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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在最后一刻,汉武帝扭转了自己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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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3 07:28 AM |显示全部楼层








张明扬:在最后一刻,汉武帝扭转了自己的历史评价 

 2017-09-13 张明扬 大家


| 张明扬


征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

在与匈奴进行了四十三年的战争之后,汉武帝终于痛苦的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无力再战。

汉帝国此时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作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但无论如何,正是在司马光的笔下,汉武帝才被加倍赋予了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对此,史学界直至近年来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指出,司马光刻意强化汉武帝晚年改过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为了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唱对台戏,隐隐有讽喻赵宋天子“改过”,早日与变法切割的意思。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更是认为,轮台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轮台诏也不意味着武帝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

或许可以这么说,汉武帝直至去世(前87年,轮台诏之后两年),也不会真正对一生的“赫赫武功”有所追悔,他悔悟的只是非原则性的细节,比如发动战争的节奏没有把控好罢了。

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烽火连天,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基本和周边打了个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汉武帝和乾隆是定义今日中国疆域最重要的两位皇帝,前者如范文澜所说“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后者则有收官意义。



汉武帝无疑是热爱战争的。置于古代的历史情境,如果不是持如司马光那样偏执的和平观的话,汉武帝的战争本身,无论是从道义上而言,还是从政治需要而言,用负面意义过强的“穷兵黩武”来定义可能是附加了过多的现代人情感。

但是,我还是想把“穷兵黩武”送给汉武帝,战争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整个统治时代几乎一直贯穿着战争却是难以辩护的。汉武帝和秦始皇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非常不擅于自我节制,无视国力民力的极限,任由开边欲望无穷蔓延。

汉武帝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不把国家打到崩溃边缘,不把民力使用到极限,不把战争打到四面开花难以为继,他是不会停下征伐脚步的。

就汉匈战争而言,虽然全过程汉武帝都是在“以本伤人”,享受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的胜利,但其间的确是有见好就收的时间窗口的。元狩四年(前119),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漠北战役中,匈奴主力实际上已经被卫青霍去病重创,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汉高祖“白登之围”的百年耻辱连本带利地报了,匈奴再也已无法构成对汉帝国的军事威胁。

汉武帝如果在此时结束战争,不纠结于他真实历史中追求对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就等于提前轮台诏了整整三十年,汉帝国有这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又何至于出现汉武帝后期的“海内虚耗”,“有亡秦之迹”。

如此,汉武帝的历史评价也不至于那么充满纠结,在暴君与“汉武大帝”两个极端间摇摆。

甚至汉武帝的直系子孙都心情复杂的审视着这位“大帝”。武帝去世后没几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就试图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宣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前72)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大汉朝廷又一次发生了分裂,大臣夏侯胜激烈攻击了武帝,“人民相食”,“无德泽于民”,宣帝大怒将夏侯胜下狱,但之后又特赦出狱;汉哀帝时,朝臣甚至因为武帝过失太大,建议其庙“宜毁”,尽管最后保住了宗庙,但汉哀帝甚至一度持中立立场。


茂陵


汉武帝曾有一段针对匈奴、无比鸡血的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道一味强横,不知道见好就收。在这一点上,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子孙——光武帝刘秀。

公元45年,西域诸国主动上书要求“内附”,希望东汉政权能够出兵西域,否则他们就只能被迫投靠匈奴了。谁料刘秀对开疆拓土大好良机不为所动,明确拒绝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战争年代的刘秀是亲冒矢石的马上天子,论打仗比汉武帝更有发言权,但统一天下之后,那个昆阳之战中的军事冒险家迅速投身反战主义阵营,“未尝复言军旅”,还发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和平宣言。

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中写到,“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在悬崖边缘,汉武帝为汉帝国,也为他自己,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窗口。

【作者简介】 

张明扬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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