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了一百年，中国女人好像还不太清楚应该怎样做女人

源济

奋斗了一百年，中国女人好像还不太清楚应该怎样做女人 

原创 2017-11-20 谭山山 新周刊

《那年花开月正圆》《甄嬛传》等大女主剧均未能很好地表达女性自觉。

文/谭山山

 

“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是女人最大的本事，为什么非要削尖了脑袋、累吐了血，跟男人争资源、抢地盘呀？”

 

2015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写着上述字句的一幅海报，引发了网络群嘲。与此同时，各种“女德”班兴起，有些甚至宣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的“四项基本原则”。

 

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在当下中国女性对于自身家庭和职场角色的定位是迷茫的：究竟什么才是女人？你单身未婚，就被称为“剩女”；你是文艺女青年，会有过来人告诉你，“文艺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你是女神，会像俞飞鸿那样被人仰慕；你是女强人（哦，这个词现在不流行了，应该改称“女王”或“大女主”），一直被误解——要么是人人都爱的玛丽苏女王，要么是《穿Prada的女魔头》里注孤生的女魔头；你当了妈妈，就必须把自己武装成“全能妈妈”，还要面对“丧偶式育儿”……做女人，真难呐。

 

东莞的一个女德班。图/文汇网

 

她们把数千年来的女训、女诫，一脚踢在云外。

 

回想百年前成长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背景下的新女性，现代女性可能会感到汗颜：那个时代的女性勇猛多了。

 

1907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并这样写道：“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她鼓励妇女自立：“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一来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她自己则走得更远：“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从日本归国后，她一直穿男装，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她的男装照：穿着西式礼服，戴着帽子，拄着文明杖。

秋瑾（1875—1907）。

 

她的同道者也一样，她们希望摆脱传统女性的身份枷锁，做一个像男性那样生活的女人，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女国民”“女豪杰”。典型代表是当时人称“唐八先生”的唐群英，她1912年、1913年有过三次“大闹”：第一次是大闹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第二次是大闹国民党成立大会，当众打了宋教仁一耳光，理由是他不承认男女平等；第三次是大闹长沙日报馆，因为该报刊登了一名仰慕者称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将和唐群英结婚的通知。

 

当时女权运动的健将们，从服装、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以至于时人评论道：“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可是她们因为学得太厉害，连男性的坏习惯也通通学来。譬如衣服是乱七八糟，不修边幅；谈吐是粗里粗气，开口骂人；行为是奇离古怪，吃花酒，进妓院，都来：这些却不免太过于幼稚。可是她们尽管幼稚，总还是立脚跟在解放的路上：她们把数千年来的女训、女诫，一脚踢在云外。”

 

正是有了女性解放思潮的启蒙，当时的知识女性才有了另一个选择：不再受困于传统大家族和父权，而是出走当“娜拉”。这也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伤逝》等小说出现的背景，虽然这些“出走的娜拉”结局可能不那么理想。

唐群英故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崇“铁姑娘”，要求女性在劳动力和生产力上全面向男性看齐。

 

20世纪初的“女豪杰”在自我定位上以男性为赶超的目标，表现出“拟男”的特征。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国家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建设，此时涌现的“铁姑娘”已经不仅仅是“拟男”，而是在劳动力和生产力上全面向男性看齐，甚至超越他们。

 

以郭凤莲为代表的大寨“铁姑娘”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榜样。1964年，时年16岁的郭凤莲和同龄的二十多个姑娘组成“铁姑娘”队，参与农忙劳动。《人民日报》1965年3月8日刊发的《大寨精神  大寨妇女》赞誉她们像男青年那样猛打猛冲，经受各种考验，还曾单独超额完成割蒿十万斤的任务。

以“铁姑娘”为形象的宣传海报。

对“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些观念的宣传和引导，事实上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开始了。《中国妇女》杂志1949年6月刊将毛织厂织机组女工辛桂兰称为“生产女将”，报道了她在毛织厂开展的新纪录运动中赶超男同事的故事。辛桂兰认为，只有这样，女工才有“说话的权利”。除了“女将”，媒体还经常用诸如“穆桂英”“花木兰”的表达来表扬她们。

 

也因此，那个年代的海报、宣传画以及电影中出现的女性，总是浓眉大眼、脸盘饱满、面色黑红，着装也是中性的，完全不强调女性特征。1979年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里，曾描述后来人们对于“铁姑娘”的印象：“姜昆：‘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李文华：‘这是大姑娘？’姜昆：‘这是二郎神。这样的姑娘你敢喜欢吗？’”

 

虽然在社会角色上向男性看齐，但“铁姑娘”成为“铁大嫂”后，所承担的家庭角色依旧，让她们比男性更累。有一位两岁孩子的妈妈给《中国妇女》写信，吐露自己白天上班晚上带娃的艰辛，疑惑为什么孩子的爸爸看上去完全没有因为有了孩子受到影响。这封来信引发了读者的大讨论，有人建议她“顾大家舍小家”，“对孩子不要太多牵挂”，“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会建设上来”；一个“有七个孩子还在工作的妈妈”告诉她，“关键是有吃苦耐劳的决心”，“善于克服困难”。都认为养儿育女是女性的天职，就没有人提出孩子的爸爸应该分担责任。

 

石油行业的“铁姑娘”。图/产业人

 

去性别化还是追求女性特质？要事业还是家庭？

 

从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里，可以看到人们对“铁姑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上世纪80年代出现“女性回家论”也就顺理成章。

 

有人鼓励女性走出家庭，相应地，就有人呼吁女性回归家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指出，20世纪以来，有过几次关于妇女回家的大论争：30年代一次，80年代初一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次，世纪之交一次。这几次论争固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梁景和认为，还有一个共同因素需要注意，那就是经济和就业问题。如果就业的岗位有限，那么谁下岗？还是女人下岗，让她们回家带孩子吧。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对“女性身份”的思考。80年代，出于对冷硬的“铁姑娘”形象的厌弃，女性知识分子们共同表达了对于自身缺少“女性特质”的疑虑、焦虑甚至不满。在当时的语境下，女性特质被理解为因弘扬“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失去的、却是“女性身份”本质的组成部分。

八十年代的中国街头。图/iFuun

 

去性别化还是追求女性特质？要事业还是家庭？对女性不同角色的理解，由此引发了这两组冲突。90年代出现的电视剧《渴望》和《北京人在纽约》，分别塑造了传统女性刘慧芳和女强人阿春的形象，反映了对于女性角色的不同取向。

 

《渴望》中的刘慧芳，是传统价值观的“贤妻良母”的代表。辜鸿铭说过，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其一生的价值都在于为别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一个真正的中国妇女，并不是没有灵魂，而只是“没有自我”（no self）。刘慧芳就是这样的女性，她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甚至为了成全丈夫和丈夫的初恋而提出离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丈夫王沪生其实是巨婴，被刘慧芳保护、照顾，更像她儿子而不是丈夫。也因此，有心理咨询师认为，男性社会对母爱的渴望，男性的集体巨婴形态，才塑造出刘慧芳这样的形象。

《渴望》中的刘慧芳。

相比之下，《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就不那么受中国男人待见。在他们看来，女人应当将促进家庭的稳定作为最高价值，即便真当上“女强人”，只顾事业抛下家庭是不足取的，能兼顾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才值得肯定。没有家庭的“女强人”更是不完整的。《家庭》杂志1992年第一期刊文《影后潘虹的幸福与苦恼》，描述潘虹的丈夫米家山“生活在明星的阴影下”，他提出离婚的理由是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有多少辛酸，多少缺憾，多少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到的酸辣！”

 

90年代开始发展壮大的女性时尚杂志，则致力于塑造新女性的理想形象。她们应该既成功又幸福，而且必须性感，将自己锻造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至于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打造自己的女性，年纪轻的被称为“宅女”，不再年轻的则被称为“大妈”，沦为群嘲对象。

 

《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虽然近年来流行“大女主”，但她们的成功，本质上仍然是男性视角所定义的。

 

进入21世纪，正如前述，女性对于自身角色定位仍然是迷茫的。某种程度上，情况甚至是倒退。1983年，作家亦舒将自己的小说《我的前半生》的男女主人公命名为涓生、子君，和鲁迅的《伤逝》一模一样，并不是巧合。亦舒想探讨的，是现代版“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她也提供了一个可能——子君和涓生离婚后，变得独立，至于理想的男伴，则是额外的嘉奖，有固然好，没有也活得很好。

到了内地版的《我的前半生》里，罗子君却没有了亦舒小说女主一贯的独立和大格局，安排她爱上闺蜜的男友贺涵则是最大的败笔：她成了仰赖优秀男性拯救或曰“豢养”的弱女子。

《我的前半生》剧照。

 

学者毛尖曾撰文表示，美剧中的女人越来越强悍，“她们不仅摆脱了厨房卧室的‘女性原罪’，不用在‘儿子家长会’和‘国事民生大会’之间心神不宁，不会在‘床笫欠奉’和‘办公室性别’之间纠结，女性的屏幕形象已经进化到，她们不必再刻意去掩饰或中性化自己的身体，她们甚至可以带着蓬勃的身体进入曾经被男性垄断的疆场”。

 

反观中国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虽然近年来流行“大女主”，但她们的成功，本质上仍然是男性视角所定义的，是男性将她们扶上了人生巅峰——《楚乔传》中的宇文玥、《我的前半生》中的贺涵、《欢乐颂》中的老谭、《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的男人们。而这些玛丽苏的设定，偏偏多出自女编剧之手，这就更显其荒谬：男性定义女性的成功，女性必须在男性的凝视下才能体现价值，而一些女性迎合了这种凝视。

在《楚乔传》中，女主角是靠宇文玥（林更新饰演）才走上人生巅峰。

比如，那些号称“灵魂有香气的女子”。让自己“塞进零号礼服、拾掇起一身仙气”，甚至生的孩子“都必须是漂亮而有教养的”是她们的诉求，“要读书也要保持身材，要旅行要插花灵魂要有香气”，让自己活成被男性凝视的风景。《婚姻里，你孤独么？》一文这样写道：“什么时候要孩子合适？心态放空的时候合适：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没人有义务对他负责，我必须独立承担责任。这样，男人的体谅、家人的援手、保姆的帮忙、朋友的问候都成了飞来横福，你忙着感恩涕零地消受去了，哪还有情绪去抱怨孤独？”

 

姑娘，你这是自我催眠甚至是自虐啊！所以，爸爸到底在哪里？

本文节选自《新周刊》5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