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倾城：有一个孩子被烧死了

源济

叶倾城：有一个孩子被烧死了 

原创 2017-11-11 叶倾城 大家

我有一个最可怕的记忆，那就是：在我小时候上的幼儿园里，有一个孩子被塞到炉子里烧死了。

——这不是真的。我的理性、我的常识都在说。但我童稚的记忆，根深蒂固，无法抹煞。

我是七十代生人，那时，拥有一对双职工父母是一件可骄傲的事。现在被全社会认可的“全职太太”，在当时就是“家庭妇女”“街道妇女”，意味着没文化、没收入、没地位甚至没户口、没粮票，是底层中的底层。

很自然地，我在出生后56天就进了厂办的托儿所。三四岁，就去了幼儿园。我模模糊糊记得，幼儿园离我不远，每天可以自己飞奔着上下学，但我也记得我爸在从幼儿园接我回家的路上，让我坐在他自行车大梁上，教我念唐诗的画面。

那个时代的幼儿园，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儿童集中营，把小孩圈起来给吃给喝而已。不教什么，也教不了，老师多半就是传说中的“街道妇女”，以关系户的身份得到了这一份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职业，看着孩子不死不残，就是她们的本份。

当时班上似乎有几个小男生喜欢乱跑，这大概让老师烦恼了。于是某一节课上，老师问我们，说：“某某这么不听话，把他塞到炉子里烧死好不好？”

小朋友们齐声答：“好。”

“那如果他的家长来接他，发现他不在怎么办？”

小朋友们纷纷举手，站起来认认真真地说：“就说他出去玩了。”

“就说他自己跳到炉子里烧死了。”

如果让我形容什么是地狱，那一刻的教室就是：窗明几净，想是冬天，炉火烧得正旺。老师带着慈祥的笑容，在循循善诱，学生们开动脑筋、集思广益……

而我从此永远记得：有一个小孩，在教室的炉子里被烧死了。放学时候，他家长来接他，同学们仰着天真的小脸，七嘴八舌告诉家长，他自己不见了……

这是我幼儿园生涯中最深刻的一件事。第二件，不清楚是否还是这一位老师。大概是在课堂上，她在讲台上不说话，小朋友们就渐渐燥动起来，有人偷偷下位，有人交头接耳。到后来，大部分都以为已经下课了，开始放肆地下位，嘻哈哈哈、跑来跳去。

这时，她发威了：“我什么时候说下课了？”

大家都罚站。讲台上那么小的位置，居然能塞下几十人，欧几里德再世大概也想不通。

我当时脑子是糊的，对罚站一无所知，光在人堆里挤来挤去的很开心。一不小心挤到了最前面，我吃惊地发现：还有几个同学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按照我们那个时代的坐姿准则，双手背后。啊，他们刚刚没有下位，没有说话，他们像木头人一样，服从温驯。

面面相对的刹那，被罚站的我们是多数，循规蹈矩的他们是少数。那一幕，像演员从幕布里探头出来，发现台下空无一人的震撼。

第三件事是幼儿园开运动会，比跑步，规则是跑到墙根摸一下墙再回来。我拼命地跑，似乎得了第一。但另外有两个女生说：“她没摸墙。”我说：“我摸了。”她们还是坚持：“她没摸，我看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竟然不是被冤枉的委屈，而是被指认是说谎者的羞耻感。

老师接受了她们的说法，并且表示要跟我家长谈一下。我又害怕又害羞，马上就要哭了出来。很奇怪地是，在那个年纪，我已经知道她们和老师是“关系户”。这个词在七十年代的东北，真的大行其道。

在我印象中，这次谈话并未发生。也许老师只是恫吓一下我，也许那天来接我的是我爷爷或者长我三岁的大姐。

总之，当我因为麻疹或腮腺炎不能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很高兴。六岁，我就上了学，小学与幼儿园，似乎是两个方向，我更高兴了。很小心地，我在任何时候都绕开那家“烧死人的幼儿园”，而直到成年，我才明白，我记忆中的死亡事故，其实从未发生过。

到我送小年上幼儿园，已经是三十年后。小年上的是条件优良的省直公立幼儿园，早不是我当年的水准。关于师资、校园环境、课程设置，都没什么可挑剔的，只有一位老师，让人不痛快。

她还年轻，总是愁眉不展。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时，孩子像鸟儿一样飞奔向她，大喊：“某老师早上好。”她皱着眉哼一声，连笑容也懒得伪装。

开始我以为她失恋了，后来长长久久都是这样，我确认了：她就是这样的。

她永远没精打采，对班级事务很少参与。幼儿园每每举行活动，动不动就开放家长互动。小朋友们载歌载舞，吵得震天响，她都尽量站在一角，厌烦之情不断从她脸上滑过。

有一次，在亲子活动之后，还要等半个小时，才是放学时间，家长才能接走孩子，我们就在教室外等。已经非常兴奋的孩子们，好难坐下来，几乎不能保持安静，一会儿就吵得地动山摇，音量绝不逊于建筑工地。虽然是自己的孩子，但这么吵法，家长们也抗不住，一个个面露苦色。她看到我们这样，难得说了句人话。她说：“你们吵这么一会儿就受不了，我们天天这么吵一天。”

从这个角度上，我能理解她：她的觉悟大概就和知乎上喊着“摧毁熊孩子”的年轻人一样，本能地不喜欢孩子甚至厌恶孩子。小孩和小动物一样，吵闹、不讲理、哭喊，对父母来说，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对旁人来说，就是一个一个小魔鬼。

但是，这么不喜欢小孩，为什么要来当幼儿园老师？

答案可能很简单：她没选择。她的学历，她的能力，大概都限制了她的择业范围。她可能也想当外企高管——人家也得要她呀。护士、幼师、保姆，这些照顾人的工作，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职业，有大量学历一般技能一般的女性进入。

唯一的优点是：我们并不怕她会虐待孩子。半个幼儿园都是机关干部的孩子，她敢得罪谁？反过来，我们也拿她没办法：毫无疑问，她能够进入这家幼儿园，也不完全是靠能力或者爱心。

只是，整个幼教行业，有多少老师都像她一样，既不喜欢孩子也不喜欢教育？

我见过满怀教育理念的好老师。

我孩子目前的班主任，在很多年前就去青海支教，她告诉我们，那段日子她觉得最辛苦的事儿就是做饭。是她提到了富尔曼的《儿童技能教养法》，我才找来看。她心中有光，因此脸上有光，令我为之心折不已。

我也送孩子去学过书法，书法教室是夫妻店，其中那位女老师对我说，她一直很怀念青春无忧的时候，她在父亲的书房里，点着香听着经专心临贴，多少次抬起头来，已经天亮。这一幕画面感太强太强，我老记着。

但我也见过许多反例，多半是在各种民办的幼教与培训机构里，大部分是女老师。

何以如此？我至少可以说出两种情况。

一种是曾经的别无选择。

她们成绩不够好。中考时不能进入重点高中，那么——去读幼师吧，这份工作适合女孩子；也有人，在高考时失利，男生可能复读，但你是女生，青春比文凭重要，去读幼师吧。

马云曾经复读三次，俞敏洪也是，但他们都是男人。这社会对女性只留了极狭窄的上升通道，只有最优秀的女性才有资格挤进去。其他女性呢？有多少，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而满怀怨愤？

可以用最苛刻的标准对她们说：谁叫你们不够优秀。

但这世界上，“够优秀”的人永远凤毛麟角，为什么男人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女人没有？

另一种是当今的别无选择。

社会鼓动女性回家做三年全职妈妈，待孩子上幼儿园后重现职场——社会从来没说，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和“关系户”外，三年后，职场的门对她们来说，是几乎推不开的。

我有若干位女友，有很好的教育资历，有很好的工作资历，但是孩子还小，没有老人帮她们带，她们随时因为孩子生病请假。在每个寒暑假，她们都保证不了工作时间和工作进度。更不用二胎政策的存在，她们说请产假就请产假。找工作太难太难，最后她们发现，向她们伸来橄榄枝的，是一些幼教机构、民营学校的兼职。工作时间灵活，收入以小时计，她们的学识，来教教小毛头，是绝对可以的。

她们会是好老师吗？也许。如果她们能够“幼吾幼而至人之幼”。

但多半情况下，对她们来说，这就是“小时工”，钱不多，也没什么成就感。

这是她们的错吗？空读一张文凭，却无法成为某行业的中坚力量。但……大部分男人也不过如此呀，他们能屹立不倒于某行业，只不过因为他们不生小孩。

我善未必能生出善，但恶总是迅速分化繁殖。一群人的别无选择，会很自然地扩大，变成另一群人的别无选择。

对弱势群体的歧视虐待，是击鼓传毒，你以为你逃脱了吗？不，也许你在不经意间，也说过“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你也拒绝过某位女性的求职，因为“女人实在太麻烦了”，你也曾经略尽过绵薄，把一些女性推到了“别无选择”中，推到这社会留给她们的狭窄空间里。

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为此，受到了最严酷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