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君心如璧

源济

君心如璧 

原创 2017-10-10 李舒 山河小岁月

旅行的最后一站，乃是马赛（不要问我为什么还在度假，我马上滚回去了）。

对于马赛，有点小小失望。盛名在外的马赛鱼汤，想象中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味道真的，非常，一般。

菜市场上的薄荷茶放了很多糖，差点齁死人。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问我要不要大麻的陌生人，吓得我屁滚尿流，落荒而逃。

幸好在airbnb上租的是正对港口的房子，在沙发上惊魂未定，坐了半日，看玫瑰色的晚霞，和落在墙上的余晖，这才慢慢平静下来。

▲阳台外的马赛旧港

马赛港有一种奇幻的魅力，无数豪华游艇在此停靠，吸着氧气的渔民亦在此卖几块钱一条的杂鱼，在这里，有丰满的梦想，也有骨感的现实——在没有飞机的时代，外国人多半在此登陆法国。

1921年，马赛港出现了一群中国面孔，这其中，有小岁月的读者们非常熟悉的名字：

潘玉良（故事详情请戳人生本来是作客）

常书鸿（故事详情请戳那一年，西出阳关再无爱情）

写“丁香姑娘”的戴望舒，敢于和鲁迅吵架的苏雪林（最近有兴趣写她）……

他们是第一批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

▲里昂中法大学内的介绍

在岸上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端庄和蔼的女子。苏雪林后来回忆：

>>  她年龄也不过二十几岁，梳着左右分开的两个小髻，穿着一身朴素的洋装，面貌清秀，举止温文，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但国语也说得极纯正，奉校方命辅助我们这群女生，譬如有病带领去看医生，或陪伴着上街购买必需品等等。 我们饮食起居及各种生活琐节，觉得有不适合的地方，告诉她，她便透知校方改善。 她并不居住校内；但每日必来，非常尽职。

这位女子，叫方君璧，来法国已经九年了。

* * *

福建闽侯方家，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大有名。

方家湜在汉口经营公司，他的11个孩子，差不多一半都加入了同盟会——

次女方君瑛，同盟会实行部部长，专门负责组织暗杀行动，曾经和秋瑾一起在横滨学习制造炸药。

四子方声濂的太太曾醒也参加了同盟会，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她和方君瑛一起，把炸药穿在棉袄里面，北上支援。

七子方声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去世前，给妻子的留言和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感人：“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

辛亥革命胜利后，方君瑛携弟妹们回到福州，她不愿做官，决定带着家里最小的十一妹方君璧，和曾醒、曾醒之子方贤叔以及弟弟曾仲鸣一起去法国留学。

这一年，方君璧才14岁。

刚到欧洲，欧战迭起，方君瑛等人迁移到波尔多躲避战火，方君璧无法正常上学，只好在家里读私塾，她的老师相当厉害，一位是蔡元培，一位是汪精卫。君璧这个名字，也是汪精卫给她改的，她原来的名字是“君玉”，汪精卫说，你既然和陈璧君这么要好，不如叫君璧吧。

19岁的方君璧已经在绘画方面崭露头角，波尔多市美术学校的老师鼓励她，去巴黎吧，这里已经没什么好学的了。

1920年，方君璧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她是该校第一位中国女学生。同年入学的还有徐悲鸿，不过，徐悲鸿因为法语不及格，只能作为旁听生。

方君璧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无冬无夏，无昼无夜，总是一笔在手，一有机会便坐下来挥挥洒洒，“好像饭可以不吃，画非画不可似的”（苏雪林语）。

四年之后，巴黎美术杂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名字——方君璧，这幅作品叫《吹笛女》。

▲吹笛女的原作曾经在匡时2012年春拍中出现，最终550万落锤。

巴黎妇女画报对此的评价是，这是“东方杰出的女画家”。

方君璧也成为第一个入选巴黎秋季沙龙的中国女画家，巴黎《伊维画报》对《吹笛女》的评价是这样的：

>>    “吾人觉得女士虽从事西画，循西画之规则，然而仍能保存其民族固有之天才，而此民族素以产大艺术家称于世。女士之画，笔意潇洒，流丽动人。其色调丰逸之处，似东方名画家使人不能模拟之杰作；后起独秀，其在斯人乎!”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同学合影，居中老者为教授Ferdinand Humbert，方君璧站在他后面一排偏右位置。

我一直对于巴黎美术学院的中国艺术家们充满兴趣，之前也写过好几位，比如我所偏爱的常玉、林风眠、吴大羽、徐悲鸿等等。这些画家穷极一生，都想要在西方艺术和中国古典当中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一个答案。

方君璧也一样。

她上黄山写生时，就曾经面对山中云雾，发出感慨：“我想把西画解剖学、透视学等原理，融合到国画里来，改正国画种种不合科学定律处，能否成功，我亦不计。”她给出的答案，和常玉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等人都不同。

▲《白玉兰（White Magnolias）》1935年 170.5×85cm 纸本设色

她也曾经受岭南画派代表人高剑父的影响，在用色、特别是用墨的技巧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Autumn Moon over Pidan》1966年 84×40cm 纸本水墨

方君璧的画，一望而知是闺秀作品，有种不言自明的端庄感。我喜欢她画的孩子，西洋画的技巧，中国画的情韵，但贵在一种天然的情感自在其中，这种情感不是颜色、不是构图、不是光影浓淡，是一种来自画家本人的天真与坦诚。

我也爱她的女子，有一种古雅诗意，不着一字，蕴藉风流：

这样的女子，应该收获一段怎样的爱情呢？

必然也是古典的吧！

一如那首唐诗：

妾发初履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 * *

>>  我仅一岁多，扶床学步的时候，即与你相识了——方君璧

方君璧的竹马，是四嫂曾醒的弟弟曾仲鸣。

▲方君璧画中的曾仲鸣

方君璧和曾仲鸣始终在一起，一起和汪精卫蔡元培学习，一起迎接中法大学的学生，但方君璧一开始，只当曾仲鸣是小哥哥。

据说，这是因为二姐的一句话。刚到法国时，方君瑛曾经对方君璧和曾仲鸣说：“你们应该像我们一样，有如兄妹，好了一辈子。”

所以，当曾仲鸣对方君璧表白时，她一开始非常生气，根据曾仲鸣儿子曾仲鲁的回忆：“君璧听了他的表白之后，却非常生气，大概一是觉得有点亵渎这种纯洁的兄妹之情，二来她觉得大家都是出来读书的，不应该谈恋爱浪费时间，所以就不搭理曾仲鸣。方君璧的性格像方家人，意志坚定，她的决心也很大，整整两年都没有跟他说话。”

曾仲鸣的方法是：锲而不舍的。。。。。写信，然而锲而不舍的。。。。送花。

方君璧在巴黎，曾仲鸣在里昂，他每天给方君璧写信，房东太太都奇怪：“为什么你刚从巴黎回来就写信？”

在巴黎的时候，他还会每天采一束野花，偷偷放在方君璧的房间里，这一招很灵，据说，有一天方君璧终于感动得掉了泪。

以后来曾仲鸣沟妹的行径来看，方君璧大概是抵抗不住他的攻势的，他就这样在方的身边，默默地关心她，当然，同时，这个举动也是对外界的宣布，方君璧是我的，你们就不要想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方君璧结婚照

1922年，他们在法国的安纳西湖（Lake Annecy）结婚了。

我们无法用今天的眼光来评价这对夫妇的感情，一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琴瑟和谐，他们的书斋叫颉颃楼，这是从诗经“燕燕于飞，颉颃其羽”中得来的句子，由此可知二人伉俪尤笃。方君璧在两人的诗词《颉颃楼诗词稿》的《跋》里写道：

>>  “我与仲鸣虽是情意相投，但我与他的性格却有一点不同．这不同之点，不但是我们二人特有的，而是我们曾、方两家共有的不同点。曾家委婉，而方家刚强。仲呜性情蕴藉温厚，而我则率直坦白。所以我们的诗句也就十分不同。他是凝炼的，而我则是随意的。所以我的诗不能有他的精，但偶然有几句也是他很赏爱的，只因他诗中有我，我的诗中亦时有他，见此可知我们之情感。”

曾仲鸣写给方君璧的诗，亦是相思满纸：

>>  欲识相思意，休怜远别心。

昨夜书中君忆我，今宵梦里我回家。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有情人。

曾仲鸣的情人，最著名者莫过于程派表演艺术家新艳秋。新艳秋原名王玉华，因为她酷爱程派，欲拜师程砚秋而不得，私下“偷戏”，并改名为新艳秋。很多年之后，她回忆起这段往事，颇为后悔：

>>  “我这个艺名，对程先生可是不大尊重。记得一次春节，我去给梅先生拜年，梅先生开玩笑说：‘新老板来了，怎么旧老板还没来？’1932年程先生出国去欧洲考察，一年没唱戏。我乘机大唱特唱，并且把程先生同台合作的郭仲衡、侯喜瑞等拉到我的班社中，陪着我唱。一下我就红得发紫……我唱红了，却伤害了程先生，因为我挖了程先生的班社，给程先生制造了困难，他回国后，不得不令起炉灶，重组“鸣和社”，这是我对不起程先生。”（《秋声集》——忆学程派，新艳秋，第168页，北京出版社出版，1983年5月）

▲新艳秋

曾仲鸣对新艳秋是极为推崇的，1930年7月，曾仲鸣陪着汪精卫赴北平开会，看到新艳秋，立刻惊为天人，据说曾“倾倒不置，每日必往捧场，掷巨金而不惜。当时扩大会议有一台戏，曾仲鸣点一出《霸王别姬》，这对于提高新艳秋的身价，大有关系。”为了提拔新艳秋，曾仲鸣还指定只陪梅兰芳唱过的杨小楼演楚霸王，这等于把新艳秋捧到和“四大名旦”同一等级。

曾仲鸣和新艳秋的关系，喻血轮在《绮情楼杂记》里有详细透露，据说，后来也是曾仲鸣把新艳秋弄到上海演出，还和程砚秋打擂台，“程砚秋演《玉堂春》，新艳秋亦演《玉堂春》，程砚秋演《红拂传》，新艳秋亦演《红拂传》”。曾在南京办公，每周五必来上海，周日再回南京，汪政府中，无人不知曾新之关系。

奇怪的是，方君璧对于丈夫的行为丝毫不以为意，还经常陪着丈夫去更新舞台捧新艳秋的场。也许，她从头到尾都觉得这不过是丈夫的一贯逢场作戏，毕竟，根据曾的好基友高宗武的说法，曾仲鸣一贯如此，在巴黎的时候，就“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

* * *

新艳秋后来涉及暗杀廖斌案而被捕入狱，曾仲鸣一力搭救，根据蔡登山在《新艳秋的前尘往事》里的说法，新艳秋出狱之后，“感曾仲鸣远道相救之情，复感风尘中非久居之计，乃有择人而事之念。抗战军兴时新艳秋尚盼曾仲鸣眷念前情，重修旧好”，尽管当时曾仲鸣已另结新欢，新艳秋还在苦苦等待终有一日，君心回转。

她没等多久，1939年，一切忽然有了答案。

1938年12月19日，曾仲鸣跟着汪精卫夫妇到达河内。三天之后，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但据说，这是原本他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约定，日方撤军，他予以响应。结果，近卫只字未提撤军之事，汪精卫则仍然按照约定发表声明——几天之后，近卫忽然辞职，汪精卫原本计划的“和平运动”成了泡影。

蒋介石宣布“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并宣布撤销其一切职务。汪精卫身边的人劝说汪前往欧洲，看情形发展再决定下一步。

1939年3月20日，在香港躲避战火的方君璧得到丈夫通知，带着长子曾孟济登上前往河内的飞机，夫妇团圆，满心欢喜。

到达之后，夫妇俩和汪精卫夫妇一起去爬了山。晚上则回到汪家，因为曾仲鸣之前一个人住在法国人开的大都会酒店，太太来了，住酒店有点不方便，汪精卫夫妇就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曾仲鸣夫妇。

刚刚睡下，忽然听到一阵枪声，后来才知道，是戴笠派来的刺客。很多年之后，方君璧向儿子曾仲鲁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 父亲当时说了句：“我出去打电话！”就开门往外走——电话在楼下二层。刚到门口，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以为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就叫了声她的小名“美美”，赶紧拉她进屋躲避。其实那并不是汪文惺，而是住在他们后面那个房间的朱微。这时候母亲听见父亲说：“我受伤了！”母亲起初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其实这时父亲已经被子弹打中了腿，母亲让他躺在床上，她自己赶紧去顶着门，把门锁住。

这时候，刺客们从一楼一路开枪上来。房间的门很薄，子弹一下子就打了进来。妈妈也中弹倒在地上。刺客用斧子把门劈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扫射——事后在他们的房间里，找到了40多发子弹。父亲身上多处中弹，从床上滚到地下。刺客们似乎看到母亲倒在了地上，并没有对她扫射。母亲还对倒在血泊里的父亲说：“无所谓了，我们两个就一起死吧……”

——李菁，《曾仲鲁口述 纷乱家国事：历史上真正的汪精卫》，《三联生活周刊》第678期

曾仲鸣胸部和腹部中了很多枪，送去手术室，需要输血，据说他还有意识，对输血给他的人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主管汪精卫的财政，汪精卫需要用钱都要他的签字，他就叫人把支票本拿来，“签了好几次，才选了一张字迹没有太走样的”。

方君璧也中了三枪，她一开始和丈夫在同一个手术室里，后来曾仲鸣病危，医生担心方君璧的情绪，就把她挪到别的房间，据说两人还微笑着互相鼓励。

然而很快，有人把曾仲鸣的尸体抬过来，让方君璧和她的丈夫告别，方君璧亲了一下，连声说：“他还没死呢！还没死呢！”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实际上，方君璧到达河内，还不足24小时。

这一年，曾仲鸣43岁。

河内刺杀事件，汪精卫和蒋介石彻底决裂，有人说，因为这一次刺杀，才把汪精卫彻底送上了和日本人合作的道路，一辈子和日本毫无瓜葛的曾仲鸣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毕竟，他和方君璧一生，都觉得汪精卫是个完人。

* * *

方君璧这一生，周围全是搞政治的人，姐姐，哥哥，丈夫，侄子，闺蜜，老师，可以说，她深处政治的漩涡中。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她却自始至终，和政治毫无关系。

她只认为自己是一个画家。

1966年，她到台湾开画展，蒋介石说，以前政治恩怨，过去便已过去了，不必再提，特别批示张群为她主持画展事宜。

1972年，她应周恩来总理邀请重回大陆，周恩来对她说，你还记得吗，在黄埔的时候，我见过你。她老老实实回答，不太记得了。

她也只关心画画的事情，有时候为了画画，一连几天啃干面包，喝冷牛奶，自己毫不在意，只急坏了孝顺的儿子们。次子曾仲鲁数次邀请母亲来瑞士，方君璧担心儿子在瑞士的房子小，她在波士顿地下室里数百幅画无处存放，居然坚决不肯搬，一直到1984年1月，她在法国举办了最后一次个人画展之后，违拗不过孩子们，这才搬去了瑞士。

然而，在一次登山写生中，方君璧摔断了腿骨，八十多岁的老人，虽然经过手术治疗，却收效甚微。

1986年9月16日，方君璧溘然长逝，享年89岁。

她一生坚持作画，然而在曾仲鸣去世之后，她再也写不出诗，只在1942年，写了两首：

>>  寒天彻似水，冻地坚如铁。参差枯树枝，棱棱对孤月——《冬夜》

我心含疮痍，我肠常百结。泪枯墨亦干，酒书笔无力。欲写此时情，愿假鸦颜色。鸦色不染笺，何如溅胸血——《古林寺鸦群》

她在这两首诗后面说：

>>  只此两首，似已将我的心情写尽，以后再也写不出了！

是不是我的诗魂已随他而殁了呢?

“鸦色不染笺，何如溅胸血”，

这是我最后的两句诗，

现在似乎胸中连血都没有了。

*参考资料：

1、曾仲鸣，方君璧，《颉颃楼诗词稿》，1960年线装本

2、苏雪林，《悼念一位纯真的艺术家方君璧》，1975年11月28日台湾《新闻报》副刊

3、李菁，《曾仲鲁口述 纷乱家国事：历史上真正的汪精卫》，《三联生活周刊》第6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