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计划｜《加州迷梦：中国人在加州》系列

源济

对男朋友发火后，他送我进了精神病院 

原创 2017-09-25 张火麟 真实故事计划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几个大汉把我绑在病床上，我拼命挣扎、嘴里不断喊着“我没病”。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24 个故事

一

两年前，我定居美国洛杉矶，还交了一个地道的美国男朋友，叫杰克。交往半年过后，我们同居了。

我和杰克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热恋期过后，两个人身上的文化差异日益显现，有时会闹矛盾。和杰克意见不合时，我说话稍大点声，他就会说：“Oh my god（我的天啊）！”只有用极其冷静的语气，他才能与我好好交谈。

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表姐告诉我：“咱们中国小情侣闹个情绪什么的很正常，但是美国人不吃那一套，你一激动，他们就会认为你情绪有问题。”

去年5月的一天，杰克沉迷游戏，改变了我们原先的出行计划，我很不高兴，大声责备了他几句。他还是老样子，不跟我谈。

“明明就是你的错，我还不能发火？”我很气。

“你这样激动让人害怕，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沟通。”他耸耸肩说，然后继续打游戏，把我当空气。

我听到这话更加生气，一直以来的压抑情绪爆发了出来，随手摔了一个杯子。

“You are crazy（你疯了）！”他说。美国人说出crazy这个词的话，就表示性质很严重。

接着，我神使鬼差地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捡起杯子的碎片，往手臂上狠狠地划了几下，试图引起他的关注。

伤口立刻涌出鲜血，但当时我情绪激动，竟感觉不到疼痛。我坐在床沿上，鲜血染红了床单。

出乎意料的是，杰克直接打了美国911报警电话，说有人割伤了自己。我愣在原地，他不关心我的伤情，还去打电话报警，这关警察什么事？ 

二

不到五分钟，警笛声渐渐靠近，这期间，杰克刻意不和我产生身体接触，只在旁边冷冷地盯着我，像看怪物一样。

一名高大的警察走进卧室，在我面前蹲下来，问我：“你手臂是怎么受伤的？”

我当时心里既伤心又窝火，想说不小心弄的，但听说在美国对警察撒谎后果很严重，我只好老实回答：“我自己故意弄的。”

他对我说了句“OK”，而后用对讲机说：“情况已确认，医务人员上来二楼。”

楼梯传来一片咚咚咚的脚步声，上来一名警察和一名女护士。护士半跪在我面前检查了一下伤口，说：“需要到医院急诊部去处理。”

这时，警察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他们会带你去最近的医院急诊部，你将在那里等待移送通知。”

我听闻医院的费用很高，尤其是看急诊的费用，于是赶紧说：“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去医院了。”

“你还没有搞清楚情况，你必须去，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手段。”警察说。此时另外一名警察向我靠近了几步，我瞬间懵圈了，只好乖乖跟他们下楼。

下楼后我看见一辆警车和一辆迷你救护车停在正门口，美国救护车的费用堪称天价，三千美金起步，我慌忙说：“真的不要了，我付不起这个钱！”

“费用的事情再议，你目前只能服从安排，别让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我不想说第三遍。”警察说，眼前这几名警察个个高大威猛，腰上还别着武器，双手一叉，甚是吓人。

这时，救护车司机从车上推下来一辆担架车，我伤的是手臂，哪里需要上担架。他们不由分说，让我躺在担架上，把我抬上救护车，护士和一名警察紧跟在后面。

他俩缩着身子坐在我身旁，一人掏出一个写字板，轮番询问我。警察问我证件号，生日，有无吸毒史、酗酒史，是否看过心理医生，之前是否有过自杀行为。女护士则问我有没有心脏病、高血压、过敏史，是否打过破伤风针等等。 

三

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医院。两名墨西哥裔保安推开急救室的双开门让我们进去，而后护士把我安置到靠墙的临时病床上。

警察递给我一张单子让我签字，并向我宣布：“因为你有自杀行为，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72小时的监控和精神评估。在这里处理完伤口之后，会有专员把你接到精神病院。”

我立马炸毛了：“什么？我根本不是要自杀啊！”

“我们是根据你的行为作出的判断，你的手腕上有划痕。你可以和面谈官沟通。”

“可是我不想去！”

他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女士，这是法律规定，你最好是采取配合的态度，否则，评估时间可能不止72小时。”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几个大汉把我绑在病床上，我拼命挣扎、嘴里喊着“我没病”……我打了个冷战，默默地在单子上签字递还警察。

他褪去一脸警惕的神色，满意地说：“谢谢你的配合，祝你好运。”说完就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随后，一名年轻的黑人女护士端来一盘瓶瓶罐罐和注射器，说：“我来照顾你”。

此时的我已经冷静下来，这才感觉到右臂伤口的阵阵疼痛。我鼓起勇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右臂，有些几道划痕，其中三道伤口比较深，鲜红色的肌肉以切割线为中心，向两边翻卷开来。看着这些伤口，我肠子都悔青了。

作者图｜划痕的伤疤

“要缝针吗？会疼吗？”我问那名护士。

“不用缝针，也不会比你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更疼。”说着护士往我伤口上涂一种蓝色的“胶水”，然后用手把轻轻肌肉合拢，晾干后再上了药。此外她还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说可以管五年。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40多岁模样、表情严苛的白人女医生，她说：“从现在开始，你最好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不要再有任何过激行为，更不要试图离开，那将是严重违法行为。我们会把你的表现都记录下来，交给带你去精神病院的人。我们的报告会直接影响你呆在那里的时间长短。”

接着她问我：“你带了什么尖锐物品吗？”我说没有，我很反感她，但这时只能认怂。

她回过头对保安说：“确保她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保安把我看得很紧，我说想去上厕所，其中一名保安走过来带我去。到了厕所门口，他说：“不能反锁门，尽快解决！”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囚犯。

一个小时过后，给我处理伤口的的黑人护士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并抱歉地对我说：“他们暂时还无法过来接你。”

“接我去干嘛呢？”

“先面谈，然后由面谈官决定处理办法。目前那边安排比较满，所以你要留在这里等通知。”她说。我心想，美国精神病人还挺多啊。

时值夏季，那所医院的冷气开得很足，我边裹紧自己的被子，边等待着。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夜。

我的病床正对着急诊室的双开门，每隔10到15分钟，就会有人躺在担架上被送进来。隔壁病床的一个中年老美，头上缠着厚厚纱布，一直在疯狂打电话，情绪相当激动。他跟我情况一样，也要转到精神病院，但他不满医院这样把他丢在急诊室，要求住进病房，并谴责院方违反人道主义精神。

整整两小时过后，他终于挂掉电话，护士们把他转移走了。而老实的我在这又冷又嘈杂、人进人出的公共场所躺了整晚，彻夜难眠。

四

第二天中午，两个小伙子匆匆忙忙赶到急诊室，他们和医院交接了文件，要带我去下一站。

其中一个亚裔小帅哥拿出白色的塑料手铐，客气地说：“抱歉，我必须要用这个，可以吗？”

难道我能说不吗？我悻悻地把手腕伸过去，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伤口，把我两个手腕扎紧。我偷偷试了试，挣脱不开。

随后他们用约束带把我固定在担架车上，推进一辆绿色运输车，小帅哥在身边陪着我。我在途中得知他来自韩国人，是名义工，只负责把我这样的病人送到精神病院。

“我看了医生的反馈情况，你在医院里表现不错。”他安慰我说。

“那他们会直接让我回家吗？”

他从文件里找出我给警察签的那份单子的复印件，说：“你看，这是被强制执行72小时监控的同意书，目前还剩48小时。”

作者图｜警察把我移交给护士的确认单

不久，车子到了精神病院的黑色铁门前。这所精神病院座落于闹市中，却毫不起眼，甚至没有标志。门上方有摄像头，侧面有对讲器。

和我们同时抵达这里的人有不少，得排队进入。我前面是个瘦小的亚裔女子，双手被金属手铐反铐在身后。两名女警压着她的双肩走到铁门前，女警脸朝摄像头，门就自动打开了，人一进去门就立即关闭。

进门后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达一个类似警察局接待处的地方。一名身材高大的黑人女警，解除我的手铐，对义工说：“我接手了。”

女警用探测器扫描我全身，没收了我的手机和鞋带，让我进入面谈室。里面有个宽敞的大厅，角落处呈阶梯状排列着三张“审讯台”，后面坐着三位不苟言笑的面谈官，其中一人长得像奥巴马，五六十岁的样子。

审讯台对面摆放着四个白色的单人沙发，沙发之间有一到两米的距离，我在一个空沙发上坐下，发现其他三个等待面谈的人都是男的。沙发旁边站着一名黑人保安，死死地盯住沙发上的“危险人物”们。

一个带墨西哥口音的老人第一个上去面谈，“奥巴马”面谈官坐在最高的台子后面，向他提问。不管问什么，老人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面谈官说：“回你的座位去。”他便转身回来了。

其次是一个小个子年轻人，棕色皮肤。

“奥巴马”问他：“你在家里打了你妈，是吗？”

“她不是我妈，是后妈！”他说。

“她就是你妈。你为什么打她？”

“她管我管得太多了，连我不换内裤都管！”

“首先，你需要打个电话向她道歉。”

年轻人不屑道：“我不认为我需要道歉。”

随后，面谈官请他回到座位上。看到这里，我特别想笑，可这是精神病院，还是谨慎一点好，我只好忍着。

接下来是第三个“病人”上去面谈，这回是个瘦高、留着长发的白人男子。

面谈官问：“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吗？”

男子理直气壮地回答：“知道，我在街上打了人。”

“你认识那个人吗？”

“不认识，可他一直盯着我，如果我不出手，他就会上来打我，所以我只好先下手为强！”说着他伸出右拳挥了三下，嘴里还叫着，“砰砰砰！”

面谈官似乎见怪不怪，继续问：“这是你第几次在街上殴打陌生人？”

“数不清了，”他自言自语道，“他们看我的眼神满怀敌意，该死！我必须要教训他们，不然，不然……”

“保安，把他带去第二区！”

男子被保安拖走的时候，嘴里还在碎碎念，最后，他们消失在了一扇通往别处的铁门背后。

五

我在心里笑了，糊弄一下他们真有这么难吗，之后就走上去坐在面谈官的对面。

“奥巴马”问我：“你为什么会想要自杀？”

我不敢否认，怕否认会被认为撒谎，引起反效果，只好顺着他的话说：“跟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你现在还有自杀的想法吗？”

“绝对没有。”

没说几句话，“奥巴马”就让我过关了，并将手中的表格交给一位和蔼可亲的白人老太太，她面前的台子要低矮一些。我想这应该是按“安全等级”划分的，如果我能到台子最矮的面谈官那儿报道，说不定就能离开这里。

老太太问我：“出去以后，你会好好跟你男友交流吗？”

我心想，一定叫他滚犊子。但我不敢节外生枝，便说了几句违心话：“会的，我们之间有一些文化差异，这一次我太冲动了，很后悔，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老太太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但转眼就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你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愿不愿接你出院。”她推给我一部座机，按了免提，骑虎难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拨了杰克的电话。

电话里杰克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一家机构进行面谈，他们希望你过来接我。”

他一下警觉起来，问：“机构？你不会是在精神病院吧？”

我咬着牙坦白道：“是的，如果你能来接我，我就可以出院了。那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吗？你把我吓到了，我建议你还是在那呆到明天吧，我现在在上班，明天去接你。”他说。我强压住火气，百般撒娇，求他接我回去。

可他并不吃这一套，还说：“你应该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如何控制情绪，明天会去接你，我承诺。”美国人就是这样一根筋，好说歹说，他们还是固执己见。挂了电话，我不甘心地对老太太说：“我可以叫我表姐来接我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我希望你采取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不是选择逃避。如果明天他来接你，你就可以出院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他不过是我男朋友，又不是我的老公或直系亲属，凭什么由他来决定我离开还是留下。

我正要抗议，老太太先开了口：“我已经尝试对你网开一面了，所有有自杀行为的人都要被监控至少72小时。”听到“至少”两个字，我把抗议的话咽了回去。

六

工作人员给我找了个卫生间大小的“单人病房”，里面只有一张简易的单人床和一个饮水机，天花板上装着摄像头。

我问他们，上厕所怎么办。保安指着门边一按钮说：“按铃。晚饭以后最好不要喝水，从夜间11点到早上6点不一定有人应答，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扫了一眼饮水机上的纸杯……

房里冷气不像急诊室那么夸张，并且我很疲劳，晚上6点吃过外面递进来的晚餐，躺下就睡着了。次日早上7点，外面的人又送来和前夜一样的食物：薄薄的三明治、饼干，和一小盒牛奶。

早上10点多，最后一位面谈官约谈我，他说话很逗。“我这辈子都不希望再见到你，因为那意味着你将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也不想进去那里吧。”他指着昨天那名白人男子被带走时经过的铁门说，“我跟杰克确认过了，他中午来接你，我现在先给你办手续。”

我像小鸡啄米一样频频点头。他拿出一堆文件让我签字，其中一份是要求我五年内不得使用包括枪械在内的攻击性武器，还有一份是要我同意接受社工的监督，社工会不定期打电话给我和我的联系人询问“病情”，联系人也可以向社工报告异常状况。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联系人那一栏是杰克的名字。

后来杰克来接我回家，可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不知是怕我质问他为什么报警，还是对我另有看法。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拿回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给表姐，让她和姐夫去我家集合。我和杰克住的房子是姐夫的，杰克没有租约、一分钱房租也没交过，这天我就请他卷铺盖走人，没必要跟没人情味的家伙浪费口水。

这段四十八小时的经历让我明白到两件事情。第一，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又蠢又疼。其次就是，安心找个中国男朋友，两个人吵吵闹闹地过日子，要比所谓“理智冷静”地生闷气强得多。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医院的账单，4897美金，折合人民币接近33000元。

作者张火麟，现为洛杉矶小白领

编辑 | 莫文祖

源济

为了移民，我和美国人假结婚 

原创 2017-10-26 张火麟 真实故事计划

在和杰夫第二次见面时，他向我求婚，说婚后可以帮我拿到绿卡，买房买车，拥抱美好生活。为了美国梦，我答应了。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37 个故事

一

2012年开始，中国一些网站开始流行一种叫做德州扑克的游戏，一众“局头”（如郭美美）也活跃于线下私设牌局。

我很喜欢这个游戏，在赴美留学并留在洛杉矶的高中同学云鹏的怂恿下，2012年末，我买了一张去洛杉矶的机票，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

身为半职业玩家的云鹏，带我去的是全洛杉矶最出名的华人赌场commerce casino。我曾在这里见过娱乐圈好同学赵W和黄XM，唱老鼠爱XX的老乡，还有狂爱德普的汪F，偶尔带着他的影后老婆国际Z...

我在赌场附近一家性价比不错的汽车旅馆订了十五天的房，计划是：如果能赢钱，就继续住一段时间；若是技不如人便打道回府，从此告别国际赌坛。

谁知这次单身赴会国际牌友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家全年365天24小时开放的赌场，汇聚了各种肤色和年龄层的德州牌友，大多数都是男人，或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看起来还算年轻，总被一些男人搭话，其中包括一个华人赌场经理（floor man），叫做杰夫（Jeff）。

赌场经理负责帮客人安排座位，以及各种勾搭讨好客人，以获得小费。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杰夫在我周围转来转去，时不时冲我点头微笑。

直到有一天，他下了班又穿着便服回来，主动约我去赌场的酒吧喝一杯。后来我总结，这次看似随意的酒吧之约，大概是他处心积虑的起底大考察。

首次和他独处，他就充分展现了美国人的直接和高效，话痨似地打探个没完：上至我在中国做什么工作、父母是干啥的、有什么产业；下至我的出生地、开什么车、是不是经常出国旅行。

他也介绍了个人情况：祖籍广东，高中文化，比我大四岁。他强调了很多次的重点是：四年前通过考试，成为了美国公民。

二

杰夫邀请我第二天一块吃饭，他来旅馆接我的时候，着实吓了我一跳：他妈妈也在车上。我心里起了鸡皮疙瘩：这是在搞什么，第一次吃饭就带上家长，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老妈对我大大咧咧地问东问西，还让杰夫带我去好莱坞逛逛。气氛尴尬的晚餐，被他老妈的无比热情缓和了不少。

杰夫告诉我，他的上班时间是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赌场的黄金时段，能得到的小费也最多。他希望我每天能这个时间段去赌场，这样就能常常看见我。

身为经理，西装革履、来去匆匆的他，总悄悄塞一包糖果或者巧克力什么的给埋头奋战的我。

作者图 | 杰夫工作的赌场

那段时间，我每天去打德州的时间超过六个小时，赢多输少，平均一天赢400多美金，虽然不多，但起码也是“正收入”

眼见十五天快到了，他邀请我去了环球影城和好莱坞，晚上在比弗利山庄附近的一家意大利pizza店吃饭。

杰夫又一次向我展示了美国人的高效和现实主义。他直截了当地说，想让我做他女朋友，说他妈妈对我印象很好，支持我俩继续发展。

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有没有想过在美国留下来？”

我一脸蒙圈：“我留下来能做什么呢？连个美国文凭都没有。”

他说：“你错了，你认识了我，会让你在美国少走很多弯路。”

我觉得有点意思：“那你说说看。”

他说：“很简单，我带你去考荷官（在赌场里发牌的人）资格，赌场不看文凭，优先招募年轻女荷官。受欢迎的荷官每个月的工资加小费，大概会有四五千美金。”

我问：“那我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在美国打工吧？”

他说：“当然不行，如果你跟我结婚，我可以帮你申请绿卡和工作许可（working permit）······”

我正用吸管喝着可乐，差点没一口全喷出来：这也太随便太直接了吧！我勉强把嘴里的可乐咽下去，半开玩笑地问了一个有点挑衅意味的问题：“我都不知道你姓什么？”

他很当真地回答我：“我姓方，中文名叫方宇。”接着他很认真的给我介绍他的家庭情况，认真到我都不忍心打断他。

三

十四年前，杰夫在他姑妈的申请下，一家三口以亲属移民的途径定居美国，来的时候一穷二白。他爸妈英文不好，只有绿卡，没考公民，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他爸在蒙市的香港超市卖生鱼，他妈在华人家庭里做临时保姆。

他俩加起来一个月有3500美金的收入。他自己也有4000到4500美金（赌场经理的明面收入不一定比做得好的荷官高）。一个家庭每月有8000美金的进账，可这十年来却一直在美国租房。

他爸妈租住一套小两室一厅的公寓，他自己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加一块房租接近3000美金。

这样浪费怎么不去买房？依我看，他们整个家庭还是一穷二白。

我问他为什么不和父母住，至少可以省房租。他说，成年了还和爸妈一起住，在美国说出去是个笑话。

他说：“我是说真的，多少人希望获得美国绿卡？我们结婚以后，我就帮你办身份。以我的关系，在赌场给你找份工作。我们建一个联名账户，每月每人存2000美金进去，其他钱用于开支——就AA制吧。两年过后我们就可以攒够首付买房子了（在美国信用好得话，首付很低）。”

我没太当回事：您想的还真是长远。心里觉得莫名其妙：美国难道比中国还缺女人吗？还没交往就求婚？还是说干脆和我以零感情基础协议结婚？

对于他的这番话，我只能报以无奈的傻笑，可他偏偏不死心：“你可以仔细考虑考虑。况且我也真的很喜欢你，你不是说也没男朋友吗，我们大可以交往看看。”

话说回来，杰夫除了身材略有些发福，其他外在条件还不错，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头发黑亮；十三年的美国生活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文，待人接物也彬彬有礼。

我又在旅店续住了两周。一个是因为我的“收入”cover了房钱——含税90美金一天；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认识了他。

我们相处得还算愉快，他又带我去了迪士尼乐园、盖蒂博物馆，和一些生意火爆的风味餐厅。其中我最喜欢北京缘和boiling crab，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去，不过再没有和他一起。

频频接触中，我有了点恋爱的感觉。不过直到我离开美国，我们还是好朋友关系。我可不想在旅途中谈一场不明不白的恋爱，哪怕他已经向我“求婚”了。

四

回国后，我在事业上遭受重创。可能是一直不太上心，我在武汉经营的一家小有名气的宠物店，由于员工玩猫腻、几个月都入不敷出，面临倒闭。

我索性把店卖掉，由于店所在的位置还不赖，很快转手。

失业后，我感觉很空虚，开始在想那四五千美金工资的事儿。在中国，我上哪能轻而易举地找一份月薪25000人民币的工作呢？我开始认真考虑起杰夫的建议。

我也开始浏览一些海外华人论坛，发现“如何拿到美国身份”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而且据说真不是那么容易。对高工资的向往，和杰夫每日不辍的诱惑，我的美国梦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在心中构建起来了。

我也知道了“假结婚”这个概念——就当作一次分期付款的假结婚吧，或许我们真的合适呢？甚至我还去找了一些关于假结婚的电影作品来看，比如《绿卡》。而电影里的假戏真情，在现实中只能潦草收场。

2013年7月底，我再次入境美国，目标很明确——结婚拿绿卡，开始我的美国新生活。

按理说，我应该在中国先申请k-1签证，可这类签证是出了名的难，所以还是先入境把婚结了再转身份比较方便。虽然这会影响到我的信用问题，但这是以后再去考虑的事了。

我是在夏威夷入境的，按理来说这是美国海关入境盘查最松懈的地方。在入境过程中，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过海关的时候，我不敢说这次入境目的是旅游，于是把说辞模糊处理了一下：上次来美国交了一个男朋友，这次是来看他。

因为这句话，我被请进了传说中的“小黑屋”（海关审讯室）。

一位黑人女面谈官让我具体描述了头次入境经历，并检查了手机，要了杰夫的联系方式和工作单位名称。

交流非常顺利，二十分钟后，她将我带到一个特别出口，我远远地看见自己的行李被摆放在一个台子上。她让我当面把两个箱子打开，仔仔细细翻查了每一件物品，甚至将一个纸质笔记本翻开来从头到尾看了又看，最终一无所获。

临了，她一脸凝重的说：“我奉劝你，如果你想要和他结婚留在美国，最好先回国拿到未婚妻签证再回来。”

我只好装作很听话地点点头：“好的，谢谢你的忠告，我会遵守美国法律。”可实际上美国的法律法规也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

五

杰夫从机场把我接回他租住的公寓，很迷你，家具很简单。我在这里开始了和杰夫的同居和“婚姻”生活，一住就是两年多。

这之前，我们的相处只有在赌场相识的一个月、零零散散的约会以及六个月的网络传情，他具体的生活习惯、思想内涵、性格缺陷，我一概不知。说这场婚姻太草率也好，是闪婚也好，是交易也罢，理智谨慎最终没能敌过对虚幻的美好新生活的向往。

一个月后，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在这里结婚手续最简单，然后到教堂排队举办婚礼，见证人是给新人摄像的摄影师，他不知道当过多少对草草结婚的新人的见证人了。没有亲朋好友，也没有闪亮钻戒。

说“I Do”的那一刻，我还没打算把这事告诉爸妈，怕他们瞧不上杰夫，也怕他们为这场简陋的婚礼感到心寒。

回到洛杉矶，他马不停蹄地张罗给我转身份的事儿，填申请表、准备材料、跑移民局，接着再是等面谈。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快点拿到工作许可，出去挣钱，这样“我们家”就多了稳定可靠的进账。

我们去华人影楼拍了一组婚纱照，和他爸妈以及他们家在洛杉矶的亲朋好友吃了顿饭，这婚就算是结了。

今日想起来，这段婚姻着实荒唐。可在那时，却也没有多少犹豫，全是走一步算一步。唯一真心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就是改口叫他爸妈做“爸”、“妈”。为我远在万里之外、毫不知情的亲爹亲妈感到难过。

杰夫以他在洛杉矶赌场混了十年的人脉关系，给我在一家发牌学校先挂了个名，然后他在家教我发牌。他说，等工作许可下来，象征性地去考个试就能安排进赌场了。

不到半个月，我就都学会了。工作许可寄到之前，他三天两头地带我去赌场“上班”，要求我只能打擅长的德州扑克，其他赌博项目连碰都不能碰，因为赌场有着无数“玩不见了”的人。

作者图 | 杰夫工作的赌场

过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杰夫的爸妈对金钱看得很重，明里暗里让我叫家人从中国汇些钱来，以他们儿子的名义贷款买房，然后共同还贷，说租房花销太大。

我不同意，担心会有经济纠纷，他妈便不似以前对我那般热情了。他爸不爱说话，和我没什么交流。

逢年过节，他家就暗示我，广东人是讲“规矩”的，晚辈要给长辈带个一两千美金作为“过节费”。我和杰夫所有的花销都是AA制，而“过节费”却要我独立出资。在他们全家人眼里，我不过是用来改善他们生活水平的工具。

最可笑的是，他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是他“老婆”，结婚也算“隐私”？我见他常和年轻漂亮的女荷官眉来眼去，没有确实证据，只能忍气吞声，视而不见。

工作许可下来后，他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在别的赌场。一般进赌场的时候，会分配工作时间段和发牌项目，24小时分为三段，每段有不同的荷官，项目是固定的，有扑克大局、21点、牌九等等，我是负责发21点的荷官。

六

就这么工作了四个月，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和杰夫的联名账户只剩不到5000美金。

我坚持让他说出转移财产的原因，最后他承认是拿去赌博了。“你叫我不要沾赌，可你自己呢，居然把我们一起存下来的钱，送还给让你做牛做马的赌场。你是有多热爱赌博事业，为它卖命，还为它花钱，花的还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财产！”

那是我第一次冲他发火。后来，缺乏感情基础的我们因为各种矛盾冲突常常吵架。在短短25个月的婚姻生活中，他始终没有戒掉赌博。说好的两年之后攒够首付买房呢，根本没可能，所有的期望都是一场泡影。

在我将“有条件永久居留绿卡”换成“永久性绿卡”之后，就开始和他谈离婚的事情，他坚决不同意，甚至威胁我：“如果要离婚，我就向移民局申诉，说你是为了绿卡才和我结婚的！”

我无比淡定地说：“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留在美国。你大可以去申诉，咱俩移民法庭见。大不了我回祖国安安心心过日子；而你，可能会被送进监狱，因为我一定会说是你向我提出有偿结婚的！”

2015年秋，我恢复了单身。

只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孤独感，被多数白人老美歧视的压迫感，等待绿卡过程中漫长的忍耐和煎熬，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

我还是常常浏览华人论坛，那里永远不缺为了绿卡忍辱负重、孤军奋战的独特个体，包括凤姐。

如今我还在想，拿绿卡究竟是要干什么？几年前，我的国内同学们一个月工资就有四五千人民币，现在大都两万多了，日子越过越好。而我一个离婚人士，当时为四五千美金的“高薪”动了心，而现在的收入水平还和当年一样。（明日继续更新）

*这是《加州迷梦：中国人在加州》的第2篇，未完待续。

作者张火麟，现为洛杉矶小白领

编辑 | 王大鹏

源济

在洛杉矶陪酒的中国女留学生 

原创 2017-10-27 张火麟 真实故事计划

一个小个子女人快步走来，笑容满面地说：“你们俩就是南加大的高材生吧！”说着就将她俩拉进一个包间。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38 个故事

一

2015年末，我在洛杉矶某赌场做荷官的时候，认识了张梦和张琳两位老乡，也见证了她们“双面娇娃”般的留学生涯。 

她俩从小就认识，在湖北一个小城市出生和长大，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又都姓“张”，感情甚笃，形影不离，直到高考让这对好姐妹分隔两地。

张梦考到了江西，张琳考到了福建，两人相约大学毕业就去美国镀金。 

她们自费前往USC攻读研究生学位，USC，南加利福利亚大学，著名的“南加大”，美国排名靠前的私立名校。

新学期开学时间是九月初，张梦的父母在八月中旬就陪她到了洛杉矶，并为她租好房子——和张琳在校外合租——好莱坞大道附近的一套两室一厅公寓，房租每月2100美金。

爸妈为她交了第一学期（quarter）学费，又给了她办了张本地银行卡，存入七万美金——包括她第二学期两万美金出头的学费以及两学期生活费。 

像所有父母一样，爸妈临走前也不忘千叮咛万嘱咐一番。

“小梦呀，到美国来的重心要放在学习上。这钱都是爸妈辛苦赚来的，要花在正途。” 

“不要沾染坏习惯。爸妈知道你是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在美国也不要学那些，好吗？”

父母走后不到三个月，张梦迷上了赌博。

张梦第一次踏足赌场，不过是去体验一下，后来，我看她常来，又是华人女孩，很快熟识了。 

张梦告诉我，她卡里的那七万美金一天天变少了，除去她这三个月来用在正途的一万多美金，赌博差不多输了三万。眼见着就要交第二学期的学费，她有点慌了。可还是将希望寄托于放手一搏，赌一场大的，把钱都赢回来。 

和来赌场的大多数人一样，她的希望落空了。一月，洛杉矶最冷的时节，她对我说，自己输光了父母给的所有钱。

二

张梦是独生子女，爸妈做食品批发生意很多年了，有些家底，不算大富大贵，说的上家境殷实。从小她就有足够用的零花钱，大学期间也没出去打过工，缺衣少穿了就找父母要。

张琳看到好姐妹这样，心里也不好受，她安慰张梦：“输都输了，能怎么办。你爸妈不是有钱吗？要不再想办法找他们拿点？” 

张梦哽咽道：“我这才来美国三个月啊，就用掉了七万美金。你说我以什么理由再去跟他们拿钱？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借口，也没这个脸。必须自力更生了！你不是最有办法的吗？” 

张琳长吁一口气：“我来想办法吧，办法总会有的，大活人的总不能饿死在洛杉矶吧。”

九月初才独自卡着开学的点儿来到美国的张琳，父母都是当地国企员工，收入状况我也不清楚。 

张梦说，张琳的独立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自打上了大三，她就不再管父母要钱，这一趟自费来洛杉矶南加大念研究生的钱也出自于她几年的积蓄。

张琳爸妈很为她骄傲，逢人便夸：“我女儿从小就很独立，从不让我们费心！”亲朋好友也纷纷夸赞她是一个聪明懂事孝敬父母的好孩子。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从19岁开始，张琳便在高级会所和夜总会兼职陪酒。 

以她家的条件也不是供不起她上学，但是远远达不到她想要的标准。她爱可以随心所欲的花钱的感觉，这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到美国之后，张琳的积蓄渐渐缩水，钱明显不够花了。经张梦这么一刺激，她开始在网络寻觅挣钱途径。 

三

张琳比张梦小半岁，两人性格迥异，张琳风风火火，特别能说，而张梦则比较婉约安静。

张琳的执行能力很强，她很清楚留学生是不允许私自外出打工的，只能在华人论坛里找找“打黑工”的场所。她在网上输入了一些关键字，比如“女服务生”、“学生兼职”，就找到了一条貌似不起眼，却正合心意的信息。这篇招聘广告全文只有短短几行字： 

“KTV招女服务生，生意好小费多。工作时间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只需工作三四个小时就能轻轻松松挣200到300美金小费现金。需形象好气质佳，尤其欢迎女学生兼职。”

对于张琳来说，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工作，不言而喻。这篇兼职广告只留了一个用于联系的微信号码，她立刻拿起手机添加该微信，对方很快通过了。 

她发信息过去：“你好，我是大学生，想找一份兼职。” 

对方回复堪称神速：“好啊，非常欢迎！今晚你就能来上班吗？”

她回话：“我们有两个女生，你们需要这么多人吗？”

对方的回复更快了：“当然！一起来吧！”

对方发过来地址以及KTV的名称“帝王”。她一看这两个字，心中又更加确认了几分：没错，什么KTV，明明就是夜总会。 

张梦着实不敢相信张琳这么快就为她俩找到了“工作”，并且即刻就能入职。

四

冬夜的洛杉矶，张梦驾驶着爸妈在入校时给她买的二手奥迪，带着张琳一块儿驱车赶往“帝王”，她的心目中很“神秘”的工作场所。出发前，她对叫这种名字的地方多少会有些想象，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楼，或是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 

到了“帝王”门口，张梦说自己完全傻眼了，它所在的位置在专门租给中低端商铺的小型商业广场（plaza），而它的门脸和最普通不过的小商铺没啥差别。门头上挂着两个用最简陋不过的霓虹灯牌拼成的红字：“帝王”。 

门口站着一个高大威猛的墨西哥保安，问也没问就放她们进去了。

“就像是一个普通办公室改装成的破落户似的、城乡结合部风格的假KTV！”张梦事后给我形容，虽然里面灯光昏暗，可是仍然能清楚看见由廉价瓷砖铺成的地板，已被水渍侵蚀得看不出原来颜色，没有吊顶的天花板，甚至还能看见长条形、样式古老的日光灯挂在上面。 

整个大厅一副简陋破败的气息，中央摆着几个劣质皮革沙发，围坐着一圈埋头玩手机的女孩。其中一个开口说了什么，其他女孩便纷纷把目光投向她俩。

张琳若无其事，张梦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或是扭头就走。

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小个子女人，快步走来，笑容满面地问她俩：“你们俩就是南加大的高材生吧！”说着就将她俩拉进一个包间。破旧的点唱机，小得可怜的屏幕，又脏又旧、连颜色都无法分辨的低档沙发，墙上还挂着低俗的半裸美女图。 

张梦认定她们绝对不会留下来工作，可张琳却是那么泰然自若，微笑聆听自称“妈咪”的女人讲解上班规则。

妈咪试探地问她们：“你们做过吗？ 

张琳坦然笑答：“我做过，在中国。” 

妈咪高兴地说：“好好好！我们这里是全洛杉矶生意最好的ktv！十个包厢，天天满座（听她说话是华人）。” 

张琳问：“台费多少钱呢？”

妈咪说：“国内是定台，洛杉矶是转台，做得好的小姐每天转四五张台，坐一张台公司给你台费十美金，客人再给小费，一个客人给二十到一百刀。” 

张琳说：“行，那我们留下来试试吧。” 

张梦拉住她耳语：“我可不能在这破地方干！”

张琳斩钉截铁地低声说：“要赚钱还挑地方吗？！” 

张梦被戳到痛处，努力用钱这个字说服自己留下。

妈咪嗅到张梦的犹豫，拽着她的手腕先带她去“上台”，把她拽进一个包厢，里面坐着一群男人，见妈咪带女孩进来，都朝门口张望。 

妈咪语气骄傲的向大家介绍：“这是南加大的女研究生！今天第一天来做小姐！”她故意把音调拖得很长。 

立刻就有男人挥了挥手：“来来坐我这边！”妈咪把她朝那男人推过去。 

张梦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下海”成了“小姐”。她没有想到的是，看似衰败的破店，生意相当好，所有包间都满了，没拿到包间的客人坐在大厅里。 

整晚，妈咪都带着她俩新人串来串去，各个包厢来回跑，好些个“老小姐”一直坐着等台。

张梦当晚一共得了180美金，这给了她些许安慰。钱，美金，还都是现金。有“经验”又能言善辩的张琳则拿了250美金，合人民币快1700块了。她也非常满意，毕竟只需“工作”三个小时。 

实际上，她们的工作就是：陪客人喝酒，让客人开心，被客人揩油。

妈咪在下班的时候热情似火地拉着她俩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明天一定要来上班啊！”

先前还是她俩找工作，这会儿是工作求着她俩了。

被同学称为乖女孩的张梦不胜酒力，回家就吐了，还在浴室冰冷的地板上坐了良久，才艰难地爬到床上。这也是第二天她告诉我的。 

五

她们并不是那种典型的美女，可是很有卖点：名校高材生。在出入色情场所的男人中非常受用，这叫“档次”。 

见惯了标准化小姐的客人们，一听妈咪介绍说有名牌大学学生妹，基本上都会说：“试看看吧。” 

张琳教张梦不用浓妆艳抹，只需要笑得自信，充分展示“清纯、青春、活泼可爱”的状态，俗称“人设”。无论是小姐、歌手还是演员，“人设”都是用来卖的。

张梦希望找个男人来支付她迫在眉睫的学费，而张琳则想靠打工的钱支付奔驰的首付款，顺便说一句，留学生在美国都需要买车，离开时再卖掉，当然，有男人能买给她更好。

在这家酒店消费的客人，大多都是30到45岁左右的好色之徒。其中，以地域来看，中国广东人和越南人居多；以职业来看，捞偏门的人居多，其中不乏毒贩子和帮派兄弟。在洛杉矶，不能合法开设像中国那种大型的、豪华高调的夜总会，所以有需求的男人们只能去类似隐秘的小店寻欢。别看店小，消费并不便宜。 

除了正常上班拿台费和小费以外，客人可以带小姐出台（在美国中文叫“外框”，英文叫buy out），费用是300美金起步，其中150美金交给公司，剩下的给到小姐。至于客人带小姐出去做什么，是彼此之间协商好的，有没有其他“服务”和费用也另议。

张梦和张琳白天忙着上课、温习和写作业，晚上陪大哥大叔们喝酒作乐，夜夜笙歌。

张梦发现，在她和张琳忙着到处转台的这些天，很多长得还不错的小姐，总是没台坐。而在她们之后又来了一个各方面都很一般的小姐，妈咪又把重心放到了新人身上。

喜新厌旧，世态炎凉，哪里都不例外。新人靠新鲜度、热度挣钱，老人靠耐力、身体挣钱。

如果说社会对于学生来说是大染缸，那夜总会这种地方，简直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 

做了一个礼拜后，张梦又来到我工作的赌场。我很惊讶：“又上学又上班的，还有时间赌博？”

她说：“辞职了。我先玩几把，等你下班了聊聊？” 

我说：“好，快了。”

张梦在赌场门口的垃圾桶边上站着抽烟、等我。我问她什么时候抽上烟了。她说：“在KTV里没有人不抽，包间统统烟雾缭绕，不抽烟就狂吸二手烟。” 

我问：“张琳她还在上班吗？”

她戏谑地笑笑：“她现在是头牌！” 

她告诉我，小姐们大多都是看见网络广告找过去的，或是姐妹介绍的。她们大都拿的旅游签证或学生签证，前者多是在美国边玩边挣钱的女孩，后者多是家境不那么富裕的中国留学生。她们的年龄大都在21岁到28岁之间。 

张梦断言：“没有一个女孩是非要在KTV工作不可的、不这样做就活不下去的。全部都是好吃懒做图来钱快、工作轻松。我跟她们没什么共同话题。”

我问她：“所以你辞职了？” 

她摇摇头，说：“有个客人喜欢我，每天都来捧我场，他提出让我别上班了，做他女朋友，每个月给我三千美金。虽然不如上班挣得多但至少不用喝酒熬夜了。” 

我也没太多惊讶，白人年轻女孩找sugar daddy（傍大款）的也大有人在，我只是为她担心：“那种地方认识的男人能信吗？他结婚了吗？”

她嘴角不自然地扬了扬：“管它呢，反正他先付了我三千块。他四十多了，可能结了吧。”

而眼前的张梦1992年生，她在2016年初成为坐台小姐的年龄还未满24岁。 

小姐们管张梦这种情况叫做“上岸”。

我不知道该说点啥：“那还是不够学费啊？ 

她低头小声道：“我骗爸妈说接下来两学期学费要一起付，又找他们要了两万刀...”

六 

两个月后，张梦被“男朋友”踹了，再次“下海”，重回那家夜总会上班。此时的张琳已经攒够了首付，用学生贷款购置了她喜欢的奔驰。 

不过，张琳的风头也慢慢被络绎不绝的新人盖住了。小姐更新速度很快，做三个月以上的女孩就算得上是“爹不亲娘不要”的老小姐了。 

而对妈咪来说，老小姐自有老小姐的销售方法。小姐在她眼里都是商品，一分钱成本都不要，只需每天催促尽可能多的女孩来上班，给客人提供更多选择。她甚至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合情理的惩罚措施。

哪怕是在周二——生意最清淡的夜晚，她也不惜把女孩们都叫来，冷冷清清地在店里守一个晚上。没台坐的小姐一分钱都拿不到。

店里的女孩数量维持在20-25个。妈咪总是给新人尽量多的台坐，老人就卖去“嗨局”。 

到KTV来的大部分客人黄赌毒均沾，尤其是毒，贩毒和吸毒。他们经常在家中或者某些隐秘场所私设“毒趴”，聚众吸毒，吸食的毒品主要是大麻、K粉和冰毒，这几种毒品的害人程度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小姐参与不同“嗨局”，价格还不一样；参加吸麻、吸K的，每个女孩给300-500美金；参加“溜冰”的，每个给600-800美金。每次交给公司150刀，剩下的装进口袋。客人对她们的“表现”越是满意，给的小费越高。

为什么网传有那么多留学生“打气球”、吸毒致死的负面新闻，其中一个原因，确实是很多国家对于毒品管制的力度不如中国大，而且对吸毒人员的判罚也相对较轻。而美国，是全球毒品最泛滥的发达国家。 

妈咪总是把张梦和张琳打包卖出去。有“局”的晚上她俩就在店里等车来接，被接去方向不明的阴暗角落。

有一次，她们被送到一栋独独的位于山顶的大别墅，月黑风高，四野无人。到了之后才发现只有她们两个女生，一屋子七八个男的，有老有少，神色诡异。 

今天是“溜冰”局，为什么给的价格贵？就是因为参与的危险系数很高，众人围坐着，轮番吸食了冰毒之后，一众男人，如同一群豺狼恶狗般，虎视眈眈、垂涎欲滴地盯着她们。

张琳趁上厕所的当口，给妈咪打了个电话，吼着说：“你如果不管，我真得打911了（全美报警电话），我们撑不下去了！”

最终妈咪退让了，叫司机送了四个小姐过去把她俩换了回来。她们坐上车返城的路上，相偎而泣，浑身颤抖。至于那四个女孩又是什么样的遭遇，她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自觉不会再问起。 

在美国，这些男人是不敢强暴你们的，他们只会趁你们冰毒上脑失去本性之后再下手。如果被你们告了，为了脱罪，他们会说是你们自愿的。而证明你们是自愿的办法，很有可能是靠屋里秘密安装的微型摄像头。

这事过后，妈咪不再对她们有什么好脸色，常常有意无意地刁难和冷落她们。在相熟客人的推荐下，她们又去了另外一家KTV兼职。 

由于分心太多，她们都有挂科，挂一科意味着需要多交那一节课的钱，针对她们国际学生的价格是3000多美金。牺牲学习时间所挣来的钱又贴补到了不好好学习的后果上。

为了省钱，她们住进了KTV提供给小姐们的廉租集体宿舍，环境一塌糊涂。

作者图｜张梦和张琳合租的房间

张梦和张琳到底还是学生，想法比较单纯。她们在KTV上班的时候，用的自己的真名，并且不仅不避讳自己是南加大研究生的身份，更恨不得广而告之。 

万万没想到，她们被同行抓住了把柄，向移民局告发了，差一点被遣返，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由于经常参加“毒趴”的缘故，张琳迷上了大麻，时不时来上几口。张梦对曾经恨得咬牙切齿的冰毒，起了心瘾。她俩安慰自己说：回国弄不到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戒了。

今年夏天，我的两位老乡已经回国了，张梦在父母的安排下回家工作，回到她的世界，和我的联系越来越少。本来就是通过张梦认识的张琳，更是断了联系。 

我记得张琳说过，她很清楚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她会直奔一线城市，想方设法进入一家大公司，最好是跨国集团，什么职位都无所谓。她不会浪费精力去拼升职、拼工资，她只想在一家高端平台上，以她那镀过金的海外背景，不算难看的长相和能说会道的本事，找个好老公，获得一张长期饭票。

也不知道她们染上的毒有没有戒掉。

（文中人物为化名，隐私信息已做处理） 

*这是《加州迷梦：中国人在加州》的第3个故事，未完待续。

作者张火麟，美籍华人，现居洛杉矶

源济

我在好莱坞跑龙套 

原创 2017-11-08 张火麟 真实故事计划

血浆粘稠，她用舌头去推，结果导演喊停，大吼了一声：“你见过舌头会动的丧尸吗？”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43 个故事

一 

和莉莉认识快两年了，我还不知道她的年龄，该叫她姐姐还是妹妹。在美国，人家不告诉你年龄，就是真的不想告诉你，再追问就显得很没有礼貌了。只有趁着酒劲的时候，我才敢半开玩笑地追问她两句，她总是笑而不答。后来她说：“等我40岁那天，一定告诉你。” 

我是在一家韩国人在洛杉矶开的舞蹈培训中心认识莉莉的，去了几次后发现，就我和她两个中国人。 

一天，培训课结束了，她在门口抽烟，问我为什么学跳舞。我说，在这里不会跳舞，都不好意思和美国朋友出去玩。问她，她莞尔一笑：“工作需要。” 

这家培训班的目标人群是像我这种业余人士，若真是“工作需要”，不是应该去专业学校么，她做的到底是什么工作，我对她充满好奇。

起初她不告诉我，故作神秘地说：“我的工作是技多不压身，说不定哪天就能派得上用场。”

换下舞鞋之后，她踩着一双亮闪闪的镶水晶细高跟鞋，穿着粉色的低胸吊带，配一条黑皮短裙，背挺得笔直，很精神，脸也很漂亮，带着一口京片子。

她留着偏分，一头金灿灿的长发蓬松而又懒洋洋地从肩上垂下来，运动后的脸上仍带着精致的妆容，应该是特意补过妆了。 

“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是在好莱坞跑龙套的。”她说。 

莉莉的爸爸是一个小制片人，她自己是北影毕业的。我不敢多问，也不敢当面质疑。我可是在和一个北京大妞聊天，常听闻她们大多都是骄傲自我的，特烦别人质疑她们的硬件水平。

我俩都有些男孩子的性格，称兄道弟后，我逮了个她心情好的时候问：“你小子骗人吧？就你的条件还到美国来跑龙套？中国不好混吗？”

她瞪着一双大眼睛，说：“咳，我在北京当了三年演员，真心不好混！跟你这种门外汉说不明白。”

“那你主演过什么片子？”

她的脸上浮现出落寞的表情：“说来也惭愧，拍了三年戏，没当过一次女主角。” 

“你老爸不是制片人吗？” 

她回答的语气里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无奈。“中国各类制片人何其多！有多少电影从业人员的后代想走演员这条路的，更别提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往演艺圈里钻？我爸的关系只够我不用当群演，不用被戏头呼来喝去的。” 

我硬着头皮问她：“不也有章子怡、周冬雨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明星么？” 

她白了我一眼：“被名导看对眼了、第一部戏就拉去当主角的，说万里挑一都多了，比中彩票还难！”

“那除此之外就没别的路了？”

她一拍桌子：“有啊，陪睡！运气好的，被投资方老板包了，有的人从上睡到下。”说着，用手指拨弄着那小撮金黄的头发，看着一脸无语的我，补充道：“放心吧，没人睡我。电影圈也就那么大，大家都知道，我爸也是同行中的老人儿了，谁还会来跟我提潜规则？” 

我老想挖掘那些草根成名的励志故事，她的表情略有些烦躁，藏着对旧事重提的反感：“前几年大热的一部后宫戏里演丫鬟出名的那个演员，你知道她爸是个大土豪吗？在你们眼里她就是从底层做起来的例子，对吗？所以，真正里边有多少事儿，外人永远不知道！” 

二 

莉莉闲暇的时候，会去我们公司的吧台独坐，叫上一大杯白啤，配着一片加州香橙。每次我匆匆经过，总看见有老白和她搭讪，聊得火热。

通过莉莉的口述，和朋友圈里大量的照片，我整理出了这个北京女孩闯荡好莱坞的传奇经历。

2013年3月，莉莉第一次到美国旅行，她选择的落地城市是洛杉矶——好莱坞的所在地。

在那时的莉莉心中，一个光想着挣钱的演员，眼里只会有北京和横店，而一个有梦想的演员，一定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好莱坞之梦：星光大道，中国剧院，奥斯卡小金人！

“那时候起我就在想，总有一天，我会在好莱坞找到立足之地。不努力走近它，它就永远是个梦。”

2013年9月，莉莉参演的唯一一部稍微知名点的“XX北京”第二部上线了。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你看，咱混到最好的程度，也就是担任‘主要角色’之一的电影上线了，而不是上映了。” 

我问她这有什么差别，她说，差别大了，一看就知道是一部网剧，再火，也比在影院上映的电影低半个身位。 

这部片子后，她能拿得出手的作品更少了，加上年龄越来越大，心气甚高的她不愿意腆着脸和那些一茬接一茬的小鲜肉们抢些小角色。 

2014年一整年，莉莉都没有接什么工作，跟男朋友在全球各地旅行。

她和她男朋友的恋爱史，说出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她和她那高大健硕的美国男友，认识于某著名的北京工体Club。她男友的昵称是“Sydney”，也就是英文中“悉尼”的那个单词。 

那时的悉尼，在北京短期停留，问莉莉：“你去过哪些国家？” 

莉莉摇摇头：“哪里都没去过。”

悉尼瞪大了双眼，很不可思议地说：“不会吧？我们美国的年轻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都要出一趟远门，看一看这个世界，再投身于工作，这是我们的传统。” 

于是，莉莉和悉尼一块在全世界走了一年，差不多花光了她三年来当演员的所有积蓄。我翻看了她的朋友圈，2014年1月份，在越南和新加坡，整个春天，又在曼谷、新宿和首尔街头。

作者图｜莉莉朋友圈里的好莱坞影城

回北京后，莉莉接拍了几组平面模特照，6月又落地欧洲，从巴黎去了伦敦，拜访了威廉堡，尼斯湖，自驾去苏格兰和柏林。 

在她朋友圈所有的风景照里，我最喜欢其中的一组：Glencoe两山之间的积雪，远处有一群羊，有一只领头羊守望着拍照的人们。

三

一年的旅行生活结束后，莉莉随男友前往美国，奔赴好莱坞影城，开始了自己的奥斯卡小金人之梦。悉尼在莉莉的带动下，也放弃了田纳西州的安逸生活，和她一块儿来洛杉矶跑龙套。

此前，我对一直很好奇，好莱坞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于横店或者北影门口那样的地方——大堆人坐在那里等活，其中还诞生了王宝强这样的影星。 

莉莉说，据她所知是没有的。在好莱坞，跑龙套是很有门槛的。首先是身份问题。在美国，演员是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你可以没有美国国籍，但是至少有工卡（working permit）。虽然莉莉是随男友来美国的，可还没有结婚，她只好想办法办理了身份，拿到工卡。 

接着是找经纪公司。莉莉初到好莱坞，进不了演员工会（Union），单打独斗没保障，只能在网上找经纪公司，一般都要在网上填写简历。这就和给外企投简历一样，个人介绍、表演经验，照片等等都需要准备。

莉莉投了很多份简历后，一家经纪公司约她去面试。谈了两三个小时，莉莉把能展示的都展示给两个白人老师看，他们根据她的情况写了一份“商品说明”。

听到这里，我诧异地重复了一遍：“商品说明？”

她轻描淡写地说，她们对经纪公司来说就是商品，公司会按照客户的需求，把相应功能的商品推荐给客户。经纪公司给她还出了几个情景考题，让她现场表演几段，整个面试过程都被拍了下来。另外，还需要提交一组个人最满意的照片，说不定哪天就被大制片选上去试镜了。

资料图 | 好莱坞电影的特效片场

说到这里，她的眼神里满是憧憬。 

我打趣道：“如果我长成国内那些小鲜肉，但演技为零怎么办？”

她一脸鄙夷：“那就别去浪费美国人宝贵的时间了。”

我俩哈哈大笑。

四

在好莱坞，要顺利跑龙套，还必须完成一道难度在普六和专四以上的英语听力兼阅读理解题。

“接第一个角色的时候，经纪公司发给我一个号码，打过去是一段语音留言，大概5、6分钟。留言说明了我要出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台词是什么，必须几点到一个具体地址，对方准备的服装什么样等等。” 

我插嘴道：“那如果他们准备的服装尺寸不合适怎么办？”

她笑我：“你傻呀，我们的详细资料都在经纪公司那里，如果对方选了我们，就一定会按我们的尺寸制作服装，有时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如路人甲，黑色职业套装。” 

听到留言之后，好莱坞的群演们会自行准备，准时到片场化妆换装。到了该出演的环节，直接上去就演。没有人敢迟到，迟到一次永不录用，在美国，信用比任何简历都重要。

而在片场，犯的任何过错，哪怕是乱丢垃圾，都会对演员很不利。每次出演，从个人行为到演出水平，都会通过一张评价表格反馈回经纪公司。分数太低的话，自然不会有人再用，经纪公司也不会推销。“一旦上了黑名单就完了。” 

莉莉为我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好莱坞，这和我所听说的中国演艺圈如此不同，让我对她的好莱坞生活越来越有兴趣。 

而关于一场戏的片酬，莉莉说，如果演的是死尸啊、在街上走来走去的路人啊，经纪公司谈的价一般都在10至15美金一小时，不足8小时也通常按8个小时算，所以一场大概100美金。

如果对单个表现有要求、会指定给你具体表情和动作的，可能片酬会高一点，但也超不过200美金。有个一两句台词的就更高了。拍摄时间大都不超过四个小时，偶尔超过八小时还有加班费。

据说在中国横店当群演的人一等就等一天，拍摄时间可能就十几分钟，收入三四十元。莉莉说，这种情况在好莱坞绝不会出现。“人的时间就是金钱。每个演员和他们所付出的时间，都值得被尊重。而且，我们的背后有工会。” 

她说，她每周平均有三到四场活，有了一些经验后，加入了演员工会（Union），但具体挣多少钱、经纪公司怎么收费，我没有细问，这不太礼貌。 

五

说实话，我很心疼莉莉，虽然有男友陪伴，可毕竟她一个女孩万水千山远赴美国打拼，需要很强大很独立的内心。

洛杉矶的房租很贵，她和男友租住的房间是由车库改建的，因为车库墙没有隔热和保暖层，夏日里屋内无比燥热，冬夜里室内和屋外一样寒冷。条件如此艰苦，租金仍要一千美金一个月。 

舞蹈课全部结束后的一天，我去拜访他们的小窝。莉莉在火炉边的餐桌上，边看书边守着一锅鸡汤。悉尼半躺在床上刷着Facebook。

他们的房间只有一个厨房、一个卧室和没有窗户的卫生间，白天进去都需要点灯。整个屋子里洋溢着闻起来暖融融、甜丝丝的加了红枣的鸡汤味。 

我一眼瞥见了门边的电动车库门开关，正想说什么，被她发现了。她尴尬地笑了笑，假装不在意地说：“这以前是车库，改了之后住得挺好的。” 

我说：“加州不允许将车库改成住房，可以告房东的，准赢。”

她摇摇头：“算了，一千美金在洛杉矶算便宜了，还包水电。” 

我注意到她脸上仍挂着淡淡的妆容，杏仁眼上描着浅黑色的眼线，高挺的鼻梁上打着薄薄的亮粉，心想为了接待我，她还化了淡妆。

她穿着粉红色的卡通居家服，脚踩一双拖鞋。跳舞时她离我很远，我这才留意，她比起穿高跟鞋的状态明显矮了一截。经过我身边时，还不停地用双手向后拢着一头金发，让我想起小动物在紧张时舔嘴唇的样子。

三个人的晚餐，莉莉炖了两三个小时的红枣桂圆鸡，香甜可口，我大快朵颐。 

饭桌上，她突然兴奋地说起几天前参演的一部丧尸片，吓我一跳。

“我在里面演一个丧尸，那天唯一的亚洲丧尸，导演多给了我几个镜头！当时我含着一口血浆，张牙舞爪，朝人走过去，要求我怪叫着张开嘴，让血浆流出来。可血浆很粘稠，我用舌头去推，希望把血浆从嘴里赶出去，就这一个动作就被导演喊了cut！他大吼一声：‘你见过舌头会动的丧尸吗？” 

剧照 | 好莱坞电影《群尸玩过界》里的丧尸

她手舞足蹈地比划，绘声绘色地模仿叉着腰的导演，把我笑得弯下了身。

我又有点担心地说，NG（即拍摄失败的镜头）不要紧么？

她一脸轻松地笑笑：“没事，丧尸片本来就很多NG。” 

我问她，跑了一年龙套，是不是可以去参加试镜，弄个配角当当。她收起笑脸，幽幽地说：“看运气吧。那些美国本土的群演要么修过戏剧课程，要么有表演班的老师推荐，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能演配角了。而像我们这样的，只能靠积累经验，才能拿到能说几句台词的角色。”

我有点想要安慰她，就讲起不久前看过的一篇关于中国群演的文章，群演被描述成“没饭吃的穷人”，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每天晚上去网吧过夜，浑身臭烘烘的，连澡都洗不上。文章作者说，真正为了梦想而在中国当群演的人，“是选错了地方”。

她沉默了一会，说：“哪儿都有哪儿的难处吧。” 

吃过饭后，悉尼拿出几块自己烘焙的布朗尼蛋糕请我吃，莉莉说里面加了“药草油（大麻油）”，吃了会开心。 

我刚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她又忙着解释：“在加州是合法的，圈里人都吃，可以让人暂时忘记烦恼。”

我还是没有吃。吃了蛋糕的莉莉和悉尼，嘴里像机关枪一样吐着语法混乱的字句，一个劲地开怀大笑，我一度担心他们要笑死过去。

在此起彼伏的笑声中，莉莉直勾勾的眼神里放着光，大声评论着几个“不劳而获”的演员：“你知道那谁吧？一天书没念过，长着张麻子脸！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姨妈，她现在在哪儿呢？”

我想起当年自己和一个广告公司的人吃饭，他们在饭桌上也是用最低俗的言语，嘲笑竞争对手的广告创意，全桌人开着恶意的玩笑，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以及莉莉，都是对生活感到不甘心的人。 

六

2016年春夏，跑了快两年龙套的莉莉有些心灰意冷，花6000美金在美容培训学校报了名，结业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拿到美发美容全科执照（Cosmetologist License），成为造型师、美发师或美甲师。 

她拿过厚厚的一摞笔试资料给我看，中英文对照版的，我问：“笔试也用中文吗？”

她摇摇头说，考生允许自带翻译人员。

看着我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她解释道，加州政府的初衷是不懂英文没关系，只要从业者把该学的都学会了就行。可在中国人这儿，翻译成了代考。学校甚至可以介绍充当笔试代考的翻译，每人收1000到1500美金。翻译这钱也挣得不容易，两年才有一次充当翻译的资格。 

隔行如隔山，诺大个洛杉矶，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她感叹：“是啊，进什么样的圈子，就接触什么样的行规。”继而又自豪地说：“翻译和代考我都不需要，将来我给别人代考还差不多！” 

今年夏天，莉莉高兴地通知我，她顺利通过了考试，并拿到了执照。“我是优秀学生，老师还给我介绍了工作呢，去一个中国来的剧组当进场化妆师！” 

她忙了起来，我们的见面次数少了。朋友圈照片里的她，还是顶着一头黄灿灿的金发，脸上画着欧美系明艳性感的浓妆，面对镜头，自信而阳光地笑着，还不时贴出自己受邀成为广告拍摄和电影拍摄的助理化妆师的照片。虽然忙，但一有什么大片上映了，她和悉尼还是会约我去阿罕布拉的AMC影院碰头。 

作为一个影迷，我问她有没有在片场碰到过国际巨星，有没有和他们搭过戏。她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演的大多是美剧，没有和名人搭过戏，就远远地见过一回。” 

那次，莉莉她们的片子在环球影城内取景，影城内的部分区域限制大量汽车通行，需要坐环保摆渡车进出。普通工作人员坐大车，明星、导演等重要人物常乘坐一种只有四个座位的迷你摆渡车。 

按规定，拍摄期间，等在一旁的群演们都不能拍照，也不能大声喧哗、骚扰明星。正好那次剧组全体人员正在短暂休息，来了辆小摆渡车。 

随着那辆车越开越近，莉莉的老美同事们，尤其是男人纷纷兴奋地朝车上的人打招呼，嘴里还喊着princess （公主）！身边的一个女孩惊呼：安妮真漂亮！ 

她这才反应过来，车上坐着的戴着浅色墨镜的美女正是大明星安妮·海瑟薇，她也朝人群微笑着挥手回应。 

这种激动人心的瞬间鼓舞着莉莉，她至今没有放弃电影，只不过换了一个角色参与其中，学习特效造型制作，据说学成之后在好莱坞一辈子衣食无忧。 

很多在洛杉矶的中国人生活得不容易，有来镀金的留学生，有想暴富的赌徒，也有各种各样的追梦人。可我一直相信，像莉莉这样努力生活的人，一定会受到生活的垂青。在通往梦想的路上，她早已不跑龙套了，反而活成人生路上最耀眼的女主角。

*这是《加州迷梦：中国人在加州》的第四个故事，未完待续。

作者张火麟，美籍华人，现居洛杉矶

编辑 | 王大鹏

源济

在赌场里等死的中国老人 

原创 2017-12-03 张火麟 真实故事计划

中国空巢老人的孤独走出国门，传送到了大洋彼岸的赌场里。

NO.

255

一

中午刚过，蒙特利公园市的丁胖子广场人头攒动。四五十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路边闲谈，有的站着，有的蹲着，目光殷切地盯着一个方向。随着一阵大型汽车特有的、令人不安的发动机噪音传来，蹲在地上的人们站起身，抖了抖蹲麻了的双腿。

一辆灰色的百人大巴缓缓停在他们面前，老人们兴致高昂地上了车。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这是去看美景的“夕阳红”老年团观光大巴，相反，它通向祸福难料的城堡——我上班的地方，洛杉矶好运来赌场（化名）。

半小时后，大巴稳稳地停在了一排颇有气势的建筑面前，老人们依次下车，步伐比平时快得多，然后依次走进了自动双开玻璃大门。

一眼望去，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而最年长的，已然白发苍苍，弓腰驼背，拄着拐杖，约莫七八十岁，走起路来风雨飘摇，颤颤巍巍。 

李叔和李婶是老人专列的常客，一周最少光顾好运来赌场四五次。 

他俩像其他乘客一样，常穿着朴素的老旧服装。李叔脚上一年四季踏着双反复刷洗的旧款旅游鞋，李婶从不佩戴首饰，肩上挎着印有“香港超市”字样的红色尼龙购物袋。他们是传统意义上保持着生活节俭的中国老人，看起来与玻璃门后面那个金碧辉煌的金钱帝国格格不入。 

我最初在百家乐区域当发牌员时，在生意最清淡的上下午时段当班，这段时间的主要客人就是被大巴从四面八方的华人区拉来的老人。他们是同事们眼里最不受欢迎的客人群体：不但没钱还不懂规矩，举止粗鲁，赢钱了不给小费，输钱时抱怨不断。 

有一次，我那桌的牌路很正，桌前瞬间围满了叔叔阿姨们，吆五喝六地争相投注，没有座位的人动作很大，穿过人墙伸手下注，碰到其他客人的头也很少表达歉意（也许是不会讲英文）。为此，两个白人客户面带愠怒地起身离开了，我在心里叫苦：唯一会打小费的客人飞了。

老人们大多用筹码和“代币”（泥码的一种，赢了赔钱，输了收回）混合下注，注码不大，计算水钱和赔付工作却较为繁琐，遇到他们在桌前扎堆的情况，我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以待。然而，众人连赢数把后，牌路急转直下，不少人把赢的钱吐了出来，骂骂咧咧地散去了。忙活了半小时，我一分钱小费都没收到。

一对老俩口缓缓起身，对望了一眼，老奶奶点了点筹码，说：“娃也怪不容易的，我们赢了一百零五块，五块小费给你。”说着把一枚五美金筹码推给我。

虽然只有五美金，却令我感动。这可是我从“夕阳团”获取的单次最多的小费，赶忙说：“谢谢爷爷，谢谢奶奶！请问怎么称呼？” 

“我们都姓李，你叫······”老爹爹盯着我胸前别着的英文名牌看了半天，拼不出读音。

“叫我小张吧。”我赶忙说。

他们是老东北，都快七十岁了。老爹爹却说：“就叫我们李叔、李婶吧，别把我们叫得忒老了。”

二

赌场有个说法，赌桌上没有长久的夫妻档。两口子齐上阵的，时间长了必然拆伙。相识后，我对李叔李婶格外留意。果然，他俩常在赌桌上吵嘴、生闷气，相互抱怨的话题无非是赌徒伴侣间的那几样： 

“叫你下庄你非要下闲！”

“赢了不走，看，倒输进去了吧？！”

“说了换桌你不换，那桌人都在赢钱，就我们守在这输钱！”

 一天，李婶火急火燎地找到我发牌的桌前央求：“小张啊，阿姨求你件事行不？” 

我正在发牌，不便应声，点点头用眼神示意她继续，心里第一反应以为她想借钱。 

谁料她说：“今天我们输了不少，老头子死活不肯跟大巴走，你下班方便带我们一脚吗，我们住在蒙特利公园？”她双眉紧皱在一起，眼神里充满无论如何要抓根救命稻草般的急切渴望。

我同意了她“不见外”的请求，也成了我深入了解他们的开端。 

那天，李叔他们奋战了一个白天，输掉了六百美金。他们坐在我车后座上，垂头丧气，一路无言。不知怎的，我想起了自己远在中国的爸妈。 

作者图 | 赌场里的中国老人们

车子开进蒙市，我开口问了句在脑海里反复练习的问题：“叔叔阿姨，要不咱们去吃顿饺子吧，我请。这附近就有一家，又实惠又好吃。” 

他们连连摆手，我坚持道：“不要客气了，算是陪我吃吧。”

他们不住道谢，李婶轻叹口气：“哎，来美国快一年了，还没下过馆子呢。”

2014年春节过后，李叔李婶到美国来投靠大儿子儿媳，来之前逢人便夸，儿子在洛杉矶开了家中式快餐店，当上了老板。 

来了才知道，没有传说中的跑车洋房，儿子当老板不假，但美金不好挣，快餐店离家很远，两口子平日里住在快餐店的员工宿舍，一个月只有四五天轮番回家休息。儿子儿媳贷款买的面积并不太大的condo（联排公寓），每月还款加地税就是两千多美金，还要供在外州读大学的孙女开销，生活压力不小。

两位老人在美国生活空虚，起先打算去儿子的快餐店里帮忙，可一来手脚不够麻利，二来也不懂英文，快餐店不在华人区，不懂英文连收账、接待都无法胜任。 

儿子的朋友也曾介绍李叔去帮华人卖生鱼，曾在国企坐办公室的李叔一想到穿着防水大褂去砍鱼，拉不下面子。其他各种“档次不高”的零工也被他们推脱了。最终，他俩赋闲在空荡荡的家里，成了典型的美国式华人家庭空巢老人：子女很忙，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不懂英文，不会开车。

在没有车就寸步难行的洛杉矶，他们的家成了一座百无聊赖的感情孤岛。 

三

李叔和李婶的日常生活在散步和看中文电视里交替进行，外加一周两次、步行30分钟去附近的华人超市买菜。直到某天他俩从超市买完东西出来，遇见一个在门口派发名片的中年男人，平静单调的生活从此一去不返。

男人热情地用中文和他们打招呼，久未碰到和自己主动唠嗑的中国人，老两口受宠若惊，停下脚步与他攀谈了起来。男人递来名片，上面印着：赌场专车接送。 

自称本家的“小李”向这辈子从不赌博的老两口滔滔不绝：“（赌场）好地方啊！去了吃喝免费，还能赢钱发财！” 

对赌场的印象还停留在“有钱人才能进的地方”的李叔一个劲地推辞：“不去不去，我们没钱。” 

小李继续狂轰滥炸：“我就跟你们说吧，只要花10美金路费，就有专线大巴接送，而且赌场都送“代币”，还有免费餐券！包赚不赔！”

他又颇为耐心地解释了什么叫代币：“有的代币可以直接用来下注，比如，用30美金代币券下注，赢了就给你30美金筹码，输了就把券收回去。有的代币需要押等额筹码，赢了赢双倍！这个月好运来赌场搞活动，坐巴士去的每人送60美金代币！” 

李叔李婶双双被这60美金震住了：“两个人就送120美金？赢的筹码能换真钱？”

小李配合的一拍大腿：“对啊！120美金，真钱！”

李婶激动得两眼放光，转而又担心道：“可是我们不会赌，连英文都不会啊。”

小李拍胸脯保证：“那都不是事儿！在赌场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完全没有语言障碍，有啥不会的教到你会为止！” 

搭乘巴士的地点就在李叔夫妇常去的超市对面，有时地点有变，小李会开着他的七人座商务车沿路接老人们去搭车，每人收3-5块钱。

李婶跟我絮叨着“入行”经历，饺子也上了桌。我招呼沉默不语、懊丧的低着头的李叔动筷子。他从椅背上直起腰，长叹一口气：“手里的现金又撑不了多久了。”

李叔和我描绘他生平第一次踏进赌场的场景。那地方华丽亮堂，放眼望去，一两百张桌子，乌泱乌泱的全是人。“身上没批几块布”的美女托着五颜六色的酒水饮料在人群中穿行。那么多人聚在一起，没有烟味，没有汗臭，反而有一股子香气。

最初，他们只用代币赌博，无论输赢都收手，要么在赌场转悠，看其他人玩，要么找个地方坐下来看报纸——有过被保安驱赶的经验，知道去哪里坐着最“安全”。 

这段时间，他们经常揣着钱回家，兴高采烈。让我想起了萧红写过的：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 

可没过多久，事情失去了控制，稳赚不赔的代币悄无声息地培养了老人们的赌性。赌局一旦开始，最终的命运都是惨败。

我问李叔和李婶谁先陷进去的，他们也答不上来：“相互影响吧”。多年来爱闲谈时政要闻的习惯，不知不觉变成了研究讨论如何提高赌技。

从忍不住用真筹码下注，到把筹码输掉、用兜里的钱下注，人越来越麻木了，钱在手里就好像一把没用的废纸，只有赌博才能赋予它生命和意义。 

我问李叔有何打算，他颓然道：“应该戒赌啊，可是赌难戒啊，儿子每个月给我们的800美金生活费都不够输，我还从中国带来的银行卡里取过钱，真黑，汇率算得忒高。”

四

吃完晚饭，我把他们送到家门口。从那以后，李婶会趁着我桌前没客人的空档，跑来和我拉家常，从她那里，我得知了更多老人专列乘客们的故事。

由于吵架次数频繁，李叔和李婶不再同桌赌博，而是各打各的。有段时间，李婶常和一个叫“小周”的结伴在赌场转来转去，打得火热。

作者图 | 赌场里的老人们

李婶口中的天津大娘“小周”，60岁刚过。据她自己说，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老公外面有情况，和她离婚了。没有子女照顾她的晚年生活，每月给她很少的生活费。幸而是老移民了，她靠着额外想方设法领取救济，勉强度日，日子艰难孤独。 

周姨光顾我们赌场的频率堪比上班，有时一天来两趟，这样就能拿到两张代币券。李婶说，只要她掏得起10块钱车费就一定会来。赌场活动中止后，每人每趟只送30美金代币券。

每一张代币券都是周姨这趟旅程仅有的希望，一旦输掉了，她就得两手空空在赌场闲晃，眼巴巴地看着其他赌客志得意满地把玩手中的筹码，苦熬三四个小时的无聊时光。每趟大巴都有固定的开拔时间，到点了，大巴才会回程，把老人们载离喧嚣的赌场。 

搭上李婶的一个月后，周姨找她借了一百美金，没费多少劲。打那以后，周姨再也没有在好运来赌场出现，电话停机了，李婶的一百美金打了水漂。

李婶说起这事也不后悔：“钱没多少，不还就不还了吧。可她模样太可怜了，提出找我借钱就像个垂死之人和我诉说最后的请求。” 

孙晓夏和孙晓香是上海来的亲姐妹，比李婶年轻十几岁。她们的高收入，让李婶很是羡慕：“哎，如果我年轻个十岁就好了，也能去干月嫂了。”

姐妹俩在黑月子中心打临时工，谁家有孕妇要生了，就住过去当月嫂。一个月工资加小费能拿到4000美金，是乘客里的高收入人群。她们每做完一单生意，找华人开的地下兑换点将2500美金打给家里。这钱将来留给孙子孙女们花，她们不无自豪的说。 

她们黑在洛杉矶多年，不租房，没有家，下工后，就从月子中心搬到家庭旅馆：大通铺，多人混居，十美金一天，住宿环境可想而知。伴随她们的只有两三个走到哪带到哪的大旅行箱。

她们乘坐老人专线并不是单纯为了代币，而是因为没有车，往返大巴是去赌场最便宜的交通工具。相较于其他乘客，她俩算是豪赌客，一次性就把腰包里的一千多美金全掏出来换筹码。

每逢钱快输光了，她们会在微信上四处联系月子中心老板，寻找上工机会，进入下一个轮回：挣钱，往家里打款，把剩余的钱输个精光。

她们的眼底是乌青色的。当月嫂意味着天天24小时连轴转，孩子哭闹就要起床喂奶、换尿布，睡眠质量极差。下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赌场，妄图大开杀戒，实际上是待宰羔羊。 

来自河北的葛大爷，中年丧偶，女儿嫁给了老外，老外不同意和老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女儿只好单独为老父亲租了公寓。葛大爷每天往返不同赌场，吃顿免费午餐，和中国来的同龄人聊聊天，顺便把代币用掉，权当娱乐。他很享受：“这种生活很充实，比成天在家独自对着电视强太多了。”

五

工作日时间，百家乐区白天档发牌的荷官能挣到的小费少的可怜，周末还算过得去，因为有大量“正常”客人的光顾。大款王姐是其中一个，她只在赌场中央的VIP大桌上打百家乐，每把下注三千美金起。但凡她心情好或是赢了钱，会给每个轮值的荷官和经理小费，一百美金起步。 

某个周末，正值我在王姐包桌的赌桌上发牌，尴尬的一幕发生了。一位老太太——我认得她，也是老年专线的常客——拄着拐杖，步履艰难踱到了桌前，用听不懂的吴侬软语朝王姐轻声说了些什么。王姐面露愠色，用不快的语气回了老太太几句，像是在数落她。很明显，老人在赌场伸手找他人要钱遭拒了。 

身为赌场鹰犬的保安，眼尖地发现了状况，大步流星朝我们桌走来。他很nice地问王姐：“需要帮忙吗？如果有人骚扰你，我可以把她赶出去。”

王姐说：“不用了，她是我妈。”

保安火速道歉：“Oh，sorry！” 

我也吃了一惊，这位输掉代币券后会不舍地从兜里掏出皱巴巴十元、二十元纸币购买筹码的老人家，竟是王姐的妈妈？老太太银色的齐耳短发上插着老旧的黑布发箍，木制拐杖上有的部位掉漆了，而王姐则一身香奈儿套裙，耳环上的钻石熠熠生辉。 

王姐把一枚一百美金的筹码从成堆的筹码中拨出，朝桌上一放；老太太默默地拿起来，转身朝最低下注区方向一脚深一脚浅地过去了。 

我心里有些难过。可能说什么呢，只看得见表象的我，没有资格评论同为赌场客人携手在异乡漂泊的母女俩。 

我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到李叔他们有阵子不见了。下班时分，打了个电话给李婶，希望听到他们戒赌的消息，电话那头传来赌场特有的嘈杂环境声，李婶找了个安静的角落与我通话：“我们在W赌场，这边本月有活动，坐大巴的每人送50代币券，还有人半价收券！我们一天跑两趟，不赌博的话净赚100美金！一个月就是3000美金啊！”她的声音亢奋，微微颤抖。

W赌场的揽客活动结束后，李叔李婶又回到好运来赌场。我问他们有没有攒下3000美金，他们失落地摆手闪避。

六

我一直在想，把李叔李婶拉进赌场的“小李”到底是什么人，向资深同事请教后才知道，他大概是大巴专线的背后运营者、旅行社派出的“老年华人客户发展专员”。 

洛杉矶本地赌场太多，为了搞气氛、带流量，不让场子里空荡荡的，找华人旅行社合作专门招揽时间颇多的老年华人客户，尤其是没有精神依靠的老年新移民。久而久之，他们之中很多人成为了虔诚的赌客。

老人们在赌场华丽光鲜的背景上留下身影，用他们本该平淡幸福的晚年光景，装点着赌场的门庭若市。有时，他们还会遭遇横祸，例如2013年8月，洛杉矶东郊一辆载着50多名华人的大巴在去往赌场的路上翻车，伤员中的有不少老人，中国媒体还有报道。

李叔和李婶刚进赌场那会和蔼可亲，后来慢慢变了，虽然对我还是有说有笑，可对其他人的态度冷漠了许多。他们曾说，开餐馆的儿子告诉他们一定要给为你服务的人应得的小费。这话他们早都不提了，小费也很少给了。 

一如既往的输钱，性格再好的人都會变得乖戾暴躁。有些不言不语的老人，突然发起脾气来会像火山喷发一样，呼吸困难，大力喘着粗气。开牌前，胜负即将见分晓的那一刻刺激，让多少人生不如死。 

赌场丰富了还是扼杀了海外中国老人的晚年生活，我不知道答案。如果答案是“扼杀了”，那么，除了对老人缺乏关心的儿女，为赌场工作的每一个人是否都是帮凶，我还有什么资格责怪他们不给小费呢？ 

我找门路调了夜班，即便生活不规律，即便生意远没有百家乐火爆的21点区域发牌，至少我内心深处会平静很多。

*这是《加州迷梦：中国人在加州》的第五个故事，未完待续。

作者张火麟，旅美华人，洛杉矶小白领

编辑 | 王大鹏

源济

过不起圣诞节的海外华人 

原创 2017-12-25 张火麟 真实故事计划

在圣诞节看雪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少女阿芬等待了17年，才看到人生的第一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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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一

2000年圣诞前夕，24岁的健明焦灼地考虑究竟要送什么礼物给阿芬。那个年代，中国还不大流行过圣诞，更别提他们所在的这个福建二线城市了。可健明坚持要送。

他花了好几个月工资，在金店买了只镶刻着龙凤图案的金镯子。陪他去的哥们笑话他：“人家都要去美国享福了，还会记得你吗？把钱往水里扔！再说了，谁圣诞节送金镯子？这是该结婚时候才买的，得买一对。” 

健明把镯子收好，说，结婚的时候再买一只，凑一对。

健明和阿芬来自福建一座小县城，关系要好，从小一起长大，健明高中毕业后就跟随叔叔到漳州做水果生意，阿芬读了几年大专也来到漳州，在一家私企做出纳。

他俩同岁，原本准备过了龙年，本命年就结婚，可在本命年里，阿芬爸妈决定带一家人去美国投奔她姨妈，定好了日子，过不了多久全家就飞往美国。关于移民的细节，阿芬没有正面回答我，我也很识趣地没有问了。 

阿芬在漳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健明带她去了两家小店吃卤面和蚵仔煎，说：“漳州小吃到了美国以后，应该就吃不到了吧？”

阿芬的眼红红的，嘴里吃不出滋味。两人沿着河道没有目的地朝前走，天黑蒙蒙的，冷风呼呼刮在脸上。

健明把礼物递给她，阿芬措手不及，接过来打开看，一阵晃神，盖上盒子，硬要把礼物塞还给他。

“这很贵吧？快退了去。金镯子这么土，我到美国也带不上。”

健明拉住她，把脸凑近前去：“镯子是买给我媳妇的，要退也得由媳妇去退。”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健明才说：“听说美国那边冬天下大雪，零下二三十度呢，你可要多穿点。”

阿芬说自己从来没见过雪。健明把她抱得更紧了，说来年和你一块去美国看雪。

一个多星期后，阿芬一家五口落地洛杉矶，一点儿都不冷。零下二三十度的那是纽约，洛杉矶从来不下雪。

二

阿芬一家被前来迎接的姨妈接到家里，她松了一口气。来之前，她读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本书，很怕一下飞机就像书里那样，被亲戚拉到阴暗残破的地下室去。

姨妈开的是一辆旧旧的六人座本田商务车，在中国一般很少有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开这样的车。姨妈说，在美国开大车方便，接送人、托运货物都能用得上。能自己搬运的东西就自己运，能自己干的活就自己干，租车请人都贵得吓死人，来久了你们就明白了，处处都需要省钱的。” 

姨妈一家移民到美国快十年了，每逢她回福建小县城探亲，亲朋好友都围拢来问她，是不是在美国发财了？是不是开小车住大洋房了？姨妈大多笑而不语。 

她们家住的是独栋平房，外观看上去很老旧，内部没有装修，屋里只有普通实用的必备家具。姨妈和姨父住一间主卧，他们的大儿子住一间小卧室，小儿子刚结婚搬出去住了。姨妈把阿芬爸妈安排在以前小儿子住的那间卧室，阿芬和弟弟妹妹们睡在客厅。弟弟睡沙发，阿芬和妹妹一人一张折叠单人床。

第二天，姨妈带他们一家去感受圣诞节气氛。大商场热闹温馨，拉着彩旗，挂着彩灯，聒噪的圣诞乐循环往复地提醒着人们给亲友们购买礼物。商场中央划出一块区域，一位扮成圣诞老人的大叔坐在长椅上，和排队的孩子们合影留念，脚下堆满用泡沫塑料制成的假雪。 

作者图 | 洛杉矶2017圣诞街景

在姨妈家客厅里一翻身就会咯吱作响的简陋小床上，阿芬还没有调整好时差。圣诞夜里，她辗转反侧，就像商场里没有真正的圣诞老人一样，在美国也没有一张舒适温暖的床。礼物，更是没有的。

时差还没倒好，家人们已把谈论的话题集中在了找工作这件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上，就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说的“美国不养人”。

姨妈带他们全家去找中介帮忙。中介所位于丁胖子广场附近一栋低矮破旧的写字楼底层，很小的一间办公室，里外都是人。八九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溜椅子上，五六个坐在门口台阶上，还有几个蹲在门边。 

阿芬看看那些人，他们大多四五十岁，灰头土脸，眼神空乏，不像受过高等教育的模样。中介所里就一个工作人员，看着像老板娘，拿着一部手机和一部座机疯狂地接打电话，语速快得像机关枪。

“杂工对吗？有没有年龄限制？什么时候要？”那女人把话筒从嘴边移开，朝等待的人群大喊：“中餐馆，杂工，1200，包吃包住，45岁以下的有没有？”

人群中有三四个人举起手来，起身快步朝那女人围过去。

跟这些人比起来，阿芬的条件绰绰有余。她趁那女人接打电话的空隙，主动起身自荐：“我24岁，大学本科毕业，学工商管理的，做过…” 

老板娘用余光扫了她一眼，让她找个地方等着。

等了整整一天，那女人始终在竭力喊叫着：“保姆有没有？月嫂有没有？厨师三年经验的有吗？司机呢…”

三 

阿芬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这只是临时的，没有一家女主人愿意请一个24岁的女人来家里当住家保姆。当老板娘喊出“每周工作3天，一天50块，5-6个小时，要女的有没有”时，一个响应都没有。

阿芬举手走上前去。她说，举手的那一瞬间，自己内心的某种坚持垮塌了，默认自己和在这找工作的人们没什么区别。

为了做这份工，她交给老板娘50美金作为中介费。姨妈接送她上下班，也得付10美金。

她的雇主周姐比她大十岁，她家房子比姨妈家的宽敞气派多了。第一次到周姐家时，打扮得美美的周姐客气地安抚她说，知道工资不高，但工作很轻松，只需要在没大人在家的时候，照看下九岁的孩子和两个“小宝贝儿”——两条上蹿下跳的雪纳瑞。

去了没几次，周姐叫阿芬连时间开始不固定了。说好的每周哪几天去，周姐却会临时通知她不用来了，或是火急火燎地催着她去。

“有次周姐催得急，没好气地说：‘知道洛杉矶工作不好找么？’”时至今日，阿芬对我说起来还有些恼火。 

很久后，她才明白，周姐要急着出门就必须把她叫来，因为在美国不允许把这么小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这样的话，她就得全天待命了。

渐渐地，周姐精明算计的一面也暴露出来。除了让阿芬打扫家里卫生和清理院子，还让她干其他活。超市里手工水饺卖得贵，就买了饺子皮和肉馅让阿芬包，包完把大双开冰箱的冰冻层塞得满满当当。给两只雪纳瑞洗澡、吹毛、剪指甲的活，也落在阿芬身上。 

当时，在阿芬的一家人里，阿芬妈妈的收入最高，她当住家保姆，一个月有1500美金。她爸爸在餐厅做杂工，平均一个月被辞退一到两次，老板总是在找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代替他，加上不懂维权，语言不通，阿芬的爸爸精神抑郁了一段时间，一度很后悔带家人来到美国。阿芬的妹妹和她一样，也在打零工，弟弟则被安排进了高中。 

姨妈家也不是白住的，阿芬一家每个月要交大几百美金的房租、水电费和耗材公摊费。说起这些，阿芬没有抱怨，反而很感谢姨妈一家：“我们一家五口，这个收费标准真不算高了。”

第一年在海外过春节，阿芬一家就随便吃了顿饭，没有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没有小长假，也没有亲友来回串门。只有华人超市里播放的新年喜乐，提醒着春节到了。

一次晚饭，阿芬不自觉地谈起美国的种种不好以及洛杉矶的破烂，还不如福州，好想回国。性子耿直的姨妈不以为然地提高了音量：“谁刚来美国不是这样的，人人都坚持的下来，怎么你就不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段日子，阿芬常常用这句话宽慰自己。

健明当初的圣诞礼物被她藏在一只装满衣服的旅行箱深处，在姨妈家的那段日子里，她一次也没有拿出来过，渐渐地，给健明打电话的次数也不那么频繁了。 

阿芬走后几个月里，健明的哥们儿劝他死心："早跟你说了，人家在洛杉矶，你在漳州，该断的心思就断了吧。” 

健明只是埋头干活，把一箱箱水果搬起,，然后整齐地码放进货车厢里。

四 

初来美国，阿芬睡不好觉，精神日渐萎靡。姨妈的大儿子，也就是阿芬的表哥，时常说她边打零工边上学，还有些奔头，光打零工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阿芬向他寻求建议，表哥说，只有去上学才能从社会最底层往上爬，至少得先学会英文，否则在美国相当于瞎子和哑巴。

姨妈也表示支持，带着她和妹妹去社区学校报了免费ESL课程。社区学校的老师试图说服她俩学完英文课后继续学习正规课程。可哪怕只是社区学校，每年也要一万多美金的学费。这让阿芬望而却步了。 

最终，她决定寻求爸妈的支持，共同资助妹妹读书。“我那时都25岁了，学什么都晚了，阿妹才21岁，不能像我这个没用的姐姐一样干一辈子体力活。” 

出国后从没掉过眼泪的阿妹抱着姐姐痛哭了一场，她们的爸妈也含泪默许了。

在姨妈家的客厅里睡了半年多，阿芬终于告别了那张吱吱呀呀的弹簧单人床，告别了夜里摸黑去上厕所的日子，和家人搬进了新家。搬家时，姨妈的那辆旧本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新家不大，阿芬只能和妹妹睡一个房间，三个卧室的房子的租金对于一家五口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阿芬早已不做零工，而是在餐馆打工，从杂工、油锅、帮炒到企台都做过，梦想着将来开一家自己的店。 

第二年的圣诞很快到来。阿芬给健明寄去了一双漂亮的球鞋，在一张卡片上写着：“下一个圣诞节，穿着它来美国和我结婚吧。”

健明收到球鞋后，却没有对哥儿们炫耀，而是把鞋盒盖上塞到床底下，直到盖子上积满一层灰。 

2003年底，健明以阿芬未婚夫的身份，穿着两年前的新鞋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他们在教堂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健明提起要买个金镯子凑一对，阿芬告诉他：“不用了，你来了我们就是一对了。”

阿妹则从社区学校结业后，转到大学读书，毕业后留在华盛顿州，嫁给了一名药剂师。

五 

健明来美国后也在餐馆打工，先后打了十多年工。

2005年，他们迎来大女儿Lisa，2009年，又有了小儿子Jacky。 

儿女的出生，在为幸福生活添砖加瓦的同时，也增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父母有他们的生活，不能常来帮忙看孩子，阿芬也有了当年周姐的难题——孩子离不了大人。

阿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有那么几年里，一家几口就靠健明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计。从2000年来美国直到2015年，阿芬和健明才盘下一家中式快餐店，实现了梦想。 

开店后，阿芬成了全职太太。她听说我是熟人介绍、来采访她时，先是一口拒绝了：“我没时间。早上6点就要起床弄早餐，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回来买买菜收拾收拾，就要做午饭了。把小孩接回来，吃完午饭，再送去after school。做完晚饭又把他们接回来吃。有时带他们去上跆拳道课，还要盯着他们写作业，帮小的那个洗澡，你说我怎么会有时间？” 

我问周末呢。她说：“周末更不行了。店离家远，我老公平时住员工宿舍的，周五晚上我要带两个孩子去找他，星期天晚上才回来。一个星期，我们家就团聚这么一次。”

我努力了很久才采完这个故事。她几次向我哭诉，钱难挣。半年前，离店几个街口外新开了家同类型的餐厅，和他们一样，也主打陈皮鸡、蒙古牛肉等菜色，店里生意每况愈下。 

他们的快餐店在洛杉矶棕榈泉附近的老墨区，在那片区域居住的墨西哥人和黑人居多，治安状况也不好。夫妻俩选择这里的原因无非是这家店转让费最低，租金也低。

作者图 | 遭遇打砸的阿芬夫妻餐馆

三个星期前，他们的店被人砸了。那天，快餐店的落地玻璃窗被人砸开了一个大洞，店里的收银机、部分电脑连同墙上的摄像头，都被人搬走了。 

阿芬站在一旁直掉眼泪。健明伸出手轻轻地帮她擦去脸上的泪痕：“别着急，我会叫人修好的，很快。” 

阿芬的落泪一半也是因为前晚受的委屈。前晚，两个墨西哥人快打烊时才进店里，两人要了三份餐。各吃完一份后。大个子把阿芬叫过去，要求把第三份退了。小个子却说，不退，他可以吃完。 

不料，等小个子把餐盘吃得一干二净后，又把阿芬叫去退钱。阿芬没忍住，和他们吵了起来。健明哥怕阿芬受欺负，赶忙同意退钱。

望着一片狼籍的店铺，阿芬止不住啜泣：“也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 

健明温柔地安抚她：“别想太多，该来的总会来。”

上周五，临近圣诞，我再去阿芬家的店里，她正在和丈夫商量，今年是不是该往墙上贴圣诞老人了，再把去年那棵圣诞树拖出来摆在柜台旁边。

她对我解释说，这么多年，家里从没买过圣诞树呢。Lisa大了，懂事，从没提过。Jacky从前年就抱怨说同学家里都有圣诞树，就我们家没有。

一旁的健明不置可否：“今年买一个也行，不过圣诞树华而不实，不如把钱花在更有意义的事上。”

夫妻双双把头转向正在店里的小餐桌上做作业的儿女，阿芬想当场做了什么决定，对健明说：“要不我们全家人去看雪吧，大熊湖，大熊湖那边下雪！这辈子我们谁都没见过下雪！”

阿芬拍摄的大熊湖雪景

健明看看孩子们，又看看阿芬。提到雪，她脸庞上挂着孩子般的稚气。 

“好，圣诞节我们全家去看雪！” 

几天后，她给我传来了几张大熊湖的街景和雪地的照片，很美。

 *这是《加州迷梦·中国人在加州》的第六个故事，未完待续。

-END-

作者 张火麟，真故人气作者，现居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