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民国时代是面镜子，我们还都是镜中人

源济

田方萌：民国时代是面镜子，我们还都是镜中人 

原创 2017-11-15 田方萌 大家

1998年夏，我刚上读完大学一年级，听说家乡太原有位叫“谢泳”的文史学者，便冒昧地跑去拜访他。谢老师很客气，在堆满书籍资料的家中接待了我。之后几年，他陆续送给我几本他的新作，扉页上的题签总称我为“方萌兄”，让我受宠若惊。他知道我做移民方面的研究，特地将自己收藏的一册1937年版的《世界移民问题》赠予我。谢老师如此厚待一个晚辈，体现了老派学者的作风。从他的为人处世上，我直接感受到“民国范儿”。

第一次见面，谢老师聊了几句便问我：“你有没有听说过储安平这个人？”接着他便给我讲起《观察》杂志——一本民国年间的政论刊物。从那以后，我陆续从他的谈话和文章中了解到民国学人的思想与往事。谢老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他的研究对象也从当代文学转移到了民国知识界。通过爬梳传记资料，谢老师追怀了那个“逝去的年代”——这也是他一部专著的书名。他的另一本文集，取名《教授当年》，比较了民国和当代的学者，“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对学生时代的我来说，他笔下的人物就像天上的星辰，在历史的夜空中闪闪发光，可望而不可即。

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下一代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已经浮出水面，华东师范大学的唐小兵兄就是其中一位。经友人介绍，我们在北京见过一两面，私下有些交流。今年他推出随笔集《与民国相遇》，寄给我一册，也让我这个门外汉受宠若惊。既然一卷在手，我便想看看小兵的写法有何新颖。此书文笔流畅，要言不烦，我几个晚上就读完了。每篇文章的篇幅不长，点到为止，不过也都有趣、有料、有识见。小兵接触的史料很广博，写作时却能取材精到，体现出他特有的眼光。许纪霖教授曾说他一干弟子中，小兵以“敏锐”见长。

《与民国相遇》写到政治家，也写到大学生，最多还是写知识分子。书名改作“与民国知识分子相遇”，似乎更符合主要内容。当然，小兵是不喜欢“分子”这种称呼的，因为“分子”将鲜活的个体化约成了同一的“元素”。民国时期的一个个“知识人”，才是小兵想描写和评说的。

书中一篇文章记叙了著名学者吴宓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经历和心态。当时京城人心惶惶，不少居民逃往外地。吴宓却选择以静制动，还为自己找了个学术上的理由：“……今即使京师有事，使余能于此危境中安稳度过，则能广增闻见，多添知识，事后谈之亦津津有味，且多能掇拾轶闻琐事，为他日著书之资料。”小兵对此评论道：“……危急时刻，尚不忘做历史的见证人，如此吴宓，恍若加缪般的存在主义者，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要体验得最多。”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了一个乱世书生可爱的痴态。

小兵笔下的民国人物，有些经历类似今人，让我多了几分亲切感。例如，他借历史学家陶希圣的回忆，比较了民国时期“海龟”和“土鳖”的待遇差别。陶希圣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那里按毕业院校，分为三六九等：“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可见针对海归人才的优惠性政策，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今天的“土鳖”学者再过一些年撰写回忆录，恐怕也会重复陶希圣的抱怨吧。

最近几年我就教于北京某高校，身份从学生转为老师。再读大师们的故事，仍在仰望星空，可毕竟站高了几个台阶。民国和我的距离逐渐缩短，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则是社会的转变。所谓现代化进程，就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定居社会转向流动社会，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在这四重意义上，民国是中国人全面接触现代性的时代。可惜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起，战乱和运动不断，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在很多领域重启现代化的历程。因此，民国那三十多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有着相似的世相，也遭遇了同质的问题。

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时常处在新旧道德的冲突之中，面对人生抉择就陷入了道德困境。有人像鲁迅一样，将发妻冷落一旁，与女学生婚外同居；也有人像胡适一样委曲求全，接受母亲安排的小脚夫人。由于不存在两全其美的做法，一些人难免将价值冲突内化于自身。比如，历史学家顾颉刚一面批评胡适和傅斯年不照顾母亲，“他们对于学问事业兴味过高了，自然家庭一方面渐渐地淡下去。”另一方面，同一个顾颉刚又曾撰文批判旧式家庭：“中国人只有祖宗的子孙，而没有社会的分子……只逼得人通向‘苟且’的一条路上去。”小兵不禁感慨道：“这真真是一个矛盾体大放异彩的时代！”逢今之世，婚姻自由已经不成问题。何时结婚，是否生子，又成为两辈人争论的焦点，我们也不难观察到许多“矛盾体”。

或许因为今年刚刚成婚，我最喜欢《与民国相遇》中的第三辑文字“情感”，也推荐给妻子和母亲阅读。民国知识人的婚恋往事，有萧公权、陈寅恪等关系和睦的案例，有沈从文、毛彦文等性格冲突的悲剧，有金岳霖这样快乐的单身汉，也有夏济安那样孤独终老的人物。

我最近读到民国女作家凌叔华和学者陈西滢的婚姻故事，两人表面上珠联璧合，实则是对怨侣。据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回忆，母亲常对她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凌叔华将家庭看作累赘，自己若不结婚，当会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在女性权利崛起的今日，如何平衡夫妻关系？这些八九十年前的悲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

凌叔华和陈西滢

民国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今天的人们并不陌生。当时的毕业生数量远低于今日，可也产生了扩大招生后的就业危机。小兵提到1926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这与时下媒体对“阶层固化”的担忧何其相似！

一端是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另一端是青少年的教育机会。前文提到的陶希圣就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上层社会’……”今天，义务教育已然在国民中普及，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又促进社会流动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政策难题。

针对诸种人生与社会问题，各派主义在民国年间纷纷登场，众说纷纭。政治学家萧公权针对当时的言论风气，发出了这样的批评：“……徒知提倡言论之自由而不努力培养自由之言论，则其论亦不免褊狭之病。……吾人试一检时人之言论，其能虚心持平以立说……固不乏其例，而意气用事之谈，褊狭无容之见，亦触目易见。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

如今，主流话语、自由派、新老左派、儒家和女权主义等论调在网络媒体上激战不断，人们随时都会听到各种言论的碰击之声。针对时事的理性讨论不是没有，更多则是政治化的口水战。与民国相比，“褊狭无容”恐怕有过之，“意气用事”确实无不及。

针对这些年的“民国热”，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放过句狠话：“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小兵对此亦有反思：“……（一些作者）将民国说得花好月圆，又如何能够解释民国时期的战乱流离、死难与贫困……”他在书中引用了民初学人杜亚泉的断语“吾侪之社会，乃间接的人将相食之社会。”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看来，民国是个礼崩乐坏的世界——“文官以政权害国，法官以法权害国，武官以枪杆害国，学者以笔杆害国”。这些说法或许属于愤激之辞，却说明时人如何看待社会的黑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与民国相遇》可以看出，小兵着意留心了那些与现实相关的史料。例如，他通过亭子间的上海文人，指陈时局之弊。小兵对民国的研究，帮助他理解了当下；他对当下的关注，也有助于研究民国。不过，我们也应注意，那个分裂和战乱的时代毕竟已经远去，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与和平的世界。在意识形态接近终结的年代，今人也不像民国人那样执迷于政治斗争。

小兵的民国史书写并不是要厚古薄今，而是意在通过历史，“给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灌注一些来自二十世纪的养分”。他认为历史具有“滋养人心之功效”，是建设公共文化的维度之一。如果说《逝去的年代》将往昔作为批判当代的标尺，《与民国相遇》则试图在两者间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回到历史本源，跨越时空交流，为讨论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小兵在本书的“代后记”中表达了一丝担忧：“‘民国热’这两年已然有些退潮的意味，与此伴随的却是公共文化的式微。”因此他尤其关注旧时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如朱光潜的读诗会和《大公报》的作者会，当然也少不了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

记得当年初见谢泳老师，他便建议我要多读古人和洋人的书。在他看来，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享有很好的成才机会，我们这一代也是幸运的。他在一次采访中说：“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如果确有才能，你可以到美国去读书，基本上没有那些压抑你、束缚你的外在的东西。”后来谢老师赴厦门大学任教，我借出差机会找他一起吃饭，他在席间却道“现在的学生都不读书”。如今大学教授的收入已经不低，自由流动也基本实现，可现状并不令他满意。在《与民国相遇》的序言里，钱理群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叹。他曾将希望寄托于七零后和八零后的学术青年，然而事实表明“……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

对于学术和思想发展，也许我们本就不该抱有浪漫的幻想。今天八月，我与爱妻到意大利度蜜月，在佛洛伦萨参观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遗迹。文艺复兴可谓人类文化史上的极盛时期，这样的黄金时代本就很少，需要多种条件的机缘巧合。在绝大多数历史时空中，每一代知识人都享有一些有利条件，也伴随着不同的限制和诱惑。如民国人梁启超所言，我辈“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其他的都不必问。我愿与小兵兄共勉之，也期待读到他的下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