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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羽戈:胡思杜帮鲁迅接大衣的佳话,可能是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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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6 07: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羽戈:胡思杜帮鲁迅接大衣的佳话,可能是个谎言 

 2017-10-16 羽戈 大家


关于胡适先生,罗尔纲写过两本书,一是《师门辱教记》(1944年),后更名为《师门五年记》;二是《胡适琐记》(1993年),其中谈到胡适的幼子胡思杜——他曾担任胡思杜的家庭教师——称其思想进步,是非分明:


鲁迅在30年代初经常在报上用杂文骂胡适,他们多年不见了。思杜告诉我,有一次,那是个冬天,鲁迅来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思杜赶着去帮他接大衣。胡家来客,有多少显贵,我从不闻说过他给哪一个接大衣。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68页)


文中只有两个模糊的时间点:1930年代、冬天。结合鲁迅生平,可推断这是指1932年11月。1927年初,鲁迅南下,此后十年,只回过两次北京,一是1929年5月,二是1932年11月,目的都是探亲。北京入冬早,11月已经是冬天。


不过,我们查鲁迅日记、胡适日记与年谱等,则会发现罗尔纲的回忆疑点重重。


据鲁迅日记,1932年11月9日,周建人转来北京电报,告以母亲鲁瑞病情,11日,鲁迅乘火车赴京,13日抵达,28日回上海。他在北京盘桓半月,此间访友、会客、讲学、购物等,日记均有详记,如“下午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已回上海。访齐寿山,已往兰州。访静农,不得其居……”(15日)“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沄、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19日)然而并无到胡适家做客的记载,甚至未尝提及胡适名字。


也许有人要问,会不会出现漏记呢?这则太不了解鲁迅的精细及其日记风格。


(以上所引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336页)


再看胡适日记。遗憾的是,无论安徽教育版的《胡适日记全编》八卷本,还是台湾联经版的《胡适日记全集》十卷本,1932年日记都出现了大量缺失,11月日记,仅存四日(27-30日),记载了胡适的武汉之行(他初见蒋介石,便在此际)。退而求其次,只好查胡适年谱。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1932年11月间,只有一条相关记载:


十一月九日,鲁迅(周树人)因母病去平,一日见适之先生,先生很风趣的对鲁迅说:“你又卷土重来了!”几天之后,鲁迅在北大等校演讲,大发牢骚:“有人怕我卷土重来,我便卷土重去!”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1984年版,第1102页)


此后胡颂平的一些牢骚话,姑且略过。单说这节史料,年谱明言出自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胡不归本名胡传楷,不仅是胡适的同乡,还是学生,一度常到胡适家中请教问题、查阅资料。1941年底,为了庆祝胡适五十大寿,他连夜赶工,撰成《胡适之先生传》,作为寿仪。这是关于胡适的第一本传记(他传),意义自然不凡。此书第十六节,记录了胡适与鲁迅的这段交锋,年谱照录,一字不差(胡不归等《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考证至此,足可断言,1932年11月鲁迅的北京之行,也许见过胡适,却不曾到胡家拜访。这可能由于繁忙而分身乏术,我则以为另有一大因素不容忽略:1930年代的鲁迅,似乎不再把胡适当朋友。


两年后他撰《忆刘半农君》,将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对比:“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这里的“佩服”——尤其佩服胡适——近乎客套话,“侧着头想一想”所暗示的疏远和提防才是鲁迅的心声。


不过胡适这厢,依旧视鲁迅为友。这可以两封信为佐证。


1929年9月4日,他复信周作人云:“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


1936年12月14日,他复信苏雪林,对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言辞,大加批评,告诫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书信集》中册,第710页)——顺道说一句,我完全赞同胡适对鲁迅作品的判断,不妨说,鲁迅生命最后十年(1927-1936年)的作品,可读者不过十之二三,这十之二三当中,大半则是书信。


说回正题。罗尔纲回忆有误,窃以为责任不在他,而在胡思杜。他是老实人,不大会撒谎,胡思杜则不靠谱。后人回忆胡思杜,往往碍于胡适的面子,笔下不免留情,说白了,这家伙就是个浪荡子和纨绔子弟。其天资,有人说聪颖(罗尔纲、石元皋),有人说“非聪颖之辈”(沈卫威),不过,说到他不爱读书、好吃喝、贪玩乐等坏习气,则无争议。大体说来,胡思杜不仅无甚学识,品行也坏,譬如1947年,他曾向陈之迈骗取回国旅费,幸为胡适识破。由此反观他向罗尔纲编造鲁迅来访的故事,并不令人意外。


胡适全家,前排胡适与江冬秀,后排左起长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


胡思杜常常被赞为左翼青年,他与胡适的不和,正种因于此。细究其生平,只能说,他的左,或者说进步,更多是一种青春的叛逆情绪,与理念几乎无关。他的悲剧,自然不宜说咎由自取,而当归罪于那个荒诞的时代,然而要说他没有一点责任,却也不当,他的“没头脑”与“不高兴”,其实都是祸源。


罗尔纲在文章结尾尝试为他开脱,并力图阐扬革命大义:“我们根据他临死时给亲人的信,再回首检查他一生,他童年时就喊打倒帝国主义,就尊敬鲁迅,他为什么在美国留学遭美国要驱逐他,他为什么不肯随父母离开祖国,不是都清楚了吗!”(第171页)事实上,罗尔纲自己都没有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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