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手牵猴：为什么说你的档次决定了你的阅读品味

源济

顺手牵猴：为什么说你的档次决定了你的阅读品味 

原创 2017-10-01 顺手牵猴 大家

最近关注了一个叫做“六神磊磊读金庸”的公号，每次推送新文，都会在第一时间打开，里面很多议论，肯定能让正常的中国人会心坏笑一下，每篇尾随的点评者，显然也都不是庸手。说来奇怪，笔者也曾遍览武侠诸名胜，独薄金庸，口味这件事真是很难掰扯清楚。

舍本而求末的事，还不止此一端。近二十年来，由于消耗在其他国家的时间略多于国内，生活背景的变化，当然会影响阅读口味。年轻时非常喜欢《红楼梦》，现在除了园中人物的文字游戏及一些物质生活状况外，基本不再来电。只是偶遇一些有趣的读红文字还是会看，感觉书中很多细节就像受过致命一击后，靠着某位高手让度一股真气，骤然回光返照。

可《西游记》重读之后，仍觉得有意思。书中对于一些国内早已灭绝的物种的准确描写，比如狮、象、犀牛，说明16世纪中国人的知识状况，或许远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简单，也许因为海外贸易，也许因为民间残存的佛教经卷，你能从那些细节当中，隐约窥见一个跨国文化网络暗中待机。况且孙悟空本身，就可能是印度史诗《摩罗衍那》中那个猴头将军哈努曼，在汉语中的轮回转世。

接着说对金庸无感这件事。首先本人无法理解他的小说里，为什么总有资源不错的姑娘，集体看上一个小衰佬。这种小概率事件，不但远离典型中的典型的要求，而且看到旧式文人笔下的娇羞小女生，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包。其他再如那些把人体当做蓄电池，互相传递生物能量的描述，以及具有神秘疗效，但未经过任何分类学解释的植物。这种解释未必要用西方体系做参照，可得有个逻辑自洽的解释，哪怕神话也行。可我期待的解释，就是不屈不挠地拒绝出现。

再就是流行文学与生俱来的俗套问题，就像大仲马、史蒂文森到如今的流水线作者一样。但不能俗套到这种程度：某人一亮相，就知道这是潜力股顽童，即便掉下悬崖，也不用担心会摔死，而且此番必有奇遇，随之则是功力暴长的速成式进修，对传统强者实现弯道超越。至于那些蛇蝎艳妇、科技怪老、必将牺牲的金心失足女、必将悔过的浮浪子、圣洁小公主，更是一目了然。

根据六神磊磊转述，某部小说中有位女侠爱上一男性高手，为助其脱困，还是什么原因，开始钻研数算之学，如是几十番寒暑，历尽苦楚。依个人私见，这是一种很成问题的知识态度。上述人物的成长过程，本应是通过求知而来的巨大乐趣，获得幸福完满的一生，甚至会在某一阶段，忘记当初具体的学习目的，包括那个男人。

人的口味都是某种历史的产物。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现，可能决定你的取向。笔者年轻时，赶上各种外来文化胡乱引进，看见什么都新鲜。这个年岁的人，都能体会兰波那句“真正的人生在别处”。见识少的后果之一，就是一旦接触，所受影响会更深刻。

过去有个写畅销书的加拿大人叫阿瑟·黑利，现在的年轻人即便知道，也未必看得上眼，但在开放初期，很多先锋人士都会纷纷借鉴。此人有一本小说叫《最终诊断》，其中写到一个人截肢后，仍然觉得那只不再属于他的脚，莫名其妙地发痒，于是麻烦护士去帮着挠挠。这个细节让小说圈很多人叹服。除了当时少见的幽默感，你还得知道什么是“幻肢”。那种行业小说处在鄙视链低端，但是要求作者对于目标行业的了解高于常人。医院、律师楼里总不能全是些除了办公室鸡汤屁都不懂的玛丽苏。

随之而来的是汤姆·克兰西。这个前军事情报分析员的《追踪红色十月号》直接告诉你，舰载机如何起降，弹道导弹核潜艇如何通讯，各大国何时何地，都有何种军事部署，指挥系统如何运作。这本书直接影响了一代军迷。

早期行业文学的知识部分，还有记者查访的外挂痕迹。到了后来，出身专业的作者增多，善写庭辩的格里沙姆出身律师，《侏罗纪公园》和《急诊室》的作者克莱顿早年学医。知识早已内化成经验。更加百科全书式的作者也开始出现。1980年代头一回出国，赶上埃科的《玫瑰的名字》爆红，看完第一个感觉旧是这本行业小说非常牛逼——修士也是一种职业，也有日常生活，而且其中充满不足为外人道的细枝末节。

写过《发条橙》的伯吉斯说，小说是一种以道听途说的方式传播知识的手段。太谦虚了。他的花哨文风建立在对语言的深刻研究之上；《英雄交响乐》中对于贝多芬及其时代的解构式描述，前提也是他对历史的渊博知识，而且本身就是作曲家。品琼若不是曾在波音公司写过文案，怕也难有《万有引力之虹》那种对于宇航技术的体察。这些并非特例，而是承袭至今的传统。比如这位年轻作家洛朗·比内的《语言的第七功能》。

1980年2月25日，巴黎左岸的学院街上出了一起车祸，肇事的是一辆洗衣房的面包车。被撞倒的人名叫罗兰·巴特是法兰西学院教授。他将在一个月后因伤去世。这个文人中的明星在世界各国粉丝无数，包括苏珊·桑塔格这样的人物。而在中国，他的《恋人絮语》也是小资们案头的必备道具，就像本雅明的《单向街》。每天念叨几遍他发明的概念，像“作者已死”、“零度写作”，也一度成为不装逼毋宁死之辈的例课。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年11月12日—1980年3月26日）

故事就从这一真实事件开始，开宗明义引用巴特在其自传中所说：“人生不是小说。”可他当时开设的讲座，主题就是小说。他讲符号中的能指及所指，讲日本俳句，讲服饰、咖啡馆，也许还会讲到政治。他唯独没有提到小说。这是现代叙事理论中的延宕策略。就像他在《神话学》中对于脱衣舞的著名论述，现实中的听众也被彻底消解了听讲的欲望。

由此带给院方的担忧，并不影响大师利用午歇时间，享用美餐的胃纳。巴特64岁了，母亲刚在一年前去世，而他们之间有着普鲁斯特式的感情依赖。“妈妈死了”，这个简洁的句子看着眼熟；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来自加缪的《局外人》，只是感情色彩几乎相反。

也许是酒精的延迟作用，也许是心不在焉的习惯使然，巴特没有看见有车驶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活在观念的世界里，就像困在一个反向的柏拉图洞穴，他只看到阴影。“是他自己非往车轱辘底下钻。”他听见司机辩解，还说他一身酒气。医生来了，不止一个，还起了争执。警察也来了。

巴特就算再有名，也不是阿兰·德隆，奉命调查此案的探长巴雅尔就不知道他的大名，更不要说那些晦涩的符号学理论。但他知道这件事不那么简单。比如出事那天和伤者共进午餐的人，正是当年的总统候选人密特朗。（都是史实）不仅如此，根据现场报告记录，受害人的证件、钥匙等私人物品，都已没有找到。同时失踪的还有一份随身携带的手稿。人们于是不禁要问，那起车祸难道真是意外？

对作者比内来说，融汇虚实的写法已属惯技。曾经带给他龚古尔处女作奖的《HHhH》，也是把二战时期，两个捷克抵抗组织成员刺杀党卫军头目海伊里希的历史事件，嫁接到虚构叙述当中，也同样布满各种后现代噱头。

依照侦探小说的惯例，侦探首先需要问清楚被害人都有哪些仇家，非要置其于死地不可。米歇尔·福柯说那还用问，这人树敌多了去了，从极左到极右，还有那些老派理论家。他指的是1960年代，巴特发表《论拉辛》，引来老牌人物莱蒙·皮卡尔和他一场狂撕。此役之后，新派文论顿成显学，各国文科生纷纷效颦，愣把巴特弄成爱马仕一样的品牌。

罗兰·巴特的绘画

巴雅尔探长搞不清这些文人的旧恩怨。这是个离了婚的老兵，还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头脑感情偏向保守，甚至右倾，穿戴土气，觉得花里胡哨的007就是比不上麦格雷探长。总之，这是个典型的警察，而且公事公办。

根据爱伦坡开创的传统，一个侦探不管他神还是不神，总得有个跟班如华生、黑斯廷斯。巴雅尔找来一个研究批评理论的年轻人，叫西蒙·埃尔左。他自称既非巴特，也不搞符号学。对于刑侦，这些文科专业细分又有什么用？起码他知道什么是能指、所指，什么是构形元素。

除福柯之外，需要查访的人物名单上，还包括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德勒兹、阿尔都塞，以及那位至今还在媒体露面的明星公知，永远敞着衬衫，挂一脑袋方便面的BHL。这些人名本身就让探长一头雾水（相信还有很多读者）。他把索绪尔听成“肖绪尔”，还问那是怎么回事。西蒙同学告诉他那是当初符号学的发明者。符号学是被一只鞋子发明的（Chaussure意思是鞋）？探长愈发想不通。

托多罗夫、埃科、福柯

鉴于名单上的一些人依然健在，据说出版商还曾为此专门咨询律师，以免不幸对簿公堂。作者比内曾告诉媒体，被他写进书中的前辈先锋作家，克里斯蒂娃的夫君索莱尔，并不喜欢自己遭受到的搞笑描写，可言论自由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谁也不会为了这点事丧失雅量。书中还有更狗血的部分，比如德里达被伦敌赛尔养的狗咬死在墓地，而这段情节设计显然又是《巴斯克维尔猎犬》的镜像。

由于巴特的身份、职业，整个调查取证的过程，彻底成了回顾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讲座。对于很多“准高眉读者”，正好有机会重检当年旧时髦，做一番文化怀旧。西蒙建议要用巴特理论，指导破解巴特车祸之谜。而此时，弥留之际的大师躺在医院，满口呓语，说所有答案都在文本当中，关于什么功能，要所有人去找。

根据另一位理论名家托多罗夫提供的线索，俩人一路南下意大利，并在博洛尼亚火车站，遭遇到当年那次著名的恐怖爆炸，并侥幸逃脱。这是第一次险情。他们来到古城的目的正是探访埃科。这位日后通过经营副业进入名气界的符号学家，当时还在努力教书，即将爆红的《玫瑰的名字》尚未进入国际市场。他告诉两位法国人，巴特临终时反复叨念的“功能”，当指雅各布森意义上的交流功能。

很多人知道，这位俄国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有指涉、诗性、抒情、祈使、互动、元语言——姑妄译之——这六种功能。小说中的埃科，又为雅各布森理论虚构出一种神秘的第七功能，一旦有人将其掌握，就能驱使任何人无条件为之效力，达成任何目的，甚至成为世界的主宰。至于赢得总统大选这类“小目标”，自然不在话下。而这种阐释神秘功能的文件，则被怀疑与巴特有关。

这份巴特/雅各布森文件，就像《玫瑰的名字》中密藏在修道院的亚里士多德喜剧论文，《傅科摆》中的圣殿骑士团大杀器，或是驱动很多武侠叙事的心法秘籍，成为圣杯一样的存在。假如政府当中，一些阴谋分子企图占有相关文本，甚至策划谋杀，也就不足为奇。至少不能让它落到政敌手上。早在调查之初，福柯就用沙发神探般的先见之明，指明凶手“当然是这个体制”。

两位侦查人员还一度离开欧洲，赶赴康奈尔大学，一个类似武林大会的国际符号学会议。除了圈内人熟知的法国理论家，还有乔姆斯基、帕格利亚、保罗·德·曼这一众美国学界领袖纷纷亮相，场面之火爆，会让大卫·洛奇的《小世界》自愧不如。这个路数的写作，经常发展成戏仿和引文的迷宫。

比起左倾知识分子与其警察搭档的意识形态左右互搏，真正暴烈的思想搏击发生在别处。那是一个叫做“逻各斯俱乐部”的地下跨国组织，就像电影里的搏击俱乐部一样，专门举办观念决斗；赢者爆得大名，输家惨遭修理。比如前面提到的索莱尔，就在书中被整治得五脊六兽。这些智力竞技的选手和主办者中，有心一窥巴特文稿的密谋者自然不乏其人。于是，两位追踪者本身成了暗中势力的跟踪对象，就像所有的阴谋惊悚故事一样，以致西蒙同学英明地认为，自己已经沦陷为一个小说里的人物。

让小说的归小说。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巴特已经在关注语言对于社会的控制问题。他研究的语言系统是大众文化，并在一份文学杂志上开设专栏，发布这方面的观察和心得。这些短文结集出版后，成为名作《神话学》。他把战后兴起的流行文化，做为神话考察，揭示其背后的隐喻体系。

巴特认为当代的明星、广告，已经取代古时的神祗和史诗传奇，成为新型的文化载体；当名人的婚礼、仪式化的美国摔跤、广告牌上的标语，通过媒体传播到社会，它们都在为公众的生活规定一整套意义。这套符号威力之大，就连做为研究者的巴特自己，也会受到其感染。

凡是神话，皆可祛魅。对巴特而言，符码与意义的关联永远漂浮不定，就像对于政客，语言同样不会绑定于特定事实。然而他的身后之名，更多不在其批判态度和虚无主义本色，而是他的行文姿态，“嘉宝的脸是密码，赫本的脸是事件”，诸如此类。至于他“不近权势，略具学识，一点才智，几分机趣”的著名自诩，则更少为人效法。此外，做为一个早已挂掉的作者，他对别人如何处置自己的思想遗产，怕也无能为力。

《语言的第七功能》英文版、法文版、中文版

《语言的第七功能》的背景，是法国文化最后的光荣时刻。那也是一个早已逝去的时刻，任何秘籍都不可能记载为之招魂的咒语。即便当初，后结构主义旗下的衮衮名流，除了制造一个个经不起任何武器批判的观念时尚，未曾解决过实际问题。对于这个后理论的时代，他们的成就或许更多在于风格美感，但对于我们非法国人，老远看看热闹就得了，免得东施效颦，画虎类犬。

做为小说，《语言的第七功能》肯定谈不上杰作。它属于我们这个小时代，充满过渡性，以及复杂多变的特征，就像一则老笑话说的，我们处在从一个过渡时期向另一个过渡时期过渡的过渡时期。对于总结者，它还太早；对于开创者，它又太晚。除惊悚探案的叙事套路之外，这也是一本出自业内人士的行业小说。

好在我们阅读的目的，除求知外，主要还是自己消遣，而不是被灵魂工程师消遣。于是，这一档作品机智而勇于自黑的品质，恰好满足了很多人并不高尚的口味。它们的不断上市，也确保了一些人文化消费的小确幸。

（本文原标题：《作者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