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一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让人忘记了教育的初心

源济

徐平：一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让人忘记了教育的初心 

原创 2017-09-14 徐平 大家

文 | 徐平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新学期开始了，第33个教师节随之到来。秋天是思念老师的季节，关于老师的话题又热了起来，调侃的依然不少，但比过去真诚了许多。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有老师像修路工一样，默默铺路。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高歌猛进时，是否还想得起在每一段人生路上为你修路的人？

高中时曾在养路段打过一个暑假的工。那时的公路是土石路，要不断地垫土、洒水、清扫，还要冒着飞石的危险，迅速解决小泥石流塌方的威胁。如果认真，工作强度可谓没完没了，如果不认真，也可以马马虎虎。我最怕跟着佘班长干活，他话不多，干活麻利，自己从不停息，也不容别人偷懒，烈日下风雨中始终如一。每天只能挣6角的工钱，要劳动到傍晚，我们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收工。一路上佘班长都会清理公路，哪怕是路上的一块小石子，他也会走过去将其踢下路基。

驶过我们修过的路，许多司机会鸣笛致意，一些司机会加速前行，一些司机全然没有感觉。特别是傍晚收工时，路过的车大多会主动停车，捎我们早些回家，也有司机忙着赶路，甚至车厢空着也对我们的搭车置之不理，这让我非常愤怒。一次泥石流堵断了公路，汽车排着队在泥水中挣扎，佘班长忙得顾不上我们这些小临时工，我们就柱着铁锹看热闹，不帮忙也不借铁锹，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收工的时候，佘班长推着胶轮车，一路走一路与我们聊天。他没有批评人，也没有讲修路的意义，只是说人要做好自己的事，要体谅别人的难处。夕阳下佘班长黝黑的脸，反射着红光，挺拔的身躯透着职业的尊严，成为我记忆永恒的瞬间。以后走过每一条路，我都知道修路人是用心还是没用心，也反省自己是否做好了自己的事，是否学会了体谅别人。

老师就如修路工，看护着人生的每一段行程，每一程都很重要。三岁上幼儿园的时候，记忆是模糊的，幼儿园的老师很难被人记住。我依稀记得幼儿园的陈老师，在奎星阁的古院里带着我们丢手绢，那时一位老师带着一堆学龄前儿童。儿子才离开幼儿园几年，便记不起自己老师的名字，也不认得那时的同学，他们一个班有几位老师，一级就好几个班，而且不断轮换，记不住情有可原。中国人常说，三岁看老，就像儿子幼儿园的大柏杨树，关键是根要扎得牢。儿子幼儿园毕业后，有一次正好在餐馆碰到他的老师，我立即帮忙买了单，真诚地对她们表示感谢。

上小学是系统掌握知识的开始，最重要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我的小学老师，记住的都是严格的老师。闵老师认真，她会反复纠正错误；任老师严厉，上课时会一直盯着你看，直到停止小动作；彭老师爱才，对学习好的孩子呵护有加；祁老师刻板，我都光荣考上大学了，她还当众指出我某字少一横，仍旧不给面子；曾校长忙碌，短发圆脸的她总是走路带风。我真诚地感谢他们，即使是在“读书无用论”流行的年代，他们依然坚守着阵地，努力教书育人。两棵大树，四间平房，我的小学校原是文庙，庙堂虽已破败，文脉依然传承。

中学是一个人奠定知识基础、确定人生方向最重要的阶段，对学生一生的前途特别重要。前段时间，在中学同学群里，发现有董老师的女儿，急忙打听老师的情况，才得知董老师已经去世多年，心里非常难过。董老师穿着随意，生活也很随性，抽烟喝酒，经常端着一个大瓷杯，夹着课本，歪着身子走进课堂，他上课时唾沫乱飞，时常表扬学生，大大激发起我们对语文课的信心。从县中下放到我们乡镇中学的黄老师，不改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灌输给学生，让我们突然发现一直害怕的物理课，原来是这么有趣。

和他一样被下放的一批大学生老师，如梁老师端庄秀丽，讲课不急不慢；詹老师行为古怪，时常骑自行车操场绕圈；叶老师讲课时喜玩弄假牙，让人总担心会卡住他的喉咙；教地理的陈老师，居然相信我从小说上看来的消息，在课堂上宣布喜马拉雅山发现恐龙，后来我看到封面标明的科幻两字，心里很是不安，老师却宽容一笑。这些老师让我懂得坚守、信任、宽容、表扬，成为我当老师时的行为准则。每一位学生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你用心铺路，他们就会走好。

也有的老师让人一生无法忘记。乡镇中学的孩子普遍数学不好，我被抽起来答题本已心惊肉跳，老师嘲笑说答案等于“徐老二”，他喜欢当场羞辱学生，让我们更怕数学课。好不容易有堂音乐课，唱歌深情时不觉带出了啊音，音乐老师立即暴跳如雷，你啊什么？啊什么！让我至今不喜欢唱歌，从此灭了唱歌的兴致。英语老师刚进修回来，他努力教会我们26个字母，全部用汉字标音，到大学我只好选择学日语，也为弄清楚《地道战》电影里鬼子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时代给我们的局限，也成为我一生的局限。

我一直在想，老师，你多重要啊，特别是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你有意无意中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走向和行程，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职业！前段时间在飞机上，正好与一位遵义的中学老师坐在一起，她带领全家老小到北京旅游，说起来日子过得不错，但她很有些自卑自嘲，我说同为老师，你比我重要。

大学我是误打误撞走进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历史系。1952年的院系调整，让这里云集了原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一批著名学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名人让历史系很有学术底气，号称实力仅次于北大、师大之后的“民老三”。

我进大学的1979年，正值中国拨乱反正的转型期，十年动乱让许多学者含冤抱屈，我们不断懵懂地到八宝山公墓参加追悼会。我的大学老师多是他们的学生辈，也有一些工农兵大学生，那时能够评上一个讲师，就是高职称了，有一位讲师授课，也足以让学生激动一阵。好在历史系学术传承没有中断，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史系列讲授，古汉语、写作、职官志、版本学、目录学等课程齐全，考古课是到实地挖周墓，再加上一个多月的毕业调查实习，给我们打下扎实的学科基础，使得历史系培养的学生，一直口碑不错。大学阶段，最重要就是人生素质养成，为进一步发展奠基立根。

我的硕士研究生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依托的是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这是五十年代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分出的，学术传承上同根同脉，老师们都彼此熟悉。导师罗致平是老一代学者，导师卢勋则是第二代学者，两代学者联合培养，那时的研究生可是宝贝，那枚橘红色的校徽引人注目，走路都挺着胸膛。

我们在研究生院上综合课，在研究所上专业课，骑车游走于刚刚打通的北三环路。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草创之初，搬了好几次家，管理上比较宽松，学习上靠导师指导。罗先生学养深厚，但年事已高，强调多看书，卢先生精力旺盛，强调多做调查研究。硕士研究生阶段，一是学习和研究要结合，二是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看你的领悟能力和勤奋程度。罗致平先生后来回南方颐养，去世时我未能送行，一直遗憾在心。卢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专程前往抬棺，也算尽了份弟子心。

1987年我幸运地考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费孝通先生念博士。如果说大学本科阶段培养的是素质，硕士阶段则偏重能力培训，博士阶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给学生境界。既是做学问的境界，更是做人的境界。费先生培养学生，强调是师带徒的关系，方式是跟着走跟着学，他让我们跟着他参加学术活动，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上课方式多采用“席名纳”，即师生围绕一个主题讨论，这是当年他在英国念博士时导师马凌诺斯基的做法，马凌诺斯基每星期五的“今日人类学”，在浓烈的烟雾中激发学生的灵感。

比之做学问，费先生强调最多是做人，他说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的一生“死”过三次，但从未放弃乐观和坚强，始终秉持从实求知的研究态度，立足于经世致用、志在富民的学术理念。他给我最大的影响一个是担当和责任，他的研究于国于民有用，于学术有意义；二是大局观，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和处理问题，才能把握时代的潮流；三是乐观向上精神，永远矢志不移，不为浮云遮望眼。他九十岁生日时，我专门请人做了一幅他的铜板画，并题诗一首：“九十一少年，笑谈人世间，力耕为富民，大同是心愿”。这是我对费孝通人生的理解。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田野调查

我从2001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2003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算起来也是有几十号弟子的老教师，但教育问题和老师角色变化也让我时常困惑。今天人们对中国的教育批评不少，可能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完成人的社会化，这不仅是让社会新成员掌握知识和技能，更是让他们学习社会规则，完成社会整合，培养合格新成员，从而完成社会的新陈代谢或代际更替。我们曾经清楚地表明教育就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那时的教育方式可能有过问题，但教育方针是明确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方式越来越精细，教育规模也越来越庞大，但教育方向似乎有些犯迷糊，产生一些手段高于目标的颠倒性混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激发了社会发展活力，也带来效率优先的功利化取向，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失衡现象。受社会普遍功利化和浮躁化的影响，人们容易把教育只看作走向成功的手段，而成功又被简化为升官发财，甚至回归粗浅层面的欲望满足。家长也把教育看作竞争的工具，一句蛊惑人心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谁家都怕输，起跑线甚至一直推到胎教阶段，从幼儿园择校开始，上好小学、上好中学、然后是考一个好大学，最后去欧美留学，而且最好是留在发达国家工作生活，于是许多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自己的孩子变成了别人的孩子。

“苦学生、苦老师、苦家长”的三苦教育，不断加码，让孩子们在身心成长的岁月变成苦读苦学，不仅让他们失去了学习的快乐，也丧失了学习的本来意义，甚至失去了童年的乐趣。一位才上小学的孩子，看到树下悠闲下棋的老人，也闹着要退休。苦完小学，再苦中学，考上大学则变成“耍大学”，大学生放纵自己流放青春，已经不是新鲜事，本该发光的岁月，却多在蹉跎中度过。有的人直到毕业时才想起就业难，于是为了找工作、落户口再考研究生，真正为学业为兴趣为志向的考生现在少了许多。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曾经说过一段震撼人心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之所以说是震撼，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共同的感觉和忧虑，而且在反腐败斗争中确实出现一批有才无德、有文凭无文化的年轻贪官。

我们是如何将一代人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能根子上是教书不育人。当年我考入仰望已久的北京大学，说实话首先被北大某些学生的自私自利行为所震惊，继而为北大“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所感动，接着为北大满大街越来越多的考研、出国、租房、约友、旅游、做生意的小广告所担忧。关键是社会的整体格局是做大了，还是做小了。

在一个格局变小的时代，老师自然不好当。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受业解惑三者并重，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教育传统，而且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列动作，是让人有大格局和大作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平面化、碎片化时代，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增强，是无法抗拒的时代变化，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中也容易让我们变得短视而功利。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早就提出了警告并指明了方向。要想让社会格局做大，传道受业解惑之人，格局自然要大。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中国人把培养老师的学校叫师范，就包含着社会的期望，也是要求教师率先垂范。

这个教师节过得很忙碌，心情也很复杂。学生学员发来的祝福短信、微信，回复得手软。也是在这一天，得知一位大学老师的噩耗，立即去他家慰问。在北京求学的十多年里，经历了许多的老师，他们都是我敬爱的人。但交往最多就是这位老师，他在边疆工作了十多年，夫妻长期分居，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调回北京，给我们讲授藏族史。他们一家人先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筒子楼，到九十年代才分到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二居室，水泥地老家俱，简朴而温馨。比之受业来，这位老师更多是解惑，每当我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静静地倾听，力所能及地给予指导和帮助。退休时夫妻俩人一是副教授，一是讲师，但从无抱怨，仍旧每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摘录史料，坚持完成了藏族历史资料的汇编。他生病住院以来，我好几次要去医院探望，家属都说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人生的暮色，甚至去世后也不愿惊动他人。他们一生只有默默奉献，没有自怨自艾，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师道的力量。

教师节，总想起家乡那座文庙大殿，那是我小学和中学老师们的办公室，是我从小就敬畏的地方。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老师一路陪同，他们默默地为一茬又一荐的年轻人铺路送行。当我们长大之后，他们就老了，就像夏天绚丽的花，变成秋天沉甸甸的果实，然后在冬日里凋零，化作春泥培殖新的生命。古老文庙那股看似消失了却还真实存在的香火，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传递。“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当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教书育人的职责不会改变，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脉，也会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

（本文原标题：《秋天，关于老师的思念》）

【作者简介】 

徐平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