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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张宏杰:曾国藩幕府中的好学生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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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0 08:5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宏杰:曾国藩幕府中的好学生李鸿章 

 2017-09-20 张宏杰 大家


| 张宏杰




咸丰八年底,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师生相见,分外喜悦。

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就发现这里很特殊。虽然在安徽期间,他也数度侧身高官幕府,但曾国藩幕府的作风完全不同。其特殊处不止在于其大,更在于它很像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幕主与下属关系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私塾中老师对待学生一样。

曾国藩常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之时,在茶余饭后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经常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李鸿章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那副老师形象:“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打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长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曾国藩画像


关于李鸿章入曾幕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说:

文正每曰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谂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天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尚,只有一个诚字。意思是批评李鸿章“不诚”。李鸿章从此日日早起。

晚年李鸿章更亲口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起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瞳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可见确有其事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多。他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又一帆风顺,因此待人接物,经常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播弄之。”到了曾国藩幕府后,他自恃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不自觉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

薛福成说:

(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

这段记载失实之处甚多。李鸿章素来得到曾国藩重视,并不需要好朋友陈鼐为之说情。但是薛福成是久侍曾国藩的弟子,这段记载应该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这段记载从侧面反映出曾国藩对李鸿章性格的了解。曾国藩认为,若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须再经一番磨炼,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折他的锐气。

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有不少“雄谋善辩”之士,如左宗棠、李元度等,口才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就经常有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第下天一流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士”的风采。比如咸丰九年八月初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让他听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

至于曾氏本人,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方宗诚在《柏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

公每日清晨辄起,食后行三千步。步毕乃治公犊。少奏疏批牍书札,皆手自为之,事毕则与幕友围棋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棋毕即读书两卷或三卷。有客至,随时召见。午后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为常,虽佳节时令无稍变也。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从一个生活散漫、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荃公“每日盥毕,据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笃老未尝或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

可以说对曾国藩的模仿真是从形似到神似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比如李鸿章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他自称:“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并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他每遇一事决疑不下,不仅向部下个别征求意见,通过还会令幕僚各为一文,各抒己见,以供参阅。

吴汝纶说:“吾壮时佐曾文正幕……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人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1]

一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而几十几百个大脑集中到一起,情况就不一样了[2]。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巨大,集中了半壁江山的才智之士[3]他一生做出的众多决策,有很多都是幕僚贡献的智慧。

在曾国藩的幕僚之中,李鸿章作用最大。曾国藩为人持重儒缓,遇事犹豫再三,做出一个判断要花很长时间,而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关键的所在。因此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

咸丰十年(1860),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沿江西上,展开第二次西征,“合取湖北”,兵锋直指武汉。曾国藩虽然明知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制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但是因为武汉的位置实在太重要,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五月初十上午,他和名将李续宜“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二时之久”,讨论思考了四个小时,没有结论。

下午,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荃数言而决”。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不撤安庆之围。于是他当天致信胡林翼:“定为安庆、桐城两军皆不撤动,青草塥希庵(即李续宜)军亦暂不动。”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在曾国藩遇到的另一次重大危机,北援事件中,李鸿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法联军不断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三千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4]

接到命令后,曾国藩陷入了巨大烦恼之中。

为什么呢?

第一,现在正在围攻安庆的紧要关头,要是调劲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镇压太平天国的功业将功亏一篑。

第二,即使他听从皇帝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此时,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来只有议和一途。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5]

第三,他不愿意将湘军猛将鲍超交到满族将领胜保手中,这很可能导致这支劲旅有去无回,从此列入他人帐下。

但是,君父处于急难当中,“勤王”一事关乎人臣之大节,不可讨价还价,曾国藩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纯,不敢计也。”[6]如果不去,可能留下终身骂名。

曾国藩遂召集文武僚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各立一议。大多数人主张“入卫”,但是李鸿章独持异议,认为入卫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六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 [7]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鸿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用“”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

曾国藩对这一见解非常佩服,遂决定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他八月二十五日接到上谕,九月初六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达到京城。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中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选一人带兵进京。

当时奏折一次往返,需要二三十天,李鸿章预计在二三十天内,大局已定。果然,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不久在恭亲王的主持下和议达成,联军退回天津。十月初四,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曾国藩不必北上。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非常高明。

因此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渐渐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之首。

注:
[1]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转引自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5页。

[2] 曾国藩又是一个善于虚已待人,主动吸收别人智慧的人。所以在很多他不太懂的问题上,比如如何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幕僚的意见和影响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派遣留美学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同李鸿章等人协商之后决定的。

[3] 容闳《西学东渐记》其尝见曾国藩幕府中之盛况云:“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李鸿章曾赋诗云:“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

[4]《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87年,第1239页。

[5]《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3页。

[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3-584页。

[7] 柴小梵著:《梵天庐丛录 (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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