开了长沙，逃离了那个她从未融入，也未真正拥有过朋友的地方。
六
今年十月，我去广东找过母亲和小妹。
母亲又做起了小学代课老师，一如她二十年前做得那样。家中的不动产，有一半都在母亲手里，她早已不缺每月两千的代课费。
吃完晚饭，我和母亲到海滩上散步。我问母亲：“怎么现在又想起来教书呢？”母亲淡淡地说：“孩子大了，总要给自己找些事做吧。”
我踢了踢浪花，又问，“那你和爸爸呢？”母亲想岔开话题，但在我追问下，她总算是松了口。
我这才知道，除去陌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在广西还有一段恋情。在母亲带着小妹来广东治病的时候，父亲还曾把广西女人带回长沙家中。我也想起，那几天父亲特别反常，在家庭群里吹嘘自己把地板搞得干净，还把厕所坏了许久的灯也修好了。
“这让我怎么原谅他？”母亲说。我默不作声，只能陪她走得更远些。
我刚从母亲那儿回来不久，父亲就给我打了要离婚的电话，时间差如此之近，保留着两个人最后一点苟延残喘的默契。
父亲给我打完电话的第二天，他就向母亲提出了离婚。他可能是担心母亲会歇斯底里才希望我给母亲打预防针吧，但我知道其实她早已平静——
“也许归根到底，是我们两个从一开始就不够爱对方。他走的很快，我跟不上，他包容不了我，我也包容不了他。我再怎么退让，也回不到最初的那个时候了。现在，我也只想安静地过日子。”
这场婚姻一晃就是二十年，故事里的各怀心思的两个人，终究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轨道。
作者李颖迪，大学生
编辑 | 马拉拉
狗仔卡
发表于 2017-11-30 11: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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